吴钩携《唐宋之变》对话仇春霞：解码唐宋婚姻里的时代之变

近日，在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历史作家吴钩携新作《唐宋之变：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渊源》举行新书首发分享活动，并与《千面宋人》作者仇春霞展开对谈。两位嘉宾以唐宋婚姻制度中彩礼与嫁妆的变化为切口，从“陪门财”到“奁产清单”，讨论女性财产权、社会流动与文明形态的历史转型，呈现出“唐宋之变”在日常生活层面的生动映射。

聘礼常被认为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而嫁妆并非法律所必需。早期社会里，无论聘礼还是嫁妆，更多是一种礼仪表达，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财产转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婚姻逐渐染上“财”的色彩，聘礼被称为“聘财”，嫁妆也被明确为“奁产”，成为家庭资产重新分配的重要方式。其中，“陪门财”主要盛行于讲究门第的时代，指低门第家庭在婚姻中向高门第家庭送纳的变相财礼；而宋代出现的“奁产清单”，则是在婚帖中详细列明嫁妆内容，用以确认女性婚前财产的归属。

吴钩指出，同样是“财婚”，唐人与宋人的重心却明显不同。唐代仍是门阀社会，婚姻深度服务于身份结构，财婚主要体现为重聘财，“陪门财”本质上是门第等级的延续；而到宋代，随着贵族政治瓦解、科举制度的普及以及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人们开始更加重视嫁妆，女性所携带的奁产被视为独立财产，并受到法律承认与保护。

这一变化，与宋代广为人知的“榜下捉婿”现象密切相关。科举出身的寒门士人，通过考试跻身上升通道，而富裕商人和城市富民，则通过为女儿准备丰厚嫁妆，在新科进士放榜后“捉婿联姻”，实现阶层跃迁。在这一过程中，嫁妆不只是家庭财富的体现，更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工具，也使女性所携带的奁产在婚姻中获得前所未有的现实意义。

从女性财产权的角度看，吴钩认为，宋代是一段极具突破性的历史时期。尽管以现代眼光来看，宋代女性的继承比例仍不平等，但在男权—宗法社会中，宋代立法承认“女合得男之半”，并在司法实践中保护女性财产权，已属难得突破。婚帖中对嫁妆名目的反复列写，正是将其作为女性婚前财产的明确凭证，一旦发生归宗或改嫁，权属一目了然。

仇春霞则提到南宋士大夫喻良能的成长经历，其母亲以嫁妆供其读书，甚至在家境困顿时剪发售卖以维持学业，凸显了嫁妆在家庭教育与子女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她还指出，嫁妆并不只包括金银不动产，藏书、金石古玩同样是重要组成部分。北宋中期，宋绶的外公杨徽之是一位藏书家，宋绶的母亲嫁到宋家后，那批藏书对宋家人培养子孙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文人士大夫来说，也许藏书是比金银珠宝和不动产更有价值的。

通过苏轼、苏辙家族的婚姻选择，以及蔡襄与富裕商贾家庭联姻的案例，仇春霞进一步分析了商人阶层崛起对宋代婚姻结构的影响。商人通过丰厚嫁妆试图突破门第壁垒，而部分士大夫仍坚持门当户对、拒绝以财换婚，展现出宋代社会流动与价值观念并存的复杂面貌。

在总结中，吴钩指出，从嫁妆与聘财的变迁轨迹出发，可以清晰看到女性社会地位的历史走向：从唐入宋，女性的法律地位与社会地位是逐渐提高的；而自宋入元、明清，女性地位才呈现下降趋势。《唐宋之变》正是通过这些看似细微的制度与生活细节，揭示中国社会从身份依附走向契约秩序、从等级固化走向流动社会的深层转型。

嫁妆清单、彩礼之变，见证的不只是一场婚姻，更是一个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结构的转型。本次新书首发活动不仅让读者得以“看见”女性地位转变，也展示了吴钩新作《唐宋之变》如何以贴近生活的历史切口，重新理解中国文明走向近代的内在逻辑。

作者：汤圆/文 秦念/摄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