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甲午

拙作《从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后时刻》于2015年出版，距今整整十年。承蒙读者不弃，现在仍时有访求，作为作者，我深感荣幸；岳麓书社认为此书仍有价值，推出“增补版”，我更要表示感谢。

旧作新出，往往有所增补，十年之后，增补更多。主要增补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武器堪称良好的中国陆军在甲午战争中为何一触即溃，甚至组织不起一场像样的战役？大众观念中的甲午战争几乎就是“甲午海战”，这固然与电影《甲午风云》大有关系，但此电影之所以选“海战”而不取“陆战”，盖因北洋水师虽然全军覆没，但毕竟还是打了一场悲壮惨烈、可歌可泣的战争。相形之下，清军陆军将士虽然奋勇抵抗，但整体而言溃不成军。根本原因在于，清军仍是传统型军队，而不是现代型军队。

其实，早在甲午战争前十年，中国驻日公使徐承祖工作卓有成效，获取了日本最高层的绝密情报。日本最高层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进行评估，以此为基础的战略方针发生严重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经过中法战争失败后，中国一定会振衰起弊，改革军队，因此应在中国“强军”之前尽快侵占朝鲜，并认为当时即使与中国发生冲突，日本也胜券在握。另一种观点以伊藤博文为代表，他认为日本此时国力不足，不能轻举妄动，并断定中国不会变革强军。得此重要情报，徐承祖立即向国内报告。此情报经军机处、李鸿章、醇亲王转呈慈禧，但未起任何作用。事实证明，伊藤博文对清王朝一定会因循苟安的判断完全准确。从1886年到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这八年中日本加速发展，而大清王朝依然在“睡觉”。“睡觉”的根本原因在于，清王朝将传统武器和军队体制符号化、神圣化。从情报获取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对日情报工作；从情报研判来说，这是一次失败的对日情报工作。

“后起之秀”的德国此时尚不是一个世界性大国，却积极介入甲午战争之后的远东事务，从参与“三国干涉还辽”到占领胶州湾，直接引发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积极介入远东事务，根源在于年轻气盛的威廉二世认为德国已是世界性强国，执意要挑战当时的世界“老大”—— 英国，坚决要以“世界政策”取代俾斯麦的“大陆政策”。俾斯麦是德国统一、强大的“首功老臣”，他认为德国虽已强大，但仍不具备向英国挑战的实力，重点仍是欧洲大陆。威廉二世认为俾斯麦保守老朽，于1890年将俾斯麦解职。此时，俾斯麦对于德国积极介入远东事务深感不安，虽已“被”告老还乡，但仍通过媒体公开反对侵占胶州湾。1898年3月，德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四个月后，俾斯麦于7月30日忧心忡忡地离世。

当然，俾斯麦反对侵占胶州湾，并非出于反侵略、反殖民的“正义”，而是出于冷冰冰的理性判断。他认为德国此举必然激化与英国的矛盾，而且，以德国的实力不足以维持在远东的殖民地，一旦与某国发生战争，这些殖民地将很快被敌国夺取。十几年后“一战”爆发，青岛于1914年果然被敌国日本攻陷，证实了俾斯麦的预言。姜，还是老的辣。了解威廉二世的野心，了解俾斯麦的思路，对近代世界的理解将会更加深刻。

无独有偶，堪与威廉二世“媲美”的，唯有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他们还真是表兄弟，威廉二世的母亲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嫡长女，尼古拉二世的母亲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媳。尼古拉二世也是年轻气盛，野心勃勃，一心要把包括中国东北和朝鲜在内的远东纳入俄国的势力范围，全然不顾必然与甲午战后同样野心勃勃的远东新霸主日本发生激烈冲突。

上有所好，下就不乏投其所好者。无人会想到，一个名叫别佐勃拉佐夫的退役骑兵上尉，竟然在把俄国推入巨大灾难的日俄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沙皇政府内以财政大臣维特伯爵为首的有识者，意识到了这种政策的危险性，但沙皇为排除阻力，将维特伯爵解职了。为了更好地贯彻自己的意图，沙皇竟将远东事务从外交部剥离。远东素有“亚洲的火药桶”之称，此间国际关系高度敏感、复杂。俄国的远东政策，竟然被一个丝毫不懂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只知道一味“激进”的退役上尉步步主导，而专业外交官反被摒除在外，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整个国家步入深渊。

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被“投闲置散”，开始了为期190天、行程9万里的欧美之行。这次“西游”主要是“礼节性访问”，礼节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他访美期间正是美国排斥华工浪潮高涨之际。李鸿章总是从自由市场，世界市场，劳动力自由流动，商品的流动、垄断、价格，市场的行政干预等方面反驳美方的观点。他依据的基本概念与基本理论框架都来自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今日称之为“古典经济学”，当时却是最“现代”的经济学理论。而且他断言，今后中国将成为世界工厂。凡此种种，颇出人意料。

原本寂寂无闻的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之后却突然崛起，通过练新军，掌握了帝国最精锐的部队，因此在险恶的政治风波中成为各方争取、争夺的对象。1895—1900年，政坛波诡云谲，一些反对慈禧“懿旨”的大臣和一些赞成慈禧“懿旨”的大臣先后被杀或被“赐死”，袁世凯却通权达变，连升数级，实现了“惊人的跳跃”，最终成为清王朝最后时刻位高权重的大员。

清王朝的最后时刻，袁世凯大权在握，“南北和谈”主要看袁世凯的态度。立宪派张謇以华盛顿为例，激励袁成为中国的华盛顿；革命派黄兴也劝袁成为中国的华盛顿；甚至袁的心腹也密电袁赞成共和，要他成为中国的华盛顿。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镇压“二次革命”，破坏约法，也要搬出华盛顿为自己寻找合法性。华盛顿一时有取代尧舜成为中国“合法性”符号之势。但将华盛顿纳入中国政治的合法性话语，将其符号化嵌入中国政治道统，殊非易事，最终失败。

从全球化视角来看，甲午战争与现代世界的形成关系重大，但这一点被长期忽视。

甲午战争使日本不仅想成为东亚强国，而且想一跃成为太平洋强国，居然企图染指美国想要吞并的夏威夷。日本染指夏威夷，美国绝不能容忍，于是也派出舰队，与日本在海上对峙。日本自知实力远不如美国，悄然撤回军舰。40余年后的珍珠港事件，与甲午战争还有着某种历史渊源。

甲午战争直接导致日俄战争，日俄战争直接导致俄国1905年革命。列宁说：“没有1905年的‘总演习’，就不可能有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这是俄国1905年革命的意义，而俄国1905年革命，明显与甲午战争有直接的历史渊源。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具体的前因后果自然不同，但都是地区均势被打破的结果，因此给人意味深长的警示。在“炮舰时代”，既有均势被打破，往往通过暴力重新塑造。但均衡总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几十年或上百年，某个地区内国家间的实力总会发生此消彼长、此强彼弱的变化，难道只能通过一次次战争来重新洗牌？如果这样，人类将永远无法摆脱战争。战争结束，战胜者如何处理战争遗留问题，如何真正“善后”，而不是埋下另一次战争的伏线，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在21世纪，人类应当认识到，地区均衡格局被打破时，应当以和平的方式重组，绝不能重蹈覆辙。

2025年8月于北京

作者：雷颐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