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拓展和深化上海城市史研究的力作

在近代中国的众多城市中，上海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和独特性。它是近代中国发展最快，同时也是最大和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是近代中国的经济中心；现代工商业、现代航运业最早在这里起步，并得以迅速发展，上海也因此成为近代中国最先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城市。

与这些变化同步，近代上海的人口迅速增长，并形成多元的中西混杂的移民社会和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可以说，近代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城市。正因如此，近代上海也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研究的重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不断推出关于近代上海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或为关于近代上海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性研究，或为关于近代上海某一时段、某一方面的专题性研究。前者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如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15卷），后者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包括魏斐德著《上海警察，1927—1937》《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红星照耀上海城：1942—1952》、裴宜理著《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韩起澜著《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纱厂女工，1919—1949》《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梁元生著《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以及熊月之主编《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等等。这些成果推动了上海史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上海史研究已没有再继续拓展和深化的空间，淇斌博士关于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研究就是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进行开拓和创新的一部力作。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下文简称“上海工部局”或“工部局”）是上海公共租界的决策执行机构，其职能相当于一个市政府，正式设立于1854年，终止于1943年，存在近90年。这个机构历来被研究者看作是上海租界“国中之国”地位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象征。事实上，自设立时起，主要的相关各方都不承认上海工部局的“合法”地位。中国政府对其成立的依据《土地章程》（1854年修订）未进行正式批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也对上海工部局所自称的“自治”地位不予认可。然而，这些似乎并未对其存在和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随着上海公共租界经济上的持续繁荣，工部局也由起初的一个比较简易的市政管理组织发展成为一个规模颇为庞大的类似市政府的机构。至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工部局拥有14人组成的工部局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拥有财务处、警务处、工务处、火政处、卫生处等１０余个执行机构。工部局每年财政收入达2100多万（元），管理着120余万人口的租界。可以说，不管各方对其持何种态度，上海工部局依旧我行我素，野蛮生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颇为奇异、令人费解的现象。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连同列强在中国所设租界问题，上海工部局就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也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事实上，自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之后，特别是1925年五卅运动后，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之时，列强在中国所设租界的“合法性”问题就不断被质疑。尤其是上海公共租界，它是近代中国最大、最繁荣，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外国租界，但是其体制却与英、法、美等列强在华所设其他租界有明显不同：一是列强共管；二是具备高度自治性和独立性。那么，这样一个奇特的机构是怎样形成、演变的？它与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的发展、现代工商业的繁荣，具有怎样的关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受上海公共租界当局之托，南非法官费唐曾经就上海公共租界的历史、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最终形成了卷帙浩繁的“费唐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费唐对作为公共租界决策执行机构的工部局的形成、演变有所关注。这是目前所见关于近代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比较专门的研究。此后，学界关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各类专题性研究中，对工部局往往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是将工部局作为一个权力机构，考察其形成机制和具体运作模式的研究，目前学界还未见到有分量的成果。淇斌博士的这部著作，堪称是填补学界研究空白之作，不但可以丰富和深化学界对近代中国租界的研究，同时有助于人们了解近代上海独特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对于理解近代上海城市的独特性有所启发。

除了选题具有挑战性，并且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之外，淇斌博士的这部著作还具有许多亮点，比如具备较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清晰的思路。同时，本书史料翔实、丰富，运用得当，分析细腻，体现了作者良好的学养和扎实的学术功力。

（文章作者：王敏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作者：王敏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