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历史的真相往往埋藏在时光的尘埃之下，等待被唤醒。
东京审判作为二战后对日本战争罪行最具权威的法律定谳，承载着人类对正义的追寻与对历史的敬畏。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段关乎民族尊严的历史，却因史料散佚、研究薄弱而渐趋模糊，亲历者的个体记忆也多被人遗忘。
所幸，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向隆万、法官梅汝璈子女梅小璈与梅小侃等人，并未遗忘父辈的荣光。他们的努力，不仅促成《东京审判亲历记》与《东京审判征战记》的问世，更推动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对“东京审判出版工程”的项目进程。
这段从个体叙事到国家记忆的升华，不仅是对历史空白的填补，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人文对话，让后世得以聆听那段峥嵘岁月的深沉回响。
《东京审判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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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者：梅汝璈 著；梅汝璈，梅小侃 整理
出版时间：2016年07月
《东京审判征战记：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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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作者：向隆万
出版时间：2019年01月
2006年之前，向隆万对父亲在东京审判中的事迹知之甚少。他比父亲小49岁，成年时父亲已步入暮年，很少谈及往事。2006年，向隆万参加一场关于东京审判的活动，才痛感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无知——彼时父亲已去世近20年。
连参与东京审判的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之子，都不熟悉这段历史，普通中国人对它的认知程度更是可想而知。
出于使命感，也为弥补遗憾，向隆万暗下决心，要不遗余力地挖掘、书写出父亲的这段经历。
对65岁的向隆万而言，这绝非易事。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向隆万
毋庸置疑，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开庭到判决历时两年半之久，总计开庭818次，庭审记录近50000页，判决书长达1200页，堪称史无前例。但受多种因素影响，国内关于东京审判的资料一直较为匮乏。
2006年和2007年，向隆万先后获得几次前往美国的机会。行程之外的时间，他大多花在了搜集资料上。
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向隆万多方打听，得知美国关于东京审判的资料，主要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
“住在新泽西的时候，每天早上，朋友开车将我送到火车站，我坐火车到曼哈顿，再坐地铁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图书馆找资料，一待就是一天。”向隆万回忆道。
就这样，在朋友的帮助下，向隆万多次往返中美两国，终于将父亲在法庭中的10次讲话稿全部复印下来，并翻拍了不少珍贵资料与照片。
回国后，向隆万将父亲的讲话稿翻译成中文，结合母亲的回忆录和部分媒体报道，编写成《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
这本书出版后，向隆万松了口气。他本以为总算对父亲、也是对自己有了交代，但出乎意料的是，他的个人之举，竟无意中成为一个重大出版工程的催化剂。
西方对东京审判与纽伦堡审判的研究早已成果丰硕，而中国作为东京审判的重要参与方，国内关于该审判的一手资料都极为有限，学术研究更无从谈起。
《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的出版，如石块砸入平静的水面，激起千层浪花，引发学术界与出版界的广泛关注，甚至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逐渐意识到，对东京审判的研究不仅是历史命题，还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关乎历史话语权的构建。
“东京审判是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最具权威的法律定谳，也是战后中日关系‘以史为鉴’框架的重要基石。”崔霞说。
除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社长，崔霞还有另一个身份。
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同年，该中心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携手启动“东京审判出版工程”，并获国家基金支持，崔霞正是该项目组的主要负责人。
崔霞记得，“直到2011年，我们仍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国内关于东京审判的基础文献严重匮乏，学术研究非常薄弱”。而在充足的资金、人力和坚定信念的支撑下，这一困境很快得到扭转。
分散在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机构关于东京审判的资料，在专业团队的努力下，跨越山海进入国人视野。
十余年来，“东京审判出版工程”从一个抢救史料的出版计划，成长为重塑东亚战争记忆、赓续民族精神的重大项目，先后整理、翻译、出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英文版及中英日文索引与附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日文版及中英日文索引与附录）等300余卷东京审判的核心史料，并建成“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配套出版相关领域国内外优秀学术专著和通俗读本30余种。（关于该出版项目，更多内容详见百道网专稿《以史铸魂，向世界发声——“东京审判出版工程”的学术长征与国际回响》。）
在这些浩如烟海的著作中，有两本书以亲历者视角，将读者带回20世纪40年代的东京，一睹中国法官与中国检察官团队的风采。
向哲濬
东京审判结束后，中国法官梅汝璈回到国内。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开始计划撰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详细论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并记录自己在审判中的所见所闻。遗憾的是，梅汝璈未能完成这本著作，他在东京审判期间写下的日记也遗失了绝大部分。1973年梅汝璈去世后，这段原本早该呈现在国人面前的历史被暂时尘封。
梅汝璈的子女梅小璈与梅小侃，每次读到父亲的日记时，总会感慨万千——为父亲的忧愤而忧愤，也为父亲的骄傲而骄傲。
“我爸去世的时候，我们还很年轻，就知道一点大概。我特别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没有更多地了解东京审判，也没怎么问过他，他在家也不太会说。我常常扼腕叹息。”梅小侃对百道网记者坦言。
梅小侃
1988年，梅汝璈撰写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前四章内容首次出版，2005年又推出新版。2013年，在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梅小璈与梅小侃再次整理梅汝璈生前文稿和日记，出版了《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2016年，在《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一书的基础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东京审判亲历记》。
《东京审判亲历记》讲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设立、对日本战犯的认定与逮捕、起诉和审讯程序，以及梅汝璈的部分日记。虽未涵盖东京审判的全过程，但梅汝璈亲历者视角下的记录，仍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个体记忆的叙事更容易引发共鸣，中国法官在国际舞台上的魅力跃然纸上。
那么，中国检察官团队在东京审判中又付出了哪些努力？
2010年出版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虽对此有所提及，但该书更侧重学术价值。中国检察官团队的精彩表现，并未完全呈现出来。
2018年，恰逢东京审判结束70周年，向隆万在社会各界的鼓励下，开始筹备撰写《东京审判征战记》。
向隆万为自己立下三大原则：“一是要有充分的信息量，不能大而化之，不能使用愤青式语言；二是论出有据，不能想当然，不能以讹传讹，更不能戏说；三是兼顾史料的严肃性和行文的可读性。”
与编写《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相比，这一次向隆万的感受截然不同。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以及国家基金的鼎力相助，让资料的搜集、整理、翻译等流程变得更专业与高效。
很快，2019年初，《东京审判征战记》顺利出版。该书讲述了中国检察官团队的组建、确定战犯名单及罪名、搜集证据、庭审过程等内容，道出了诸多鲜为人知的真相。
梅汝璈
《东京审判征战记》与《东京审判亲历记》堪称姊妹篇，均以个体记忆视角，分别从中国法官、中国检察官团队的经历出发，展现东京审判的艰辛历程，个人心绪与家国情怀尽显其中。
例如，《东京审判亲历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庭审开始前数日，法官之间出现分歧：法官坐席的次序应当如何安排？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共有11名，分别来自11个国家。庭长试图将英、美法官安排在自己左右两侧，中国法官则排在后面。然而，日本在签署受降书时，中国是第二个受降国，仅在美国之后，这是对中国在抗日战争巨大牺牲与贡献的认可。当庭长提出他的主张时，梅汝璈固然不认可，他幽默地反驳道：“我们不妨找一个体重测量器来，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来安排席次，体重者居中，体轻者居旁。”
直到开庭前一日，法官席次仍然没有确定。“预演”开始前，庭长仍然将英、美法官安置在身旁，梅汝璈愤慨地说道：“我不能接受这种安排，并不宜参加今天的预演仪式。”最终，在梅汝璈的多次抗议下，庭长只好按照受降签字国的顺序，为各国法官安排席次。
时隔近八十年，梅汝璈法官维护国家荣誉的傲骨与坚持，依旧令人动容。
以向哲濬为首的中国检察官团队排除万难，收集证据以及在法庭上的发言，同样令人赞叹。东京审判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细节并不广为人知，《东京审判征战记》中，讲述了一件令向哲濬意难平的事。
在认定日本战犯时，所有检察官都绕不开一个问题：是否应当起诉裕仁天皇？
有人认为，天皇只是一个象征，并无实权，不应接受审判；但无数证据表明，天皇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强烈要求审判裕仁天皇。为此，向哲濬曾两次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季南提出，应当审判天皇。
结果如何呢？向哲濬是这样回忆的：“季南同意我提出的日本天皇应负侵略战争责任的看法，但坚决不同意对裕仁进行审判。其主要理由是如果审判天皇，在日本人民中一定引起纷扰，引起反抗，因而对盟军统治日本造成很大的困难。”
最终，受美国操作等因素影响，裕仁天皇逃过审判，但中国检察官团队为追求正义做出的努力，并不能因此而被埋没，他们以微薄之力捍卫正义的赤诚，亦当名留青史。
相较于学术著作，《东京审判亲历记》与《东京审判征战记》的故事性更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严谨性会大打折扣，相反，两本书的叙述均以客观真实的史料与细节为根基。
据向隆万回忆，2006年他看过一个影片，其中有个情节描述的是梅汝璈与向哲濬私下讨论案情。梅小侃在面对外界采访时，也常听到此类误解。
关于这个问题，《东京审判亲历记》与《东京审判征战记》均有提及，通过相互印证还原了事实的真相。
初到东京时，梅汝璈与向哲濬偶有联络，但随着开庭之日日益临近，两人不得不开始保持距离。这是因为在司法程序中，法官与检察官各司其职，法官需要保持中立，检察官与辩方地位平等，为确保审判客观，法官与检察官必须相互独立。
作为一名法官，梅汝璈表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而作为一名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他同样会生出复杂情绪。《东京审判亲历记》中记录了一个细节：眼见向哲濬陷于搜集证据、翻译人手不够的困境，梅汝璈虽心急如焚，却只能在日记中默默写下“我很同情”四个字。
《东京审判征战记》中讲述的一件事，同样印证了两人未曾私下沟通案情：判决宣布前，向哲濬向国内发函，预测“可能处死之被告有十四五名之多”，但最终被判决处以绞刑的日本战犯只有七名，身为法官的梅汝璈早已知晓结果。由此可见，即使到了案件的最后阶段，二人也并未私下通气。
这样的相互印证在两本书中并不少见。比如，在收集南京大屠杀和日本“731部队”暴行的证据时，中国检察官团队付出的巨大努力，梅汝璈同样看在眼里。
至于东京审判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东京审判亲历记》与《东京审判征战记》又承载了什么，向隆万与梅小侃也有自己的答案。
“侵略者造成那么多人死亡，给世界带来那么大的伤痛，但最后占上风的还是理性，用法治的原则处理战后的事，我觉得这是人类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梅小侃说。
“东京审判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案例，尤其是在法制建设上，客观的程序与理性的声音很重要，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更多人，尤其是年轻读者，带来一些新的认识与思考。”向隆万说。
正如这两本书都引用梅汝璈先生的一句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铭记历史，铭记历史中发光的个体，以及萦绕在他们身上的家国情怀，是一个永不过时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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