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古籍整理、数字化与传播的创新之路 ——对《四时纂要新校》融合出版的思考

中国古代农业典籍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农耕智慧与技术结晶，其整理研究工作对于传承中华优秀农耕文明、服务当代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四时纂要新校》这一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为切入点，从编辑出版的专业视角，简要分析中国古代农业典籍整理研究的几个问题、古籍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应用以及农业古籍普及传播创新的几点想法。通过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经验与心得，探索新时代农业古籍整理工作的创新路径与发展方向，为深度整理研究古代科技典籍提供实践参考。

一、专业深耕与方法创新：农业典籍整理研究出版

农业古籍整理研究是一项需要深厚学术功底和专业技术的系统性工程。作为《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中“中国科技典籍选刊”丛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时纂要新校》的整理工作体现了当前科技典籍整理的系统性特点。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深切体会到农业古籍整理的特殊性、复杂性和学术价值。

农业古籍整理要重视版本源流考证的严谨性。《四时纂要》作为唐末或五代时期韩鄂撰的重要农书，其版本流传情况复杂，文本内容经历了历代增补修订。整理工作首先面临的挑战是底本选择问题。与《齐民要术》相比，《四时纂要》增加了大量医药内容，并引用了《山居要术》等文献，但具体引文范围难以精确界定。整理者董晨在整理过程中，以缪启愉先生校释为基础，结合韩国近年新发现的癸未字本《四时纂要》，遵循两本的字形面貌，尽可能充分地保留版本信息，供学界使用。

农业古籍整理需要科学设计体例。农业古籍的核心是农事内容，必须采取精校的方式，对农时安排、耕作技术、作物栽培等农学核心内容进行重点校勘。而对名物制度，也需要加以重视，增加详细注释，特别是涉及已失传的农具、作物品种等，通过考古发现与文献互证进行考释。宕开一笔，名物制度对兼顾学术性和普及性，十分重要，能够满足多元读者的需求。这些体例设计等需要在古籍整理出版物的整理说明（或凡例等）中予以交代。《四时纂要新校》在其整理说明中，除了对作者、成书时间、版本流传加以论述外，特别重视《四时纂要》中的农业技术方面阐释和评价等，又与农业相关的数术知识作为丰富的资料相结合，把后者的独特文化价值表达了出来。

农业古籍整理需要跨学科的协作。以农业古籍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典籍的整理研究，需要农学、科技史相关专业的学者，也需要具备文献学学术背景的学者。学者个体兼具多种专业要求的能力需要非常强，才能把古籍整理研究出版工作做得更好。实际情况是，目前国内科技典籍整理者的队伍规模十分有限，加之涉及到的科技古籍又多种多样，如此从事某一科技专业古籍的学者更是少之又少。因而，采用多学科会诊方式，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农学史研究者共同参与，而非简单依赖版本异同做判断，亦不能仅仅依赖单个学者的热情和努力。跨学科协作模式，能够确保如农业技术（另外，包括数学、矿冶、天文学等相关科技典籍）记载的准确解读，科技典籍的整理深度和水平能够得到大幅提升。与之相关，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则需要懂文献学和农学史等相关专业领域的编辑参与。

二、技术赋能：古籍数字化实践思考

从传统互联网技术，到移动互联网技术，到人工智能数字化技术，这些都为古籍整理研究出版带来了革命性变革。我国科技典籍资源丰富，涉及专业广泛，尤其在农业、数学典籍领域，数字人文技术的应用可以极大提升了整理效率与知识挖掘深度。

目前，许多研究机构或互联网企业正在对古籍整理工作投入较大人力、物力、财力，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效果。内蒙古师范大学董杰团队近期发布了全球首个以数学经典《九章算术》为蓝本构建的智能对话系统——“大哉言数·九章智能体”。该系统将为全球学者与求知者提供智能的古代数学学习与研究平台。九章智能体构建了领域知识库与领域知识图谱的协同增强机制，能够精准理解和处理古代数学文献中的复杂概念和算法，还能为现代用户的学习和研究需求提供专业支持引导。这种将中国数学典籍整理研究范式与现代AI技术融合的路径，可以为中国籍科技典籍整理提供十分有价值的参考方案。

另外，“识典古籍”平台的人机交互校对功能，由专业编辑完成关键异文的校勘，通过开展“我用AI校古籍”活动开放给高校学生参与校对。专业学者和古籍整理研究爱好者对此产生了非常大的热情。古籍整理研究、普及热度陡升。

优秀者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式。就《四时纂要新校》相关的农业古籍数字化而言，我们可以将以《四时纂要》为基础建立大模块的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例如，建立《四时纂要》异文数据库，根据董晨博士的新校成果，对不同版本的《四时纂要》差异标注，进而转化为结构化数据，通过关键词检索可瞬间呈现某一农事条目在不同版本中的演变轨迹。再如，开发古籍农业术语校验插件、农时物候对照系统等，将典籍中记载的72候物候现象与现代气象数据或研究关联，生成可视化对比图表，直观展现千年气候变迁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气候变化与农业相关度极高，我社曾经出版施雅风院士《气候变化西北、华北水资源的影响》。图书资源可以转化为数字资源与农业古籍整理出版深度融合。又如，山东是古代农业、农学、农书的重要高地，以《四时纂要》《齐民要术》《王祯农书》等构建古今农事技术关联图谱，以 “稻作栽培”“蚕桑养殖” 等主题为节点，链接《氾胜之书》《农桑辑要》《农政全书》等相关农业典籍的记载，形成立体知识网络，可视化呈现技术演变脉络。

三、活化与表达：农业古籍普及传播

古籍整理成果的价值实现，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层面，更在于推动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从出版的角度而言，农业古籍的普及和传播，可以有些新思路，而不是仅仅依赖传统出版形式、传统出版的发行模式。

有人言，技术是手段，内容是王道。内容的确重要，但只有真正适合新技术、传播新形势的内容才能够有机会被呈现和传播。农业古籍要想更具传播力，必须针对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开发多层次文本产品，进而形成体系。读者群体不同，呈现形式不一。譬如，农业古籍的学术精校本，包含详尽校勘记与考释；普及版本则可遴选核心农事、农谚、农具等进行图文表达；摘录《四时纂要》《齐民要术》等书中节气农谚、农事，结合现代气象科学解读的农谚日历，其具备文创特点。又如，针对青少年群体，开发“跟着农书种作物”研学课程。选取农业古籍中“三月种豆”“六月种瓜” 的记载，设计校园种植实验，让学生记录作物生长周期与古籍描述的吻合度。开发“我的四时农庄”小程序，用户可以模拟古代农事管理。显然，我社《四时纂要新校》的古籍资源还欠丰富，需要继续在古典文献学专家、农史研究者和计算机专业人才以及编辑的共同努力下，丰富农业古籍的数据库。

以农学典籍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农学、医学、天文学、算学等）蕴含科技知识和科学原理。在新媒体传播方面，采用“数据可视化+故事化”表达，使原本晦涩的古籍内容，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生活体验。但也应注意农业古籍的普及需要避免复古误区，不仅要引用典籍原文，更要阐明科学依据，进而让读者理解传统做法的当代价值。 

综上所言，本文通过对《四时纂要新校》整理研究出版方面的思考，关涉农业古籍整理研究出版的数字化。面向未来，农业古籍整理研究出版需要强化多学科协作，深化智能技术的运用。农业古籍是承载中华文明基因的重要载体。作为一名编辑，既要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守护文献的真实性，又要以开放的视野推动古籍与现代技术、当代生活的对话。

作者：杨磊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