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间鸣玉”照晚明

贾飞教授所著《松间鸣玉：王世贞传》以细腻笔触勾勒出明代文坛领袖王世贞波澜壮阔的一生。作为“后七子”的核心人物，王世贞在文学复古运动中独主坛坫二十年；作为官场能吏，他在朝堂上与严嵩、张居正等权臣周旋；作为文化枢纽，他的交游网络涵盖戚继光、李时珍等各领域精英。传记以“松间鸣玉”为隐喻，既彰显其如松般坚韧的品格，亦暗示其如玉般纯粹的文心，为理解明代文化与政治提供了独特视角。

王世贞的文学实践是理解明代文学转型的关键线索。王世贞作为 “后七子” 的核心人物，与李攀龙等人积极倡导文学复古运动，认为“西京之文，东汉之诗，天地之至文也”。这种主张并非简单的模拟复古，而是试图通过追溯文体本源，重振日渐颓靡的文学风气。但随着人生阅历累积，王世贞的文学思想逐渐突破严苛的格调论。传记引用其晚年言论“文无定法，唯意所适”，展现他从“复古”到“通变”的飞跃。他提出“才生思，思生情，情生文”，将主体情性置于创作核心，这一转变为晚明袁宏道“性灵说”埋下伏笔。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打破雅俗之辨，对《金瓶梅》等通俗文学表现出浓厚兴趣，甚至被坊间传为可能的作者，这种包容性源于其“文随时变”的理念。

王世贞的仕途堪称明代官场生态的缩影。传记以“多地辗转历风霜”为题，细致描绘其从刑部主事到南京刑部尚书的宦海历程，凸显其在复杂权力格局中的挣扎与坚守。在青州任上，他整饬兵备、缉捕盗匪，展现卓越治理才能；郧阳巡抚任上，他推行军屯制度，更借地震上疏暗指张居正败坏朝纲，尽显刚正。面对严嵩的拉拢，他始终拒绝；但父亲遭难时，却为救父跪于严府门前痛哭，尽显忠孝难全的困境。与张居正的交往则更复杂：张居正想引他入阁，他以史官清议可畏为由婉拒；而张居正父丧“夺情”引发争议时，他却以吊唁表达理解，展现出“守经而达权”的处世智慧。这些经历折射出明代政治的深层弊端。传记记载他因拒绝攀附屡遭弹劾，此类事件不仅展现个人命运无常，更揭示嘉靖、万历年间党争加剧、言路混乱的现象。

王世贞的交游网络构成一张庞大的社会关系图谱，传记以此为切入点，还原出中晚明各领域精英的互动场景。在文人圈中，他与李攀龙共同奠定“后七子”纲领，与归有光虽文学主张不同却能平和论争，展现出良性的学术氛围。这种包容让他成为文坛核心，众多士大夫、山人、词客都愿依附其门下。但他的朋友圈并不局限于文人，与戚继光的往来就打破了文武隔阂。二人认同“儒将”理念，相互欣赏。除此之外，他也帮助李时珍刊刻《本草纲目》，不仅作序推荐，还促成书商出资，让这部医学巨著得以流传，尽显知识分子担当。即便是与昙阳子学道，也折射出晚明儒释道融合的思潮。他与王锡爵一同修习，既体现其精神世界的多元，也反映出宗教信仰在士大夫中的影响。这些交往已超越个人情谊，成为观察明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窗口。

王世贞的一生恰是晚明社会的镜像。他的文学探索呼应着“由雅入俗”的趋势，官场经历折射出科举制度下士人的生存困境，思想演变反映程朱理学松动后的文学取向。传记对王世贞“明代苏轼”这一评价的解析颇具深意。两人虽相隔五百年，却共享“博学多才，全面发展”的特质，传记通过这种跨时空对照，揭示出中国文人精神的传承脉络。

传记以“松间鸣玉”收束，既呼应其诗句“松间鸣玉片泉流”，亦象征其在时代风雨中保持的品格。从王世贞身上，我们既能看到明代文学的转型轨迹，也能触摸到中晚明社会的脉搏。在文化多元的今天，他兼容并蓄、守正创新的精神，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书评作者：范森屿 南通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作者：范森屿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