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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一具有厚重历史意义的时间节点，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历时十余年打造的“东京审判出版工程”愈发显出其深远的价值。该项目不仅系统整理、翻译并出版300余卷东京审判核心史料，更以数据库建设、多语种输出、国际合作等为路径，将中国学界关于东京审判的研究成果，郑重推向世界。从尘封的档案到动态的数字资源，从国内学术空白到国际学界瞩目，这项工程既是抗战精神的当代传承，也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实践。其通过扎实的文献奠基、高效的团队协作和前瞻性的数字开发，让真相跨越语言与地域，守护历史记忆、捍卫正义与和平。
“东京审判出版工程”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长期打造的重大学术出版项目，主要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即“东京审判”）为研究对象，依托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现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通过系统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核心文献与研究著译，旨在为国内外的学者和研究机构提供一个全面、准确、权威的研究平台。
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出版大型史料文献总计300余卷，先后9次获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同时，项目建设了“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配套出版了相关领域国内外优秀学术专著和通俗读本，合计30余种。日前，百道网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社长、项目组主要负责人崔霞，东京审判数据库、立体化项目负责人刘敏，深入探讨“东京审判出版工程”如何通过专业的学术出版体系，扭转了中国在国际历史话语体系中的弱势地位，让中国声音真正走进世界历史叙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次年5月，由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史称“东京审判”。这场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的审判，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共开庭818次，英文庭审记录近5万页，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东京审判不仅以法律的形式为侵略战争划上句号，奠定了战后东亚秩序的基础，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也最终赢得了历史的正义回响。
然而，在此后的漫长岁月里，由于史料散佚、文献不足，中文世界对东京审判的研究始终寥若晨星。相较于西方学界丰硕的研究成果，我们既缺乏完整的庭审译介，也缺少深度的学术对话。长达六十多年间，中国在这场历史审判中的声音与贡献，几乎被遗忘于国际叙事的边缘，那段镌刻民族苦难与尊严的记忆，也曾一度陷入尘封的危机。
“直到2011年，我们仍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国内关于东京审判的基础文献严重匮乏，学术研究非常薄弱。”崔霞认为，二战结束后，西方对纽伦堡与东京审判的研究早已著述累累，而中国却始终缺乏系统的一手史料。这一学术空白，不仅制约着研究推进，更影响着历史话语权的构建。
正如崔霞所言：“东京审判是国际社会对日本战争罪行最具权威的法律定谳，也是战后中日关系‘以史为鉴’框架的重要基石。”在历史问题仍不时牵动两国关系的今天，能否真正理解东京审判，关乎我们如何回应质疑，如何握紧历史的主动权。
崔霞
转机发生在2010年，当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引发学界关注，也受到国家层面的重视。一年后，在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基础上，出版社与该中心携手启动了“东京审判出版工程”。最初，这只是一项旨在抢救史料的出版计划，最终却成为重塑东亚战争记忆、赓续民族精神的文化工程。
此后十余年来，该项目从庭审记录、证据文献到研究专著，系统构建起东京审判的学术资源体系，成为中国在国际历史话语权争夺中一场漂亮的“学术突围”，也为弘扬抗战精神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东京审判出版工程”自2011年启动之初，虽获得国家出版基金的有力支持，却依然面临着国内史料几乎空白、研究基础极为薄弱的艰难局面。那些珍藏在海外——美国国家档案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等机构中的日文、英文原始档案，如同一片片散落的历史拼图，需借助专业的机构协助，方能跨越重洋。这一场跨越国界的史料搜集，从一开始，便注定是一段充满艰辛的学术远征。
面对多国档案、多语种版本、高度专业的法律历史术语，以及数万页亟待审校的原始文稿，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迅速组建专业团队，并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严谨的项目运行机制。
一是由社长、总编亲自挂帅，组建项目团队，做好分工协作。由于大型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的重要意义以及编纂工作难度较大，组建项目团队尤为关键，包括设立项目负责人、责任编辑及审校团队、外审专家组、装帧设计负责人、宣传负责人、印务负责人、校对负责人等专岗，责任到人。项目团队里既要有负责项目整体运作的团队管理者，也要有负责稿件质量的具有专业背景的编辑等。社领导作为第一负责人亲自挂帅避免了各部门职责推诿、执行不力等问题。
二是制定高于一般图书的编审校规则和装帧设计、印制标准。与普通书稿相比，大型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往往专业度更高、编辑审稿难度更大，面临的结项考验和舆情压力更大。除了国家规定和社里通行的编审校和设计、印制规范外，必须确立更严格的标准。“东京审判出版工程”在通行的三审三校制度之外增加编审校次和印前专家审稿环节；对于其中的翻译系列，组建专家队伍增加“译校”环节。
三是设立定期推进、协调机制。定期分层级召开审稿会议和项目推进会议，并邀请作者团队加入，确保项目质量和进度，及时解决问题。根据项目类型和轻重缓急，分频次召开小型审稿会和大型协调推进会。编辑、宣传人员和作者团队紧密合作，同频推进。
四是对于项目团队设立特殊考核机制。大型出版工程不同于一般的学术专著和市场图书，战线长、投入大、收效慢。因此，出版社专设部门，对于编辑不实施经济利润方面的考核，主要考察其社会效益方面的指标，根据出版社基金项目配套奖励办法及获奖图书奖励办法实施奖励。这对于稳定编辑队伍，实施长线规划十分必要。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交通大学还培养了一支专业的编辑队伍，在东京审判基础史料及其翻译出版方面，探索实践出一条专业化道路。
崔霞表示：“对于延续性的大型出版工程，编辑的专业性和稳定性特别重要。除了上述的考核方面的导向之外，对编辑内容专业性上培养也特别重要。出版社项目组联合作者团队，专门编制了《东京审判出版工程编著校译手册》，纵向上联通稿件‘上游’作者方和‘下游’出版方，横向上联通不同时期出版的各分册。手册涵盖编者须知、编排体例、法律术语表、主要人名汉译表、标准样稿等五大部分，既统一丛书编排格式和规则，又梳理常用和易混淆的专业知识，供索引和附录编纂者、译者、编辑校对人员共同参考。这些专用规范的编制以及实施中的不断补充完善，不仅为系列出版物的规范、统一夯实基础，提高编纂效率与准确性，更可以培养编辑队伍的专业素养，增强其深耕项目的信心。”
此外，项目从最初聚焦A级战犯审判，逐步拓展至B、C级审判，2019年推出102卷《中国对日战犯审判档案集成》，首次系统公开中国境内审判完整档案。近年来更将关注点延伸至战争遗孤、女性受害者等民生议题，2024年《日本遗孤的认同研究》正是这一转向的体现，从国家叙事走向个体命运关怀，呈现出出版工程深厚的历史穿透力和人文温度。
“东京审判出版工程”并不仅仅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学术出版长征，更是一次从纸间到“云端”的数字化突围。
“我们最初只是做史料抢救，影印出版是第一站。”刘敏表示，随着海量的英文打字机文档、油印稿件和胶卷等史料陆续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日本国立公书馆征集回国，一个问题愈发凸显：如果不对这些史料进行数字化处理与深度标引，研究者在查找时仍将如大海捞针，传播与研究效率极低。
彼时，恰逢国家层面推动文献整理与档案数字化战略，鼓励“让史料活起来、用起来”，“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的建设便也顺势启动，并于2012年成功入选原新闻出版总署改革项目库，这也标志着东京审判出版工程项目进入数字化的新阶段。然而，真正棘手的是数字化过程中的技术难题。项目团队通过中间机构购入大量原始档案与照片胶卷，然而这些文献多为油墨打印件，清晰度较低，亟需进行数字化整理。
技术团队最初尝试通过OCR（光学字符识别）技术将图像转为可检索文本，但由于原始文档多为老旧打印件，字迹模糊、版式复杂，识别错误率极高。“不得不投入大量编辑一对一人工校对，工作量远超预期。”在不具备任何参考经验的情况下，编辑与技术团队边摸索边推进，从资料入库到数据库结构设计，每一步都是“从零开始”的探索。
刘敏
2016年，基于原始文献的首个可全文检索的“东京审判文献数据库”顺利上线，其以庭审记录、证据文献为核心，初步实现全文检索与多维度浏览，解决了国内东京审判核心史料“从无到有”的问题。一经发布，便迅速进入多所“双一流”高校图书馆，并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推向海外市场。
随着2016年“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升级为“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数据库的定位也从单一审判文献，扩展至涵盖B、C级审判、国民审判等多个方向。数据库架构随之由1.0版升级至1.1版：团队将内容迁移至自主可控的技术平台，增强系统的响应性与扩展性。
而真正的蜕变将在2.0阶段实现，“总库—子库”的结构体系将打通不同审判类型之间的关联，支持跨库检索与知识关联。影像、纪录片、亲历者口述、珍贵照片等多媒体资源也将系统整合，从“文本库”走向“融合记忆库”。
与面向大众的普通图书不同，大型丛书往往承载着更为专深的知识体系，也伴随着更高的阅读门槛和制作成本。因此，它们更需要精准的传播——在专业的场域中，与真正需要它们的人相遇。而新书首发式、学术研讨会、行业展会，汇聚专业读者的理想平台。
在崔霞看来，“东京审判出版工程”多次走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具有历史重量的场所，通过专题展览和学术交流，既唤醒了社会的共同记忆，也实现了知识传播与价值回报的双重使命。除了通过常规出版座谈会宣传和专业渠道营销之外，对于“东京审判”这一涉及中华民族苦难史、抗争史的特殊主题出版工程，还应考虑如何让其从馆藏机构、研究学者走向人民大众尤其是年轻人，将品牌营销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
史料本身不应沉睡在馆中，它应当成为对话的起点，尤其与年轻一代的对话。而如何让高门槛的学术出版走入公众视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选择以多元媒介破题。
2017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东京审判巨幅油画·出版工程专题展”，通过巨幅油画还原庭审现场，以沉浸式体验帮助民众对这段历史形成更加具体鲜明的认知。当时的活动深受上海市民的欢迎。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项目团队也在探索更智能的知识服务模式。据刘敏透露，“东京审判数据库计划引入自然语言处理与知识图谱技术，将庭审记录、文献、判决书、回忆录乃至学术论著进行实体关联，构建时间线、事件链与人物关系网络，帮助研究者实现更深层次的发现。”
与此同时，团队在数字化探索方面也在尝试“破圈”。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构合作，拟建设沉浸式虚拟博物馆，还原历史场景；推出适配大中小学思政课堂的数字资源包，将专业史料转化为青少年可理解、可共鸣的内容。
“东京审判出版工程”承载了纪念历史、弘扬国际正义、发出“中国声音”的重任，其国际认知度和认可度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多年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把国际传播作为重要使命，致力于打造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桥头堡”。在这一使命驱动下，“东京审判出版工程”推出一系列厚重之作，成功输出了英、俄、韩、阿拉伯等多语种海外版本。例如，《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英文版）输出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东京审判亲历记》（俄文版）输出俄罗斯涅斯托尔历史出版社；《东京审判：为了世界和平》（韩文版、阿拉伯文版）输出韩国东国大学出版社和黎巴嫩科学出版社；《南京大屠杀——日本虚构派批判》（韩文版）输出韩国亦乐出版社。真正实现了学术成果的跨文化传播。
其中，《东京审判：中国的记忆与观点》（英文版）是上海交大社向剑桥大学出版社输出的第一本集中表达中国学者有关东京审判学术观点的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上海交大社并没有止步于版权移交，而是主动推荐既懂法律和历史、又精通中英语言的优秀译者、促成国际知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作序，展现出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远用心。
与此同时，国际书展则成为另一个讲述真相的现场。崔霞表示，除选题版权输出外，在国际推广层面，“东京审判出版工程”依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同盟国联合审判的历史背景，在美、英、法等国际书展平台开展宣传，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2014年3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及其索引、附录83卷本在法国巴黎举办了全球首发，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法国最大华文网站第一时间报道。同年10月，“东京审判：被忘却的纽伦堡”国际研讨会作为中国展团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在法兰克福书展隆重举办。《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德文版作者、德国逃亡-驱逐-和解基金会主任曼弗莱德•基特尔，中文版译者吕澍发表演讲。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20余家重要媒体进行了深入报道。202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日本虚构派批判》的英文、日文、俄文版将在法兰克福书展首发。这意味着中国学界针对日本右翼歪曲历史的行为，已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回应。
2025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将再次见证新作的诞生——《南京大屠杀：日本虚构派批判》英、日、俄文版即将首发。这不再只是书籍的推广，更是一次正义的回声、一种学术的抗争，代表中国学界以坚实的研究和坚定的姿态，回应历史修正主义。
这些海外推广活动深融当地，不仅扩大了“中国声音”的影响力，还促进了东京审判系列丛书中的原创作品多语种输出海外。未来，“东京审判出版工程”将继续深化研究、拓展国际合作、推动学术“走出去”，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抗战历史，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也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使命。
从纸质出版到数字数据库，从学术研究到大众传播，从国内推广到国际发声，如今，“东京审判出版工程”用十余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场跨越八十年的回望，它不仅是对东京审判历史的系统复原，更是中华民族历史认知走向成熟的重要见证，亦是抗战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弘扬。
正如中国法官梅汝璈在东京审判席上所言：“我不是一个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历史必须被铭记，精神必须被传承，和平必须被捍卫。然而，这段历史重构的征程依旧任重而道远，仍有众多散落全球的一手文献有待进一步发掘、深入的研究和出版支持。当更多的学术机构、社会力量和国际同仁加入这一意义深远的出版事业，共同助力史料抢救、数据库建设与跨学科研究，那些未被记录的历史终将浮出水面，沉默的真相也终将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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