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董友忱（国际孟加拉学研究会会长、《泰戈尔作品全集》主编兼主译）
2024年是印度诗哲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历史性首次访华（1924年）100周年。百年前的那次访华，是中印现代文化交流的重要起点和里程碑，其深远影响至今犹存、为人津津乐道。值此之际，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力作《泰戈尔第一次访华纪实》，深度解析这段尘封岁月的历史细节及其在文明互鉴中的永恒价值。日前，百道网专访了该书作者、国际孟加拉学研究会会长、《泰戈尔作品全集》主编兼主译董友忱教授。
董友忱教授早年负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专攻孟加拉语言文学，毕生心血倾注于泰戈尔作品的翻译与研究，译著等身，是该领域的权威学者。专访中，董友忱教授深情回溯了与泰戈尔结缘的学术历程，阐明了在百年节点著书纪念的深层考量。他尤为着重剖析了新书的三大核心价值：以严谨的编年体例，真实还原泰戈尔1924年横跨中国七大城市的完整行程、演讲内容、文化交流活动乃至遭遇的争议风波；珍贵附录泰戈尔在华重要演讲的英文原文，为研究者提供一手史料；并对泰戈尔访华在中印友好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直面并批驳了当时及后世加诸其身的误解与不实之词。
此外，董友忱教授还就泰戈尔作为“东方诗哲”的思想精髓、其文明对话理念对当今世界的启示等维度，分享了深邃见解。以下为访谈实录：
《泰戈尔第一次访华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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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董友忱 著
出版时间：2024年12月
百道网：您最早接触泰戈尔和他的作品是什么时候？着手编写这部《泰戈尔第一次访华纪实》是基于哪些机缘和考虑？
董友忱：我初中的时候一次偶然机会阅读了《新月集》，泰戈尔这部诗集引起了我的兴趣，诗歌中的意境美和清新的诗风深深地吸引着我，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泰戈尔的作品。高中毕业后，我考取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留苏预备部，专修俄语一年，然后国家派我前往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学习孟加拉语言文学。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对泰戈尔有了更多了解，知道他的名字叫“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是他家族的姓氏。在列宁格勒大学读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开始阅读泰戈尔的孟加拉原文作品。在阅读长篇小说《沉船》的时候我深受感动，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来，我就从这时候起开始爱上了泰戈尔。
毕业回国后，在从事俄语教学和科研之余，我继续阅读研究翻译泰戈尔，陆续翻译出版了泰戈尔的一些作品。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泰戈尔第一次访华纪实》是我于2023年初开始编写的。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研究、翻译泰戈尔，2024年4月12日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100周年，这个日子是值得纪念的。1914年4-5月间泰戈尔在中国访问七个大城市，发表过多场演讲和谈话，结识了中国很多文化界的名人雅士。这一次访问带来印度人民的友好情谊，重新打开了中印文化交往的大门，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新诗歌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此我决定，用多年的研究心得写一本比较详实的阐述泰戈尔访华的书。
百道网：您曾经翻译过《泰戈尔作品全集》，也是相关方面的研究专家，这部访华纪实作品，在对泰戈尔的研究与文化交流方面有哪些创新和亮点？
董友忱：我先后翻译出版过泰戈尔的一些作品，比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诗歌精选》（6卷本），华文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小说全译》（7卷本和16卷本），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沉船》、《泰戈尔短篇小说选》，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家庭与世界》，等等。后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主编的《泰戈尔作品全集》。为了配合这套全集的出版，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编写的泰戈尔传记——《天竺诗人泰戈尔》。
在编写这本传记的过程中，我对泰戈尔的生平做过认真的研究，其中就包括他1924年的第一次访华。
总体来说，这次编写的这本《泰戈尔第一次访华纪实》有三个特点。第一，真实还原了泰戈尔第一次访华的场景，从他出发前的准备写起，直到1924年5月30日离开上海为止，按照时间顺序，详细地描述了诗人泰戈尔在中国七个大城市的活动，包括何时在何地会见了何人，发表了什么内容的演讲或谈话，参观了什么地方，等等。第二，附录了泰戈尔发表讲演的英文原文。第三，对于泰戈尔这次访华的意义做出了公正的评价，对于当时极少shu文化人士反对泰戈尔访华的事件做出客观的分析，批驳了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
百道网：访华的内容中涉及到很多演讲等口头表达，您发现泰戈尔的英文演讲与其孟加拉语母语表达，和他的作品是否存在差异？您在翻译时，如何还原他未被西方话语转译的“东方诗哲”本意？
董友忱：泰戈尔就是孟加拉族人，是用母语孟加拉语创作的大诗人、杰出的小说家，他只有在国外访问的时候才使用英语。
泰戈尔从小就讨厌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推行的教育制度，他从童年时就不断地逃学，没有在任何一个学校拿到过毕业文凭，完全是靠刻苦自学和家教获得各方面知识的。家里给他聘请了英国人作为他的英语教师，17岁他跟随他的二哥去英国留学一年零8个月，所以他的英文很好，发音很洪亮，他的讲话很受中国青年学子的喜欢。他在家里或在孟加拉邦是不讲英语的，只讲孟加拉语，他的文学创作都是使用自己的母语——孟加拉语。
泰戈尔（左三）与胡适
百道网：面对1924年中国知识界对泰戈尔的分歧态度，您作为孟加拉学研究会会长，如何看待当时中国文艺界对他的态度？
董友忱：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几场大的讲演会场，有个别人散发反对泰戈尔的传单，这与中国社会的政治形势有关。中国文化界的极左派把泰戈尔访华政治化，他们认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北京讲学社邀请泰戈尔访问是为中国守旧的玄学势力助威障目，所以就组织个别青年学生到讲演会场去散发反对泰戈尔的传单。
在1924年5月9日星期五的讲演现场也有人散发传单，这种行为引起在场广大听众的不满，导致讲演会场的骚乱。泰戈尔当场问徐志摩怎么回事，徐志摩只好如实相告。泰戈尔听了笑着说，“好啊，有人反对我，说明他们重视我”。后来一位印度朋友得到了传单，并且将其翻译成英文，泰戈尔看了之后很是吃惊。
这份反对泰戈尔的传单中所列出的五点理由，都是强加在泰戈尔身上的不实之词，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传单的作者把一些封建社会恶俗陋习都贴上了“东方精神文明”的标签。难道东方精神文明就是内战、自私地割据、伪善、欺骗、掠夺、鄙视女性的裹足吗？难道真正属于中华文明的孝道也是罪恶吗？泰戈尔何时阻碍过受压迫阶级与民族的自觉和正义斗争？
右起：徐志摩、林徽因、泰戈尔、恩厚之、林长民、张歆海、梁思成
百道网： 您在书中还呈现了很多不为常人知的故事，比如，泰戈尔赠溥仪贝壳手镯，溥仪回赠织锦等。
董友忱：泰戈尔是光明磊落的人，他从来不为个人声誉而去躲避风险，既然退位皇帝溥仪邀请他去紫禁城皇宫见面，他不好拒绝。去别人家做客总是要带些礼物相送，可惜，他没有能力馈赠贵重的礼物，只能赠送几只象征吉祥如意的贝壳手镯。
百道网：梁启超为泰戈尔取名“竺震旦”，融合“天竺”（印度）与“震旦”（中国古称）。泰戈尔是否在后续创作中使用此名？它如何成为中印文明杂交身份的象征？
董友忱：梁启超为诗人泰戈尔赠名“竺震旦”。梁先生解释说“竺”即“天竺”，是古代中国人对印度的称谓。“震旦”是指中国，“竺震旦”的含义就是“印度和中国”，而且“震旦”两字又包含着泰戈尔孟加拉文名字“罗宾德罗”的含义。“震”字的意思为“雷”，“旦”字是日字下面加一，其形象是冉冉升起的太阳。“罗宾德罗”是孟加拉文两个字组成：罗比+因德罗（因陀罗），“罗比”的孟加拉语意是“太阳”，“因德罗”是雷神。因此“震旦”正符合诗人的名字“罗宾德罗”的含义。梁先生将“竺震旦”刻成印章并赠送给诗人泰戈尔，象征着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友谊。
泰戈尔后来虽然没有使用“竺震旦”这个名字，但是他一直怀念这件事，在临终前近5个月（1941年2月21日上午）写了一首诗：
在我出生房间的水瓶里
盛着我从各国胜地
采集来的圣水——
此情此景一直藏在我心底。
我访问过中国，
那些陌生的东道主
在我前额的吉祥痣上写下字符
“你是我们的相识。”
陌生的面纱不知不觉垂落，
心中出现了永恒之人。
出乎意料的相识，开启了欢乐的闸门。
他为我起了中国的名字，
将中国的服装披在我的身。
我内心里体会到这样的至理：
哪里有朋友哪里就会有新生，
朋友就会带来生命的奇真。
百道网：泰戈尔访华时，除翻译外，徐志摩更是以日记记录的“彻夜长谈”化解泰戈尔与反对者的冲突，书中“咖啡渍痕”等物质痕迹对理解二人关系有何独特和有趣的价值？
董友忱：泰戈尔很喜欢中国年轻的诗人徐志摩，从1924年4月12日诗人抵达上海开始，徐志摩作为英语翻译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因此他们成了忘年交。泰戈尔来北京，林徽因也参加了接待工作。有人散发反对泰戈尔的传单，他自然心里很不痛快，因此原计划在北京还有四次讲演就取消了。徐志摩心里难过，也很同情这位老人，除了安慰老人，还将自己深爱林徽因的心情告诉了诗人泰戈尔。泰戈尔也试探地问过林徽因。泰戈尔想做月下老人，但是没有做成，心里未免有点遗憾。他为此特地赠给林徽因一首短诗，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心情。
徐志摩乘坐飞机失事后，泰戈尔很难过，于是在他的国际大学校园内建起了一个茶亭，命名为“志摩茶亭”，以此纪念徐志摩。
百道网：泰戈尔在海军俱乐部批判“物质主义侵蚀文明”，当今全球陷入消费主义狂潮，这一观点对当代人的精神困境有何镜鉴？
董友忱：“文明”的概念包含多个领域，从大的方面讲，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又包括不同领域，例如，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科学技术文明等等。精神文明又涉及到政治制度、思想道德，等等。泰戈尔并不笼统地反对物质文明，他热情地赞美西方的科学技术文明，倡导人们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他只是反对只追求物质享受的所谓物质文明。泰戈尔赞美团结和谐、关爱他人、礼貌好客的东方文明，反对以强凌弱、弱肉强食的西方文明，他在晚年撰写的《文明的危机》一文，鲜明地表述了自己的文明观，犀利地批判了西方文明。1924年4月27日晚在北京金鱼胡同海军俱乐部宴会上，泰戈尔发表了即席讲话。首先，他赞美了中华文明。他说：“你们古老的文明滋养了这种心灵的沃土。它那种富于人性的不断的轻轻触摸，生气盎然地影响了一切附属于它的一切事物。假如这一文明不是特别地富有人性，假如它不是充满精神的活力，它就不会延续得如此长久。曾经有过其他文明，它们也曾产生过思想的收获，产生过理想和壮美，但是那些文明却没能坚持下来，最终变成一片荒芜。然而，你们的文明，由于其深厚的土壤，却培育出伟大的生命之树，它产生殷勤好客的树荫与果实，供远道而来的异邦游子享用。有感于此，我不能不相信，你们的文学和你们用以自我表现的其他一切艺术形式都深深浸透着这种兼收并蓄的文明精神。因为自我表现的最佳和最高形式就是社会本身，我感到我已从它的杯中饮到了甘露，我深深地陶醉了。因此，我们这些来自另一国度的人在这一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土上才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今天下午我在一张报纸上读到，你们被描绘为富于人性的人。我发现对于这一点的证明比比皆是。我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这使我感受到你们特别富有人情味。我一直在读你们的一些诗集的译文，你们文学中的品位令我着迷。它具有你们自己的特色，在我所知道的所有其他文学中，我从未见过与之相似的文学。”
接着他系统地叙述了自己童年的学习经历和文学创作，也可以说，这是他个人在文学艺术领域成长的历史。泰戈尔特别讲到，他自己诗歌创作的源泉是毗湿奴教派的抒情诗歌。这种诗歌给予了他创作灵感，让他感受到其韵律的自然、壮美。他尝试学习西方文学，企图从但丁的作品中获取养分，但是失败了，而后又学习德国文学，在一位德国女传教士的帮助下，他学会了德语，并且能够阅读，开始翻译海涅、歌德的原文作品，通读了《浮士德》。他诙谐地对中国听众说：“我很高兴听到你们说，你们之所以确信我是位诗人，是因为我有一幅灰白的美髯。不过，直到你们能从寓于我的诗歌中和我的声音里了解我，我的虚荣心才会获得满足。”
泰戈尔还认为，自己在歌曲创作方面是个革命者，并且取得了成就。最后他对中国听众说：“我毫不含糊地说，我的歌曲与那些永远开不败的花朵一起，已深深植根于我国的国土之中。而未来的人们，无论在欢乐、悲哀还是在喜庆的日子里，都必将会唱起我的那些歌曲。这也是一个革命者的劳动成果。”泰戈尔真诚地希望，听众中有人去他的国际大学学习孟加拉语，他许诺，他会尽自己的所能给予帮助的，因为他认为，只有阅读他的孟加拉原文诗歌，才能够真正体会到他诗歌的优美。
百道网：泰戈尔主张“文明共颤”而非单向输出。在民族主义抬头的今天，这种去中心化对话模式能否为人类提供新出路？
董友忱：我看到，在一些论述诗人泰戈尔的著作中写到，泰戈尔是一位民族主义者。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泰戈尔绝不是民族主义者，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从来没有为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去伤害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恰恰相反，他谴责西方侵略者为了自己国家的民族私利去剥削、掠夺其他民族。他希望，世界上所有国家各民族都应该友好相待，和睦相处，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他倡导真正的文明，主张不同文明互学互鉴，希望世界没有战争，没有杀戮，人人都能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毫无疑义，诗人泰戈尔的世界大同思想，对当今世界纷争、战乱不断的现实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百道网：泰戈尔“生如夏花，死如秋叶”的哲思曾慰藉战乱中的中国人。在当代社会普遍焦虑的背景下，这种生命观能否为普通人提供精神锚点？
董友忱：泰戈尔的英文版诗歌的两句名句收入《飞鸟集》的第82首：
Let life be beautiful like summer flowers
and death like autumn leaves.
最初为郑振铎所译，译文为：
使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白开元译为：
让生命像夏天的鲜花一样绚丽，
让死亡像秋天的树叶一样静美。
傅浩的译文为：
让生命像夏花，死亡像秋叶那样美吧！
王钦刚的新译为：
愿
生如夏花之绽放
死入秋叶之安详。
喜欢泰戈尔诗歌的中国读者几乎都能背诵郑振铎的译文。这首凝练优美短诗形象地表达了诗人泰戈尔对待生与死的态度，也是他的希冀。他希望人生能像夏花一样绚丽多彩，死亡能像秋叶一样静美安详，就是说，诗人希望天下人都能幸福美好地生活，也要乐观而安详地面对死亡。这也是诗人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生与死，就是叫我们shu立正确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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