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丨《纠缠：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考古学》出版

《纠缠：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考古学》一书开创性地对物质羁绊理论进行了全面介绍，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在探讨考古学证据如何让考古学家更清晰地理解人类的社会与技术发展过程中，引用了很多生动案例。这些案例的年代跨度很大，从人类早期历史一直绵延到当代社会，向读者证明了人与物之间的纠缠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显著特征。

本书向读者阐述了人与物之间的共同依附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无形推动力。增订版为“关系性”这个概念提供了新视角，将关系性放在依附关系的框架中进行重构，从而更好地探讨人类不平等和社会正义问题；还增加了一个全新章节来探讨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而对象引导本体论、对称性考古学与本土考古是本书关注的新焦点。

作者简介

[英]伊恩·霍德，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唐勒维家族荣休教授，现就职于土耳其科奇大学，担任考古学教授。曾于1993年至2018年长期主持土耳其恰塔霍裕克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项目。代表作包括《象征符号实践》（Symbols in Action）、《阅读过去》（Reading the Past）、《豹的故事：揭示恰塔霍裕克的秘密》（The Leopard’s Tale: Revealing the Mysteries of Çatalhöyük）、《欧洲的驯化：新石器时代社会的结 构性与偶然性》（The Domestication of Europe:Structure and Contingency in Neolithic Societies）、《考古学过程导论》（The Archaeological Process: An Introduction）和《当代考古学理论》（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

刘岩，吉林长春人，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考古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学位，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讲师。研究领域为考古学理论、新石器时代考古、社会考古、空间与景观考古。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等，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在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考古》《东南文化》《南方文物》《边疆考古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译有《北极考古与宇宙观》（合译）。

译后记

在这本著名的考古学理论著作翻译完成，即将付梓之际，再次翻开翻译手稿，不禁思绪万千。从着手本书的翻译到现在，已经过去近十年，作者、译者，相信也包括读者的生活和所思所想在这么多年中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作为一篇延续近十年的“纠缠小史”，我想在译后记里谈一下本书的翻译历程，以及自己在翻译过程中的思与获，希望能够帮助读者理解这本书的核心理念，也是为这场十年的纠缠之旅画上句点。

与《纠缠》邂逅

同《纠缠》这本书的纠缠开始于12年前的2012年。当时，这本书的第一版刚刚出版，伊恩·霍德教授受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讲学。当时我还在吉林大学读硕士，从网络上得到消息后便和几位同学一起驱车来到北京，第一次见到了霍德教授。在讲座中，霍德教授并没有给大家讲纠缠理论，而是讲了恰塔霍裕克遗址的相关研究成果。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我并没有和霍德教授有过多交流，只是在社科院考古所同霍德教授一起拍摄了一张合影。此时翻看这张合影，以纠缠的视角来看，每个人的人生轨迹都犹如纠缠的线缕一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13年秋，我有幸来到社科院考古所攻读博士学位。其间，承蒙陈星灿老师和刘莉老师关照，让我有机会来到斯坦福大学考古中心访学，学习世界前沿的考古学知识。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期间，我除了旁听刘莉老师有关中国考古学及微痕与残留物分析的课程外，还有幸旁听了霍德教授的“当代考古学理论”及“物：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考古学”等课程。这两门课程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对当代考古学最重要的理论流派及最新动向进行介绍。尤其是第二门课，在课上，霍德教授带着我们从不同的视角对考古学研究物质文化的理论方法进行了细致研读，课程主体内容便是以《纠缠》这本书的第一版为蓝本。在去斯坦福大学之前我便已读过该书的部分内容，在听课的过程中，对书的内容有了更深的理解。当时觉得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除了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之外的一个全新视角，为我们研究古代社会及其文化变化提供了一个新方法；书中对其他理论的论述也可以让我们了解当代考古学理论发展的现状。鉴于这本书的很多内容对国内考古学界来说仍比较陌生，在听过课之后，我便向霍德教授表明了将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的想法。霍德教授对此欣然同意。这样，2015年初我还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期间便开始着手《纠缠》第一版的翻译。

遗憾的是，由于博士论文写作和博士后研究等原因，翻译工作被一再搁置，进展缓慢，直至2023年年初才将第一版的译稿完成。但在联系出版社时得知，《纠缠》一书的第二版即将在2023年下半年出版。经过和出版社及作者本人商议后，决定在该书第一版译稿的基础之上，翻译出版第二版。又过了一年时间，终于在2024年年初完成了第二版的翻译修改。鉴于各种原因未让《纠缠》一书中译本及时出版，在此，对一直关心该书翻译进展的作者深表歉意。

但经历漫长的翻译周期并非全无益处。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我曾就书中很多内容向作者求教，霍德教授均对此给予耐心解答，很多解答内容被编排到了译者注部分。我在斯坦福大学求学时，还就后过程考古学及纠缠理论等问题对霍德教授进行深度访谈，并对霍德教授及其相关理论思想的文章进行了译介。在翻译期间，我完成了以后过程考古学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并应用《纠缠》一书中提到的很多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理论如惯习理论、情境分析法和现象学理论进行个案研究，对这些理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纠缠理论被各国的考古学者用来研究殖民历史、农业与景观利用及社会不平等等问题。这些研究无疑让我从实践角度更深刻地理解了纠缠理论的价值和应用策略。我也曾撰写文章积极探索该理论对中国考古学的启示，以及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应用的可能性，指出了纠缠理论在促进科技考古同社会理论的整合、田野考古的高精度发掘、从多个视角研究社会文化变化方面能够发挥巨大的优势。其中，纠缠理论对研究农业起源的重大价值已经引起了中国考古学者的注意，霍德教授在《纠缠》一书的第二版中也引用了达特茅斯学院王佳静博士解释中国南方地区稻作农业起源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水稻的驯化被看作是因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意外后果而发生（见本书第八章）。同样，针对纠缠理论在实际应用中重物质、轻观念的特点，我将纠缠理论同惯习理论、关系本体论、社会记忆理论相结合，对纠缠理论进行改造，并应用改造后的纠缠理论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社会的衰落进行解释，认为纠缠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不稳定性与矛盾性会让社会变化沿着多条潜在的路径发生。很荣幸，我在文章中对抽象观念的强调在本书中被霍德教授所采纳（见本书第七章）。可以说，本书的翻译是同译者近些年的学术探索和实践同步进行的。这些学习和探索过程无疑对保证译文的准确性大有裨益。

纠缠理论含义的简析与变化

在本书的翻译期间，霍德教授有关纠缠理论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正如本书第一章中所说，纠缠理论从提出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在2012年的第一版《纠缠》中，霍德最初将纠缠定义为人对物的依赖、物与物之间的相互依赖、物对人的依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这四类关系的总和。然而，霍德还指出，很少有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不涉及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涉及物的情况，因此，在2016年出版的纠缠理论著作中，霍德将纠缠理论定义为，积极依赖关系与消极依附关系的辩证与双重约束关系，即人依赖物，但人依赖的物反过来也依赖人并束缚人的自由活动，即人对依赖人的物具有依赖性（或物对依赖物的人具有依赖性）。此后，霍德在2018年出版的《纠缠小史： 人与物的演化》（以下简称《纠缠小史》）这本通俗性著作中，对该定义中的双重约束性进行了详细论述，并用纠缠理论解释宏观的社会演化，认为纠缠让人类社会的演化具有了一般方向性，即人在利用物解决各种事情时产生的人物、物物、物人纠缠会加深物对人的束缚，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会不断遇到新问题并借助新的物去解决，使得纠缠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复杂，新的问题、矛盾、冲突与偶发事件频发，人们会不断陷入自身活动的意外后果之中。但在霍德看来，这种辩证论的定义依然有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难界定人与物的边界，人的体内包含着各种物质、能量与信息流，而且人的身体、心智、人格等也延伸到了物质世界。对此，霍德在本书中将纠缠定义为一种隐喻，试图厘清由物质的正向流动与逆向流动构成的具有矛盾性质的混杂状态，而物（包括人、动物、事物、观念、社会组织机构等）正是在这种流动的混杂状态下生成并聚合在一起的（见本书第一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霍德受到了布鲁诺·拉图尔、蒂姆·英戈尔德、吉尔·德勒兹、亨利·柏格森、简·本内特等学者强调的，人与物之间不断运动和关联的本体论与新物质主义思想的影响，即便霍德的纠缠理论同这些学者的思想相比，更强调人与物之间具有束缚性质的依附及不对称关系。这些思想让霍德的纠缠理论完成了“由物到流”的转变，提出了“走向纠缠的弦理论”，从本体论角度指出构成世间存有的是物质、能量、信息、欲望的流动、过程和力场，而过去、现在、未来，以及时间与空间都处在不断变化、运动和生成的过程之中（见本书第十章）。由此，霍德会在书中引用“忒休斯木船悖论”及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并极力指出康德笔下的“自在之物”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由各种物质与社会力量所控制的物质流、能量流与信息流（见本书第一章）。

纠缠理论的变化还体现在其囊括的范围在学术批评与回应中不断拓展。学术界对纠缠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过于关注物质关系，而忽略人与人及抽象观念层面的关系；过于关注人对物的照管、实际功能性及物对人的束缚，而忽略或弱化了人与物之间的其他联系，如人与物的精神关系及人与物的对称关系；纠缠理论有关纠缠深度不断增加及人类无法摆脱纠缠的思想具有决定论、宿命论和保守主义等色彩；如何在研究中控制好时间尺度并对纠缠进行量化等。

针对人与人之间的抽象纠缠，霍德在2016年的著作及本书中对这一部分内容进行了扩充，尤其侧重从纠缠的角度去理解权力、不平等、贫困、情感纽带及宗教。在权力、不平等与贫困方面，霍德指出，被统治阶层受到人与物之间的纠缠及统治阶层的约束，手里的资源配置不足以让其摆脱不平等和贫困（见本书第五章）。此外，霍德还指出人与人之间还会在生与死、爱与恨、对祖先的崇拜（见本书第五章），以及在不同感官、不同领域营造相同意义与情感层面产生联系。其中，本书第七章论述了浪漫主义、法国革命、个人主义与中产阶级音乐观、钢琴技术变革、音乐与声音的情感表达等因素使得音乐、社会、身体、情感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实现了共鸣。在第七章中，霍德还指出了恰塔霍裕克遗址割人头与兽头的现象所反映出的物的功能性、不同领域的抽象观念，以及具身实践方面所具有的观念一致性： 在恰塔霍裕克，将祖先的头骨留给后人保存具有构建历史记忆、维护社会的延续性作用；同时，割头的现象在近东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还可能同某种神话相联系；在房屋的室内装饰、壁画、雕塑、陶器等背景中出现，表明割头作为一种观念广泛存在于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多个领域；不仅如此，人们在割人头和兽头，以及在给头骨、房屋墙壁与地面抹泥的这几个场景上具有身体感知上的一致性，以至于人们在经历一个场景时会想起其他场景，让头骨和抹泥这两件事物在社会中能够传递神圣性。在宗教方面，霍德从宗教解释和解决世间的苦难、灾祸等超验难题出发，指出宗教的物质性与实践性使其可以作为人们解决复杂的、难以厘清的且超越人类生命史与生命体验的纠缠关系的策略，如恰塔霍裕克遗址用野牛的神力来告慰死者；但他也指出，宗教的解决策略是暂时性的，只会让人获得片刻的宽慰，却让人长期陷入宗教涉及的物质及终极观念的支配关系中。

有关纠缠的方向性、因果决定论与普遍性问题。霍德在不同的场合用石煮法及棉花生产等例子揭示了纠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复杂，以及纠缠的复杂性、异质性让变化、矛盾和冲突得以显现，促使人们用新技术、新物质解决问题，从而进一步加剧纠缠的复杂性及对人的束缚性这一普遍过程（见本书第十章及《纠缠小史》）。但同时也指出了纠缠关系是在具体的社会与物质背景下建立的，特别强调对具体材料进行详细个案分析的重要性，同时，否认将上述一般性的纠缠过程看作是客观规律，认为纠缠关系的建立是具体背景下的理论、方法、仪器、材料证据的互动过程，离不开考古学家利用考古学知识，在一定的学术规范下对考古证据的阐释（见本书第九章）。因此，霍德强调纠缠的历史特殊性与阐释性特征。这同霍德早期的情境考古学主张是一致的。而针对引发变化的动因等问题，纠缠本身的复杂性、异构性与偶然性使得该理论反对单一的因果决定论，强调变化发生的多种路径，主张从人与物的实践关系内部去梳理变化的具体过程而不是借用抽象的、看不见的宏大叙事（如环境变化、人口压力等）去解释变化。而此时，考古学中被热烈讨论的能动性概念则被看作是由人与物之间的互动关系带来的意外后果所引发的让事情发生的能力有关能动性理论的讨论。

至于纠缠理论的宿命论、过于强调人与物之间的负面关系，霍德对此也有回应。在霍德看来，纠缠理论的确指出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必然性，如人很难脱离物的束缚，万物所经历的物理、化学与生物过程，以及人们一旦进行了农业革命走向定居生活便走向了路径依赖之路，很难回头。但同时，由于复杂之物不受人管控的野性、多重时间性，使得纠缠也会产生类似蝴蝶效应一样人们无法预测的偶然事件，如千年虫危机的爆发，史前时代纺轮、轮子的使用在数千年后引发战争、产业革命、剥削、殖民等意外后果。在霍德看来，人们一直在探索减轻纠缠的方法，如进行循环经济，试图采用本土原住民对工业景观及遗产的态度（详见《纠缠小史》）等。但同时，霍德也坦言，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可以长久摆脱纠缠的有效方法，即便某些社会短期之内试图减轻纠缠的束缚，但也都是在现有的策略基础上进行的小修小补。人们要改变一直以来沿用的依赖新物品、新技术解决问题的策略，探寻其他方案，从追溯人物纠缠关系链条中获取远见卓识，要“多一些智慧，少一些匠气”。至于构成纠缠理论核心特征的人与物之间负面的依附关系，霍德也坦言，这是纠缠理论同行动者网络理论、聚合体理论等更强调对称关系的理论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虽然批评者指出这一特征使得纠缠理论无法完全摆脱学界一直批判的现代社会以来建立的主客二元对立论，但霍德认为，这一理论也打破了现实社会中的平等主义神话，揭示出了古代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诸多不平等现象。用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的话说，“对拉图尔而言，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是可以转化的，这是因为被统治阶层可以通过切断统治阶层的网络关系而推翻现有的社会格局……对霍德而言，人与物之间的依附关系是很难改变的”。不难看出，正如很多学者所说，纠缠理论过于突显了人类社会中的消极现象，对于构建平等、和谐、积极的人类社会秩序而言未免有些悲观，或许这也是为何更多学者愿意接受第十章所列出的关系本体论思想，去关注人与物之间更积极、更丰富、更有活力、更多元的互动关系。但正如霍德在本书最后一章所说，纠缠理论旨在反映当代社会中存在的贫富差距与阶级固化现象，当下的世界远不是新物质主义者们笔下万物平等的世界，平等只是这些学者们的诉求，不平等与不公正在当下社会真实存在。这也体现了本书的现实关怀。

最后，有关纠缠的量化与界定的方法。霍德自纠缠理论提出起，就积极探寻量化方法的应用。霍德在本书第九章中论述了网络分析、多元统计分析等方法在定量纠缠分析中的应用，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案例。但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霍德在应用定量方法进行分析并表达了这种方法的广阔前景的同时，也对其保持谨慎态度，呼吁大家注意量化分析背后的阐释过程。同时也再次表明，纠缠理论的深入研究需要建立在高精度的材料及大量基础的功能分析与理化分析的基础之上。

思想史视角下的纠缠理论与霍德考古学思想的脉络

需要承认的是，翻译这样一本充满哲学、理论和思辨色彩的书的确是一项充满挑战的工作。除了要对书中提到的很多概念理论进行深入理解外，还需要在作者学术思想演变乃至整个考古学学科范式转变的背景下理解本书的内容。纵观霍德的学术经历，其考古学思想的变化同近四十年来整个考古学大趋势的变化是一致的。考古学中每一个重要的节点都可以看到霍德的身影。用霍德在采访中的话说，“我不喜欢在思想上故步自封，也不喜欢在某种理论上停滞不前”。

了解考古学史的读者对本书的作者应该并不陌生。霍德是英国后过程考古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师从著名的考古学家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霍德最早是一位过程考古学家，主要从事考古学空间分析研究。但在研究的过程中，霍德发现相同空间模型背后可以有多种解释。霍德推测，相同空间分布模式背后可能存在不同的社会过程。对此，霍德在非洲进行民族考古学研究，发现了群体内部的社会策略、物质文化的象征意义及群体认同的表达方式等。在此基础上，霍德召开学术会议，对过程考古学展开批判，并著书立说，开启后过程考古学运动。霍德主张应用结构主义、社会实践理论，并吸收心态史、新文化史及观念主义、历史哲学等思想对物质文化在古代社会历史背景及当代社会背景中的社会与结构性意义进行多元阐释。后过程考古学开启考古学研究的人文转向，让考古学研究除了具有假说验证的理性色彩外，还具有了强调人文理解的感性一面。在此基础上，霍德不断探索将考古学同社会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相结合的路径，应用惯习（或习性）与能动性理论去研究社会凝聚力的构建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提出反身研究法，在考古实践中将理论、方法与材料整合在一起进行多元阐释与多重叙事，将考古实践同当代社会问题与知识生产相结合。同时，霍德将上述诸多理论应用于农业起源、史前宗教的特征表现与社会作用，以及土耳其恰塔霍裕克遗址的发掘与社会考古学研究中。

但情况自霍德1999年来到斯坦福大学之后开始悄悄发生变化。进入21世纪，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的论战逐渐平息，二者从最初的针锋相对，开始进行相互借鉴，出现了过程考古+（processual archaeology plus）、历史过程主义等融合科学方法、能动性、权力及性别等理论的新视角。而霍德来到美国后，也开始受到美国考古学思想的影响，阅读了很多行为考古、行为生态学与人类行为生态学、复杂系统论及新进化论等方面的著作，这在《纠缠》一书中均有所体现。此后，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等新物质主义思想影响到考古学界，让考古学也卷入了本体论与物质转向的学术思潮中。霍德注意到了这一转向并积极回应，加之恰塔霍裕克遗址的长期考古实践，让霍德意识到，相比于之前对人的能动性与象征符号的强调，物质因素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纠缠》这本书的写作便水到渠成了。

如果将纠缠理论同我们较为熟知的后过程考古学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对两者的关系及后过程考古学本身理解得更加深刻。霍德在《阅读过去： 考古学阐释的当代取向》一书的开篇就指出了后过程考古学的三大特征，即关注个人的能动性、文化意义与背景，以及历史情境。纠缠理论依然对这三个特征有所涉猎，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纠缠理论同样强调能动性，但能动性已经不仅局限在人，而是纠缠本身所具有的产生某种后果的能力。换言之，变化的推动力由个人变为纠缠关系本身。至于能动性的另一重含义——权力，后过程考古学强调人对他人的支配权或通过空间与身体所彰显的规训权力；而纠缠理论更强调依附关系所产生的权力差异（见本书第五章），认为被统治阶层除了受到统治阶层的支配外，还受到依附关系的羁绊，离开既有体系的选择和资源更有限。文化意义方面，虽然纠缠理论也强调抽象的文化意义，但认为影响人行动方式的并不是文化、传统或实践逻辑（即惯习），而是物质条件、依附关系与路径依赖，并强调物质、社会、观念和身体需要相互契合。情境方面，《纠缠》第一版中的情境概念基本沿袭了后过程考古学中情境的大部分内容，即实践、社会及历史与当代，但受新物质主义影响，本书中情境的含义由之前的静态转向动态，关注的是物质、能量、信息的聚合过程。可见，纠缠理论虽在形式结构上延续了后过程考古学，但二者已经有了较多区别。

我们还可以从特里格（B. Trigger）对后过程考古学三波浪潮的归纳来比较纠缠理论和后过程考古学。这三波浪潮分别是强调结构与象征的情境考古、强调权力的能动性考古，以及强调感官体验的现象学考古。前两波浪潮的内容在上文中已有所体现。而在现象学方面，纠缠理论更强调人与物之间在实践中的具身关系与关系性而非主、客体对立的思想，至于感官体验方面，纠缠理论更强调身体、感官、物质、技术、社会观念之间的和谐一致（见本书第七章有关抽象化、隐喻、通感、共鸣的论述），即情感体验也是在纠缠关系网络中产生的。由此可见，纠缠理论的很多特征能够在后过程考古学中找到影子，但其侧重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加入了很多新物质主义及本体论转向的元素。不过，由于纠缠理论强调人与物之间的差异性以及依附关系所体现的不对称性，使得主张前者的学者们大多将霍德排除在外。对此，或许正如陈胜前教授在本书的推荐语中所说，纠缠理论对考古学研究的阐释性特征的强调（见本书第九章）使其依然是后过程考古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为后过程考古学的第四波浪潮。

不论怎样，正如两位外国考古学家对本书的推荐语所说，在过去的四十年中，霍德的思想一直在变化，而且难能可贵的是，霍德的思想和著作一直处在学术前沿，是考古学理论论争的焦点。霍德考古学思想的变化特征很好地诠释了万物皆流的思想。在提出纠缠理论之后的这十年里，霍德的学术思想依然在变化。这使得本书作为《纠缠》的第二版，同第一版出现了很大的差别。霍德已经在本书的序言中向读者告知了两版著作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新版删去了第一版中的进化论部分，认为进化论同本书的论点之间已经出现了矛盾。同时，新版的第二、三、四和七章基本保留了第一版的内容，并将第一版后边章节的相关内容，按照内容重组到新版的其他章节中，以保证结构的清晰连贯。新增的主要是“由物到流”的视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案例及方法部分。这些内容在前文有关纠缠理论变化的部分已经有所涉猎，故不赘述。用霍德在本书中倡导的最新观点来说，《纠缠》这本书作为一条运动关系线缕的连接通道，让近十年间作者与译者的个人生命历程、学术界及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一起，从过去流向未来。而纠缠理论因其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与人文、人与物、主体与客体、存在与生成相结合，以及强调自下而上分析考古材料的旧大陆学术传统，可以为中国考古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带来有益的启发。

最后，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要向为本书的翻译提供过无私帮助的各位师友表达谢意。感谢霍德教授对我在斯坦福大学访学期间学业方面给予的关心和帮助，让我有机会去恰塔霍裕克遗址学习后过程考古学的实践，同时，对我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给予细致的解答，尤其对我改造纠缠理论提出肯定性建议。感谢我的博士导师陈星灿教授一直心系本译著的出版，积极帮助联系出版事宜，并对我进行理论探索与实践研究提供诸多建设性建议。感谢斯坦福大学刘莉教授对我在斯坦福大学学习期间的专业教诲，让我看到了将微观考古分析和宏观社会理论相结合去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感谢陈星灿、陈胜前两位老师在百忙之中通读译稿，并对本书进行推荐，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万兆元老师对书中部分哲学概念的翻译给出建议。感谢我学术道路上的挚友和师兄复旦大学张萌博士在我进行学术探索的过程中经常同我进行理论交锋与思路碰撞，让我可以不断思考纠缠理论同科学考古学范式的异同。我的几位本科学生也参与了本书的修订与校对，李晨舟、赵子正对译稿进行通篇阅读与修订，王欣艳对参考文献和索引进行核对修订，对几位同学的认真负责与辛苦劳动表示感谢。感谢北师大历史学院参加《纠缠小史》读书小组和我一起阅读和学习纠缠理论的各位同学——忽蓝、黄元琪、江怡慧、李凤昉、马泽林、溥吉涛、沈瑜霖、王欣艳、魏智诚、严君菡、杨震宇、于若芸、赵婉彤、赵子正。在那段时间里，大家通过阅读和讨论来一起应对初入大学和不确定环境带来的迷茫、不安与彷徨。在和你们的交流中，我看到了纠缠理论帮助大家理解疫情、内卷、新媒体、消费主义等社会热点的价值，希望纠缠理论也可以在未来帮助你们去适应一个个充满无限可能性和复杂性的新环境。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慧眼识珠，将这本重要的理论著作引进国内，感谢王璐女士和宋佳女士为本译著的出版所作的辛苦努力。最后，感谢在本书翻译过程中，一直给予我关心和支持的家人、朋友，你们的支持是我坚持完成翻译的动力。

古诗云“十年磨一剑”。虽然本书的翻译工作前后持续了近十年，但远未达到“磨一剑”的程度，更多是本人自我学习、自我探索、和作者对话、理解作者所言所思并将作者的思想转译给读者的过程。由于本人的学识和能力所限，书中难免有不足、疏漏甚至错误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刘岩

2024年4月9日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