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百道编按】良渚文化（约距今5300～4300年）是中国最重要的史前文化之一，它率先完成了早期国家构建，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重要实证。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其成就“堪称早期城市文明的杰出范例”。2020年底，良渚博物院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策划了“中国早期文明丛书”项目，邀请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遗址的考古领队、研究学者执笔，旨在深度阐释“满天星斗”，全面反映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
《良渚：撞击与熔合的文明结晶》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李新伟 著
出版时间：2024年05月
项目启动后，成功入选202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先后出版了《红山》《凌家滩》《陶寺》《屈家岭》四部著作。2025年5月，《良渚：撞击与熔合的文明结晶》一书也正式问世。该书由研究中国史前考古、中外古代文明比较的大家李新伟撰写，综述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背景下，讲述了良渚文化的形成、发展和衰落，强调了其榜样作用。书中关于良渚文化精彩发现的全面介绍、对良渚图像资料的新鲜解读和对良渚早期国家构建方式的深入思考，都将为相关学者的研究提供进一步助力，并加深一般读者对良渚文化的切实了解。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李新伟承担了多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他不仅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之“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整体性研究”课题负责人，同时，还是中国在中美地区首个考古项目“玛雅文明科潘遗址发掘和中美地区文明综合研究”的负责人。
他与良渚结缘，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那时，他正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求学，良渚文化反山和瑶山的琮璜璧钺以令人惊叹的繁缛深邃刷新了他对中国史前时代的认知，一举成为他最热爱的文化之一。1995年，他第一次去了良渚，在瓶窑工作站住了整整一周，观摩典型陶器。此后，经过多年不间断地对新发现和新研究成果的学习和积累，他对良渚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然而，2020年底，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所长向他发来邀请，希望他能够加入良渚博物院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共同策划的“中国早期文明丛书”项目，撰写一本有关良渚文化的著作时，李新伟的第一个反应却是推辞。在他看来，“江东子弟多才俊，很多研究学者对资料的熟悉程度和研究水平都非我所及。更何况，我本人并没有参加过任何良渚文化的发掘工作，总觉得相关著作还是应该由第一线的人去撰写才更适合。”
对此，方向明所长劝说他，这本新作品的撰写方向并非单纯地介绍良渚的发现，而是希望能够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背景下，以更加宏观的视角去解读良渚。这与他的研究方向恰好一致，也是一次难得的向良渚先民致敬的机会，最终，李新伟还是接下了这项任务，写下了《良渚：撞击与熔合的文明结晶》。
李新伟
良渚是中国史前时代最重要的考古文化之一，它率先完成了国家级别的政治组织的构建，将国际社会对中国文明仅有3300年的认知局限扩展至5000多年。
李新伟说，早在距今5300年到4300年时，良渚就已经在长江中下游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良渚文化的发现，以及其在中国文明史中重要地位的确定，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中华文明整体发展模式的认知。
“以前，大家都认为中华文明起源的最核心地区应该是在中原地区，即后来很多王朝集中建都的黄河流域。但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提出，中原中心主义是一个怪圈，不能因为在某种更加优秀的核心文化的引领下，导致历史上不断出现中央王朝，就认为这种核心文化是天生的。实际上，恰恰是因为夏王朝以前各地区文化的不断撞击、相互学习熔合，才能激发出一个适合于更广阔地区的核心文化。”
“中国”的形成，经历了“共识的中国”“理想的中国”和“现实的中国”三个阶段。其中，得到中国史前各文化区认同的“共识的中国”形成时期，可看作是“最初的中国”出现的时期。各地之间发生以上层交流为核心的密切互动，催生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良渚早期国家的建立，正是“最初的中国”母体中孕育出的第一个灿烂成果。
在良渚之前数百年，各地区已经发生跨越式发展。江淮之间的凌家滩遗存和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志趣相投，共同开启了以宗教凝聚人群的政治实践；良渚所在的环太湖地区，崧泽文化采取了与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相似的发展道路，更重世俗礼仪；以晋陕豫交界地区为核心的庙底沟类型则独具“集体取向”。
良渚文化早期遗存明确表现出对崧泽文化传统的继承。但其之所以能够率先成功，在于良渚的领导者们有意识地吸取了之前各地区的社会发展经验，继承了以天极宇宙观为核心的萨满式宗教传统，并创新发展，完成了以宗教凝聚大规模人群和构建国家级别社会组织的精彩实践。
良渚以玉器为核心表达方式。玉器作为沟通天地的礼器，用来表现王权的玉钺和象征宗教权力的重器玉琮上，都刻有神人兽面纹的神徽。这标志着在良渚，神权和王权、军权是紧密合一的。这样的发展道路与世界上很多原生文明一致。在早期文明中，经济手段和军事手段较为有限，信仰的力量是最强的。将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结合，是凝聚人群的有效手段。
且良渚还有发达的手工业，不仅能够制作精美的玉器，还能制作漆器、丝绸等。池中寺遗址发现的碳化的稻谷颗粒遗存，更标志着良渚的发展还有着强大的经济基础。良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利用宗教凝聚社会的发展模式，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即使在距今4300年左右，良渚文化衰落退场，其文化遗存直到500年后的夏商时期，依然能够看到一脉相承的影子。
“中华文明的发展，并不是通过中心引领，而是各地区先发展裂变，然后相互撞击。那些优秀的领导者们带领自己的子民在撞击中吸收经验，不断学习、继承，熔合成自己新的发展。通过这本书，我希望读者能够以更宏观的视野看到各地区的激荡互动，从而打破原有的‘中原中心论’的观点。”
在《良渚：撞击与熔合的文明结晶》的后记中，李新伟这样写道：“良渚的王者，是如此壮阔的动荡整合造就的英雄；良渚早期国家，是各地区撞击和熔合的灿烂结晶。持续千年的创造性实践，虽然最终未能保持‘神王之国’的延续，但其榜样作用，对距今4300年至3800年孕育夏王朝的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最初的中国共同体中，良渚并未成为引领四方的中心。它只是在实践着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发展方式，经营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国家级别的社会。
良渚时期，首次出现了意义非凡的新型玉器——琮。琮源于良渚，盛于良渚，是中华文明中最早出现的标准化宗教仪式专用的玉器，也是信仰制度化，成为构建国家重要依托的有力证据。不过，作为“能够沟通神灵”的法器，领导者必须对琮保有独占性，导致其没能在良渚时期产生广泛的影响。
良渚玉琮内圆外方，琮的母体为中通的筒状物；每角雕琢图像，四角及其相邻两侧为一个加工单元；琮体被横向等分为若干节，说明已经存在着比较严格的数或量的概念；直槽与两端的射口平齐沟通，成为琮体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琮体上大下小，只有仰视才能全面地观察到琮的全部特征。
玉琮的质地、重量，以及雕刻的精细程度，都可以作为宗教权力等级的衡量标准。1986年，杭州余杭反山十二号墓出土了一件重约6500克的玉琮。该玉琮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刻纹最精美的，被誉为“琮王”。
“琮王”四面雕刻“神徽”，纹样为“神人兽面纹”。该纹样主体“神人”的面部呈倒梯形，头戴高耸的羽冠，上肢抬起，手肘弯曲，五指平张。“神人”胸口刻有一个虎头（“兽面”），大眼睛、蒜头鼻，一张大嘴上下各有两颗獠牙。
李新伟解读，该神纹表现的是良渚的王。王正在变成神鸟，进入宗教状态，成为天地之神。他的双脚已经变成鸟爪，双臂呈现出翅膀的模样，胸口的老虎代表着天地之神的动物形象。神王有能力参与宇宙秩序的维护，也拥有建立人间秩序、维护人间社会发展的最高权力。
良渚衰落以后，其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非但没有随着良渚早期国家的解体而消失，反而开始广泛传播，曾被领导者独占的与之相关的玉器也在各地区凝聚，促成了各地区的一体化，增强了它们的文化共同性。
在龙山时代，良渚宗教被接受和改造，普遍出现了天极之神的人格化、神巫退居从属地位等重要变化，使宗教权力成为在新时代的动荡中维系社会的有力依托。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在文献记录中，是帝尧活动的中心。其部分墓葬中也随葬有很多玉琮、玉璧等物。
种种迹象表明，中华文明早期的宗教传统虽然起源很早，但经过良渚文化的系统化之后，才真正得以确立。而良渚早期国家兴建大规模水利工程、开辟广阔稻田和丰实仓廪等经济方略，以用钺制度为代表的军事权力建设，也对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及至周朝，治理方式出现了从天文到人文的转变，从强调宗教能力转为强调道德能力。但君权神授却始终一脉相承。这样的转变照旧无法彻底脱离良渚的影响。
在李新伟看来，良渚开创了前无古人的社会发展，做出了极具创意的努力。这样的开创虽然无法避免失败的后果，但却为后世留下了目前中国唯一一个与文明起源有关的世界文化遗产。
“良渚本身的发展虽然终结了，但它给之后各地区文化的发展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经验，影响是巨大的。良渚的经验告诉我们，文明发展就是在以前的发展的基础上，不断裂变、撞击和熔合。我相信以后会有更多资料来告诉我们，良渚虽败犹荣。”
与市面上其他有关良渚文化的作品相比，《良渚：撞击与熔合的文明结晶》的视角更加全面。全书共分九章，从天极宇宙观的宇宙秩序开始，讲到良渚对中华文明形成模式的启示，层次分明，环环相扣。在构思过程中，李新伟始终坚持从中华文明起源的历程中去看良渚，从“最初的中国”这样一个文化共同体的角度上去看良渚的形成和影响，进而去观察“最初的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模式。
中华文明有五种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李新伟认为，良渚的形成和发展完全符合这五种特性。所以，在本书的一开始，他便介绍了良渚文化出现的背景，通过介绍天极宇宙观的形成，把良渚融入到“最初的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大背景中去讨论，强调良渚的形成并不是当地的传统，而是熔合的产物。随后，他讲述了良渚的创新，讲述了良渚如何成为神王之国，讲述了这个最早的国家所拥有的国家气度。此外，书中还着力讨论了良渚对后期文化的影响，以及其对中华文明形成模式的启示。
本书的写作参考了大量的最新考古发现。李新伟惊喜地发现，很多新发现都为他以前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之前，在对一些史前图像，包括红山文化、凌家滩玉器，良渚玉器，以及一些陶器纹样进行研究时，他发现了这些图像与天极宇宙观之间的联系，意识到各地区并不是完全孤立地沿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在发展，而是通过远距离交流，在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它们在文化共同体中，交融熔合，不断激发出新的社会发展方式，让这个共同体逐渐形成一个核心的文化。近年来，有关良渚的新发现恰恰证明了他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即，应该在整体性的角度下去理解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
有关图像的解读，李新伟在书中给出了一些全新的视角。此前，人们的共识是，良渚的玉器跟宇宙观有关联，但具体是什么关联，众说纷纭。李新伟认为，要想做出正确的解读，不仅要着眼于良渚本身，更要看到它的起源和延续，要从整体来进行解读。“无论是解读玉器还是图形，都要溯流追源，兼顾整体。就像我对‘神人兽面纹’的解读，上可追溯到凌家滩，甚至更久以前，下可延续至商朝时期。”
“神人兽面纹”，通常被称为“神徽”。以前的学者大多认为该纹样的脚是老虎的爪子，李新伟却将其解读为鸟爪，与“神人”为一体，意为人正在变成鸟，变成天地之神。“神人兽面”图像可以看作是神鸟驮负神兽，而不是“鸟兽合体”。兽面是老虎，是天极之神的动物形象。“神人”是人和鸟的结合体，是巫师在通神仪式中，与神鸟沟通结合，成为“人面神鸟”，并获得驮负天极神兽的能力。
向上追溯，凌家滩和红山文化中也都有鸟的图形。凌家滩的玉鹰胸部驮着八角星纹，表明在凌家滩人的宇宙观中，天极也是由神鸟驮负，鸟翅两端的猪首代表北斗之神。红山文化中的鸟形勾云形器，表现的也是鸟驮负着一只有獠牙的猛兽，与良渚和凌家滩一脉相承。
向下探究，“人鸟一体”在良渚以后的龙山时代和商周时期，也都有类似的表达。
除了玉器，李新伟还重点研究了刻画纹饰的陶器，便于读者对图像产生更深刻的认识。他说：“通过对各种图像和资料的研究解读，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良渚，知道它不只推崇宗教权力，同时也在努力促进社会发展，促进经济基础稳固。这些国家行为，对后期中华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