谌旭彬：透视西汉两百年兴衰背后的权力逻辑

在历史写作领域，谌旭彬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自嘲说既非学院派学者，亦非传统意义上的通俗历史写手，而是以“在野观察者”的姿态切入历史现场。其新作《从刘邦到王莽：时代的改良与倒退》（广东人民出版社）甫一面世，便引发广泛争议。在这部作品中，他将西汉定义为“中国帝制时代的原生期”，并抛出“汉武帝尊儒实为灭儒”“文景之治实为文景之变”等颠覆性论断。带着对这些问题的好奇，近日，百道网与谌旭彬展开深度对话，试图揭开这位历史写作者的思想图谱。

 

重探西汉：是强汉还是帝制原生期？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西汉王朝常被视为“强汉”的象征。然而，在历史学者谌旭彬的新作《从刘邦到王莽：时代的改良与倒退》中，这段历史被赋予了更深层的意义——它不仅是帝制时代的“原生期”，更是一部权力逻辑的预演史。从刘邦建汉到王莽篡位，两百年间，制度调试、路径依赖、民生浮沉交织成一幅复杂图景。谌旭彬告诉百道网：“要真正理解周秦之变，绕不开西汉王朝。”

在谌旭彬看来，西汉是周秦之变后第一个真正能称得上“成功”的王朝。他说，秦帝国的崛起消灭了周制，但因其二世而亡，周秦之变没有真正完成，秦制还远不是完全体，许多制度调试没来得及成为政治命题。进入西汉后，各种制度调试才正式启动。这些调试又产生了许多新的历史现象，成为所谓的“历史经验”，供后世历代帝王吸取借鉴。谌旭彬说，“为了江山稳固千秋万代，历代统治者都会向历史深处寻求经验和教训。就中国古代史而言，这个历史深处主要指秦汉两朝。其中，短命的秦帝国主要负责提供教训，长寿的汉帝国主要负责提供经验。这是我将西汉定位成‘中国帝制时代原生期’的主因。”

权力逻辑：路径依赖与历史循环

为何长期以来，中国帝制难以跳出“屠龙者成恶龙”的循环？谌旭彬归因于路径依赖与外部刺激的缺失。他说，汉帝国的诞生很有意思，价值观取向与行为取向是割裂的。价值观层面，刘邦集团始终高举反对暴秦的旗帜；可在具体操作层面，刘邦集团的选择却是充分吸取秦帝国终结战国争霸的“成功经验”，即通过对人力和物力实施高强度控制与汲取，来获取更高的战争容错率。换句话讲，汉帝国的诞生，是“嘴上说着不要（喊着反对暴秦的口号），但身体却很诚实（做着重建秦制的事情）”。刘邦屡屡被项羽打得落花流水，又屡屡重新崛起，原因就是萧何在后方重建了秦制，重建了高强度的控制与汲取机制，能够源源不断将人力与物力送往前线，这也是为什么刘邦后来将萧何定为军功第一的原因。

“而这种价值观取向（宣传）与行为取向（实操）完全割裂的现象，我们在后世的历史中也一再看到，可见路径依赖的强大威力。”谌旭彬表示，要打破路径依赖，必须要有足够强度的外部刺激。遗憾的是，中国自秦汉至明清，始终是东亚大陆上绝对的霸主，在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这片大陆上从未产生过同等体量的异体制政权。这也使得路径依赖近乎于成为了一种历史宿命。

民生叙事：掀开被遮蔽的底层声音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最具新意的地方，大概是作者站在民生视角，来观察一个长达两百余年的朝代的“改良与倒退”。在书中，谌旭彬构建了“皇权消长-民生祸福”双线叙事，颠覆传统帝王将相史观。

谌旭彬坦言，这一灵感来自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具有强烈的民本思想，如果没有太史公，也许西汉前半期的民生状况就会变得像秦帝国那般模糊不清，只知道很苦，而不知道具体苦到何种程度，也不了解具体因何而苦。班固的《汉书》也继承了太史公的民本视角，留下了不少西汉后半期底层百姓命运的相关资料。”

“我所做的，不过是将这些资料汇集起来，将之与上层政治的变动联系到一起，重建这两条脉络的逻辑关系。这个工作的主要难度，既不在史料的获取，也不在框架的构建，而在历史观的拨乱反正。比如皇帝雄才大略对底层百姓未必是好事，皇帝暗弱无为对底层百姓未必是坏事。”谌旭彬如是说。

创作背后：警惕“胜利者滤镜”

人们常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且只要胜利者足够强大，自然会有所谓的“大儒”主动站出来为之辩经，为之粉饰一切恶行。因此，一直以“在野历史写作者”自居的谌旭彬认为，对每个历史写作者来说，都要高度警惕“胜利者滤镜”。

谌旭彬坦言，书中提出汉武帝“尊儒”实为“灭儒”、“文景之治”实为“文景之变”，并不是新观点，而只是在重复太史公《史记》中的表达。唯一的区别，是太史公生活在高压时代，表达比较隐晦。“如今，我完全不用害怕汉武帝会从坟墓里跳出来，所以表达比较直接。”

为此，谌旭彬提醒读者：“观察改革时不要过多关注宣传话语，要多关注财富如何因改革流动，多关注谁在改革中出血，谁在改革中获益。搞清这个基本事实，改革到底是改良还是倒退，也就一目了然了。”

如此一来，也就不难理解，“从王莽到王安石、张居正，改革者无不以‘复古’或‘祖宗不足法’为包装，但核心永远是权力与资源的再分配。”比如，王莽事事效仿周公，用周制来包装自己所有的改革举措，并非源于政治理想，而是源于政治野心，搞王田制、搞奴婢改革、搞五均六筦，无一不是要将人力与物力自“社会”集中到“朝廷”。他的所谓改革，其实就是汉武帝刘彻当年所做之事的翻版，区别是汉武帝的粉饰远不如王莽，对后世读史者的迷惑性也不如王莽。

现代反思：历史照见现实

曾经主编腾讯历史频道的经历，让谌旭彬深谙读者心理：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读历史，从来都不只是为了好看的故事，还有对自身命运和所处时代的焦虑。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可以回应这种焦虑，至少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观察历史与现实的方法论：既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西汉这个政权的兴衰，也有助于我们体察自身命运的浮沉。”

谌旭彬说，“我不是制度决定论者，也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但他坚定地认为，人性，或者说时代的精神风貌与道德水准，主要是由权力持有者定下的制度塑造而成。“文化当然也会反哺，或加剧或纠偏，但文化的反哺力从来比不上制度的塑造力，所以我在好几本书里反复讲，‘时代的道德滑坡往往源于政治滑坡’,本书通过对汉武帝时代的复原与分析，再次验证了我这一观点。”遗憾的是，权力的持有者往往不会认错，不会承认时代的道德滑坡是自己施政不当，反而会认为民众不行，配不上自己创造的这个好时代，进而要对民众实施教育，要对社会实施改造，因此制造了不少历史悲剧。“我希望将来有机会，专门就这个问题写一篇长文或者写一本小书。”

结语：历史的镜像与出路

从刘邦到王莽的两百年，既是一部帝制成熟史，也是一部人性实验录。谌旭彬在书中不断叩问：当制度调试沦为路径依赖的囚徒，当改革成为权力扩张的遮羞布，历史的出路何在？或许答案正在于“回归民生”这一最朴素的视角——正如书末所言：“一切脱离百姓福祉的‘伟大’，终将被历史证伪。”

作者：蓝有林

终审：李丽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