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刘邦到王莽：时代的改良与倒退》——破解“中国帝制时代原生期"的运行逻辑 ，理解权力之宿命

近日，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历史新作《从刘邦到王莽：时代的改良与倒退》。这是一部聚焦西汉两百年历史变迁的大众历史作品，以刘邦开国至王莽篡汉为时间线，深入探讨了西汉政权在“立国之道”上的多次变革。作者谌旭彬以其一贯的犀利笔触，摒弃对帝王将相丰功伟业的传统叙述，转而关注底层百姓的命运浮沉，展示了皇权消长与民生祸福之间的深层联系。

作者认为，西汉之于中国帝制史，犹如原生家庭之于人的成长，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故将西汉两百年定位为“中国帝制时代的原生期”。西汉的政治运作与制度设计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这一诞生于反抗暴秦的政权在存续的两百年间，却经历了全面回归乃至超越秦制的诡异循环。那么，屠龙者为何最终变为恶龙？汉帝国历任高层统治者的所作所为对底层百姓的命运而言，究竟是改良还是倒退？

本书以长安高层的权力斗争为明线，以立国之道的变迁为暗线，通过对刘邦、吕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及王莽等历史人物的细致剖析，勾勒了汉代历次变革的脉络及其局限，重新审视了西汉政权的兴衰逻辑。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对西汉统治者决策动机的深刻解读。作者不仅揭示了汉武帝“尊儒实为灭儒”的政治本质，还重新定性了“诸吕作乱”的历史真相，并廓清王莽改革“周制其表、秦制其里”的倒退本质。通过对“盐铁会议”“天下户口减半”等重要历史事件的深入分析，书中展现了西汉政权在追求“大有作为”过程中对民间经济与生活的巨大破坏，指出汉帝国回归“绝对皇权”，走上“汉承秦制”旧路的原因是统治者在缺乏外部竞争的环境中陷入路径依赖。全书通过重述“西汉两百年”漫长的下行过程，破解“中国帝制时代原生期"的运行逻辑。

此外，本书还提出了许多与传统说法截然不同的论断，例如敏锐地捕捉到了西汉社会中游侠精神的深远影响，发现“文景之变”而非“文景之治”的存在，以及从重塑统治基础的角度切入历史、重新认识汉武帝。它将西汉两百余年的历史融会贯通，为读者呈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西汉。  

作者以严谨的史料为基础，结合现代政治学与社会学视角，在遵循历史求真原则的同时，注入对现实社会的深刻关怀，既满足了读者对历史真相的认知需求，又为理解权力、制度与人性的永恒博弈提供了镜鉴。

作者介绍： 

谌旭彬，笔名言九林，历史研究者，腾讯历史频道原主编。曾出版历史畅销书《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大变局：晚清改革五十年》《大宋繁华：造极之世的表与里》等。

部分试读：

萧何制定汉律，韩信制定军法，张苍制定上计章程，叔孙通制定朝堂礼仪，皆是汉帝国初年制度建设层面的大事。班固将“陆贾造新语”与这些大事并列，足见《新语》所阐发的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在刘邦时代已相当于官方意识形态。只不过刘邦一生征战不休，临终前夕才与军功列侯妥协，达成白马之盟。

在司马迁父子看来，汉帝国百姓在长达十五年之久的惠帝吕后时代之所以能过上好一点的日子，靠的不是惠帝和吕后干了什么，而是他们没干什么。所谓“垂拱”，所谓“政不出房户”，所谓“刑罚罕用”，皆是指统治者不搞事便是大好事。皇帝的指示少一点，内外官僚对普通百姓的折腾也会少一些。

景帝不尊重军功老臣，不尊重围绕白马之盟形成的政治规矩。打破这些政治规矩，恰是他重用晁错推行削藩政策、打压军功老臣的主因。景帝的理想是重塑秦始皇时代的绝对皇权，而非与军功列侯、诸侯王共治天下。

文帝时代真正让百姓怀念的，不是吃饱了肚子，也不是政治清廉——这些都只是后人虚妄的想象——而是朝廷放松了对社会的高强度管控：一是在经济上放弃了对刑徒的依赖，不再像秦帝国那般大搞刑徒经济；二是实施司法改革，让国家暂时走出了举报型社会。

尊儒成了基本国策后，亲眼目睹这一盛况的太史公并不兴奋，反而心境沉郁地“废书而叹”。究其原因，是他已看透尊儒的本质乃是灭儒。满朝皆儒士，但满朝亦皆伪儒。在太史公看来，这些伪儒皆无资格进入《史记儒林列传》。

在高居庙堂的桑弘羊等人看来，刘彻时代的文治武功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是极伟大的盛世。但在身居民间的贤良文学眼中，刘彻时代穷兵黩武、耗尽民财，是极其可怕的凋敝时代。

刘据在当时颇受民意爱戴，然而这种爱戴与刘据做了什么关系不大，更多源自其父刘彻的衬托。刘彻执政的半个世纪里，人人皆生活在密不透风的政治高压之下，皆困于无休无止的税役汲取之中。作为汉帝国的储君，刘据理所当然会被朝野上下密切关注并寄予厚望。

昭帝在位的十三年里，汉帝国虽因“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而无力维持对外征伐，但在对内治理上，仍极忠实地执行刘彻时代的施政路线，即通过酷吏集团实施严刑峻法，来维持高强度的控制与汲取。直到昭帝去世时，汉帝国在“治狱”方面仍与残暴的秦帝国并无二致。

朝廷一缺钱就大搞盐铁官营，乃两汉而下历代统治者的惯性思维。统治者们认定，只要禁止民间商人进入盐铁行业，全面实施官产官卖，不但政府财政收入可以增加，民众也可以少受商人盘剥。实则盐铁官产官卖虽能在短时间内迅速为官府聚敛财富，却必定破坏民间经济与生活的正常运转。

成帝之后，哀帝、平帝在位期间皆未徙陵。也就是说，自元帝时代起至王莽称帝前，汉帝国约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未再以强制徙陵这种统治手段来折腾富户。这种不折腾，既让百姓敢于求富，也让汉帝国民间拥有了一批具备社会组织能力的中坚阶层。被秦皇汉武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豪杰，又渐渐在民间复现。

史料中的成帝时代呈现出这样一种奇特的面相：经过多年轻徭薄赋下的休养生息，汉帝国人口即将达到最高峰，黄河泛滥决堤也进入了高峰期。层出不穷的洪水，广泛传播的灾异理论，各方政治势力为打倒对手而疯狂操弄针对灾异的解释，共同将成帝时代描绘成了前所未有的末世。

哀帝要面对的，不只是垂垂老矣的王政君与王根，也不只是年富力强的王莽，而是一整套长期依附于王氏外戚的官僚体系。哀帝驱逐王氏外戚，实际上是在对抗以王氏外戚为领袖的庞大的官僚集团，也是在对抗以王氏外戚为核心的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

王莽推行井田制虽打着“为普通百姓好”的招牌，但普通百姓并不能从中得到好处。让“豪强”们吐出超额田地分给无地贫民，看似是在劫富济贫，落实到具体操作却只可能是劫富济富——在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办法约束皇权的时代，期望皇权及其代理人充满德性而不谋私利，根本就是天真与痴妄。

新莽政权一世而亡，其自命雄才与好大喜功是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不是自命雄才而实则严重欠缺政治经济常识，王莽便不会启动恢复井田制、变奴婢为私属、发行新货币等改革政策。王莽对“豪强”开刀，等同于将自己的统治基础从新莽政权这个利益共同体中剥离了出去。

酷吏政治与无限皇权同调，是因为前者乃是后者的标配。只要朝廷的权力结构以无限皇权为核心，酷吏政治便必不可少。没有酷吏政治，皇权便无法落实其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没有酷吏政治，皇权也无法有效完成其对各阶层的强力汲取。

汉法最初“约法三章”，但随着无限皇权回归并达到极盛，也终于发展到“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的程度，其法网繁杂细密的程度丝毫不逊于秦帝国，结果在刘彻时代同样制造出了“郡中震恐，道不拾遗”的荒唐景象。

终审：李丽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