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辈的故事》：一部映照20世纪华夏大地栉风沐雨的家族记忆史

《长辈的故事》是一部家族记忆史，本书透过人物的命运沉浮，展现了西南边陲城市昆明自民国至共和国近百年的风云变幻及新旧冲突，时代风暴对一个大家庭的影响，细腻地描绘了在时代巨变的潮流中，一群普通人恪守传统美德，坚守人性的美好信念，以至情至性彼此温暖，造福社会。

本书作者熊景明，1943年出生于云南昆明，1988—2007年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其间参与多项中国农村扶贫项目，并编撰数本中国研究论文集，2007年之后主持该中心“民间历史档案库”项目，从事民间历史写作、推广、资料收集。著有《家在云之南》。

精彩书摘：

边城青年

父亲1929年考入昆明新建的工业学校，三年后毕业。这些朝气勃勃的少年，没有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慷慨激昂，不过以青春的热忱、不受约束的好奇去拥抱新思维、新事物。胡适与钱穆争论的声音飘不到边远的小城，他们不去思考中国走向哪里，到底应该全盘西化还是洋为中用等严肃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西方的东西新鲜而不怪异，引人入胜的西方小说中的是非观、好人坏人的标准和传统中国没什么不同。对包办婚姻等旧礼教的批评早在他们的父亲一代就有共识，连祖父也无异议。两个世界的差异在于中国落后，农村尤甚。

1930年代，西风东渐，昆明的年轻人急不可待地脱下长衫，换上西装，捧起翻译小说，听留声机，拉小提琴。一个崭新的世界从书本中、银幕上跳出来，带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将这一代人拉上驶向现代化生活的大船。

生性好奇、喜冒险的年轻人，在工业时代新发明、新玩意传来中国的1930年代，可谓生逢其时。摩托车首次在昆明出现，父亲即去买了一部。他问车行的人哪是油门、哪是刹车，就骑着摩托车回家了。吉普车买来，他几天内学会，会了就开快车。他妹妹、表弟妹多年后回忆搭乘他的座驾的惊险经历，都大笑不止。二姑姑有一次被撞得鼻青脸肿，幸而昆明那时街上没有什么行人，未酿成车祸。几十年后父亲担任昆明市政工程公司的副经理时，他的司机姓杨，开快车出名。父亲不无骄傲地说：“他开车就像我当年，”并补上一句，“那时路上没有什么人呀！”

电灯、电报、电话、无线电……一桩一件的现代魔术，让老一辈目瞪口呆，年轻人心花怒放。从来一本正经的祖父穿着缎子长衫出席晚宴，钮扣是一粒粒微型灯，电池藏在口袋里，他伸手进去，不动声色地按动开关，钮扣一闪一闪，出尽风头。父亲对无线电着迷到茶不思、饭不想的地步，自己动手绕变压器，安装过大大小小的收音机。这一爱好延续到半导体出现之前、还用电子管收音机的年代。我童年时代对父亲的回忆，伴随着家里叽叽嘎嘎调频的电波声。西洋音乐冲进来，时代青年“如听仙乐耳暂明”。操练了一年半载，小提琴刚成曲调，父亲便和几个朋友组成“洋吹鼓手”队，为婚礼伴奏，起码混顿好饭吃，甚至赚点外快。1940年代初，父亲的挚友、当时和他一道参加滇缅公路的勘察的黄湛记道：

我们组成一支中西合璧的乐队，每当风清月明之夜，就在阳台上演奏起来，有中国的《汉宫秋月》《昭君出塞》《二泉映月》，也有西洋的《小夜曲》《安慰》《圣母颂》《圣善夜》等曲子。初初节拍不齐，经熊大哥调教一番，备觉动听。有一天晚上，我们连奏了许多哀怨的中外曲子，半小时过去，才发现大门外树荫下竟然有上百男女老少，全神贯注地听。

父亲这辈子最美好的回忆之一，便是和几个爱好西洋音乐的朋友，带着刚面世的留声机，月夜泛舟翠湖。他的叙述中，翠湖门口一溜卖莲藕的小贩，多是妙龄少女，竹篮里新鲜雪白的莲藕，小小的菜油灯风中摇曳……如诗如画。1930 年，这群伙伴中的一位，大家称他“聂三哥”的，到上海加入左派歌剧社，后来谱写的一支电影插曲被选定为国歌，他就是后来被封为“人民音乐家”的聂耳。聂耳在昆明西山的墓搬迁之前，有一段碑文写道，聂耳和年轻的朋友们常常在滇池游泳，在湖边谈托尔斯泰。每次和父亲到西山，他都带我们去聂耳墓，缅怀他的朋友和青春岁月。

摄影是父亲的另一爱好，他为我们留下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家庭中各人的真容笑貌和那时的生活场景。记得小时候父亲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老年农妇的照片，衣着褴褛，背负着高过头的柴禾，靠在路边休息，一脸悲戚。父亲有一整套暗房设备，放大机是自己制作的。他常有许多异想天开的主意，例如自己制造汽水，或者改装引擎之类。除了至爱的无线电、音乐，还有网球、骑马、打猎、象棋、围棋，有的爱一阵，有的迷一世，都不算精通。母亲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是爸爸带大哥去打猎，瞄准树上一只“斑鸠”，一枪打中，欢欢喜喜跑过去取猎物，发现应声而下的原来是一只破草鞋。父亲说他曾经一发子弹打下三只鸟，我们都认为是他吹牛，他去世后，我读到黄湛的记载：

他精于射击，天亮起床后常一人出猎，只带一粒子弹，总是弹无虚发，不管斑鸠、野鸡，总会带回一只供午餐用。我也有支同样的德国造七九步枪，那是父亲挑选的，偏差极少。我不服气，也只带一发子弹出去，利用鸟类谈情说爱的机会接近目标，在准星中出现目标重合的瞬间开枪，常可以一石二鸟。这个窍门被他发现，他耐心等待，恰好碰到第三者来插足，让他创下一弹三中的纪录。我弗如也。

修建滇缅公路

这些组乐队、打猎的年轻人并非纨绔子弟，他们离北京、南京很远很远，对政治没多少兴趣，居彩云之南，一方面努力谋生求存，另一方面找寻和追求生活中的乐趣。云南大学于1923年成立，常有人误认云大1938年改为国立后第一任校长熊庆来和我们是本家，其实不同祖宗。父亲也与云南大学无缘，虽然家境颇宽裕，祖父却拒绝供他升读大学。1933 年工校毕业后，父亲实际上的唯一亲人、哺育他长大的曾祖母去世，父亲在感情上从此离开了家庭。二十岁他开始做第一份工作，在云南省公路经费委员会滇东马过河桥工程处任监工员。父亲天生对技术兴趣浓厚，做事极为卖力，上司对他很赏识，每次调职，都让这位年轻的技术员跟随。父亲成家后，为了较高的俸禄曾到石屏县和建水县任过几年中学老师，但命运总是将他再拉回风餐露宿的公路勘探和修建上。1936年，这位二十三岁的技术员被委派为开远至个旧段的段长，因工作表现出色，很快就升任股长。上司越是表扬器重，他越是卖命，虽然兼差不兼薪，却废寝忘食地工作，从此得了严重的胃病。母亲常说父亲是受褒不受贬，爱听好话，喜欢人家“顺毛抚摸”。也许小时候在学校常被先生骂的坏孩子，更容易为好言打动。

1940年初，日本入侵越南、菲律宾，滇缅公路、滇缅铁路的抢修迫切如军令。父亲负责施工的滇缅铁路24分段位于岚烟瘴气之地，人烟罕见，气候炎热。多年野外作业，下雨令周身湿透，打雷让人担惊受怕，许多经历都伴随着好玩的故事，而非什么丰功伟绩。多年后，风雨交加的夜晚常令他想到当年大雨瓢泼、在泥泞中步行、天黑下来扎帐篷的日子，现在风雨无忧地安坐家中，幸福感油然而生。

为了准确无误地知道昆明到开远县的里程，黄湛和父亲组了一队民工，手持竹竿，从昆明东站一竿竿量到数百公里外的开远。如此大胆而艰辛的壮举，在黄湛的回忆中轻描淡写地带过。他们记忆最深的反而是趣事一桩：吉普车的电瓶被石头碰碎，只好搭便车到开远，向美军求援，借来蓄电池，回程中被美国宪兵当成偷车贼，不由分说戴上手铐，关押起来。这些二十多岁、乐观开朗、富于冒险精神的技术人员，面临工作的挑战如同游戏，全情投入，不服输。

如今网上可看到有关滇缅公路如何在抗日战争中担负着中国抗日战场全部战备物资，以及大后方的经济供应，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的一条不折不扣的生命线”，等等。据当年滇缅公路管理局局长谭伯英回忆：当时仅有的测量工具是普通的酒精水准仪。由于时间紧迫，勘测人员白天工作完后晚上加班，常常在老百姓的茅舍里、在菜油灯微弱的光线下完成勘测南中国两条交通干线的测绘图。我们不曾从父亲口中听到这类豪言壮语。父亲的公路踏勘生涯，无非是各种惊险遭遇，包括土匪、豺狼、奇风异俗等。崇山峻岭中的探险故事曾经伴随我们度过许多精彩的晚间，讲完一个我们还缠着要他再讲。到1990年代，黄湛撰文回忆当年，值得一提的都是有趣的故事。谈到1942年抢修元谋县至龙街的公路，只带了一句“因军运需要”。直到他俩已经年迈，追忆往事，仍然只是津津乐道各种巧遇、奇事。例如他们征集各县民工时，某县以大烟抵数，让父亲和黄湛发了意外之财三千大洋。后来县长邀约他们去参观外国传教士办的麻风病院，这些离乡背井、抛弃舒适安逸的日子、冒生命危险来穷乡僻壤救助病人的传教士，令父亲大为感动，于是全数捐出了他的“不义之财”。

1956年，共产党有意吸收一批有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加入。父亲工作表现突出，在单位里颇有威望，但旧官僚的出身，令他先天不足。党组织也曾对他有意，至今他留下的一份自传，是应昆明市委组织部要求而写的。即便在为入党申请而写的自传中，他也没有将自己年轻时冒着各种各样危险、历尽艰难的公路修建工作和伟大的抗日战争联系起来。反而，他带着反省和批判，揭露了当时公路局的弊端，例如承包工程、验收公路得请吃饭、走后门；卖力而有功的技术人员不得重用，有社会背景的人则可以青云直上。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