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丨 赵争《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新研》出版

《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新研》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书形成问题研究”（19ZDA250）的阶段性成果。全书主要基于简帛文献，聚焦古书成书问题，以简帛文献与古书成书的个案研究为基础，在此之上尝试探讨先秦秦汉古书的形成与流传规律、中国早期经典的生成模式，并尝试重新思考先秦秦汉时期的相关学术史问题。该书是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文献学研究专著，对当前出土文献中的古书资料及其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清理，吸收各方面研究成果，选择重点问题作详细分析，对先秦秦汉古书研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本书作者赵争，男，1983年生，籍贯河南新乡，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博士后（2012—2014），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后（2014—2017）。现为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先秦秦汉学术史，在《史林》《史学月刊》《古代文明》《中国典籍与文化》等刊物发表论文若干篇。

精彩书摘：

序

（宁镇疆）

这是我第二次为赵争的书写序了。上次是为他的《辨伪与存真：百年来的古书体例研究》（中西书局2021年），时隔三年，他的《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新研》又将出版，真是可喜可贺的事。这既显示赵争在相关问题上的学术积累，也反映了他的勤奋。考虑到三年中他还经历了工作调动这样不算大也不能算小的事，有此成绩就更属难得。这说明无论境遇如何变化，赵争始终能够秉承潜心向学的初心。当初从河海大学毕业时，对口入职的水利工作单位其实条件还算优渥，但赵争却毅然转行跨考相对冷门、枯燥的历史，这与今天很多学子为了改善工作条件而考研的初衷完全相反，说明他对学术的追求不是一时的冲动，用现在的俚语概括，的确“是真爱”。

赵争这部书的基础来自他当初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毕业十多年来，学界在这方面的发现和研究均日新月异，所以赵争这部书里既有新增板块，如“书”类文献和古医书的案例；也有对既有板块的补充，如讨论《诗经》和《论语》文本流传的部分，这都显示赵争对古书形成的研究颇能与时俱进。赵争将目前发现的出土古书分为八个个案，探讨其文本的流传与形成，有鲜明的“类型学”意识，即不同古书在性质、材料来源、成书方式等方面均多有不同。古书形成“类型学”理论的研究和相关认识的深化，我认为恰恰是古书形成研究深入推进的一种反映。作为“类型学”意识的一个表征，比如作者注意到，“作为‘王官四教’的‘书’‘诗’‘礼’（应该也包括‘乐’）在生成及流传方面大体上共享了一种相同的模式”。这里的讨论，说明作者意识到官方政教、垂范后世的“书”“诗”“礼”类等文献在形成模式上有共性。作者还说，“相较于‘模块聚合模式’的古书成书方式，本书将‘书’‘诗’‘礼’类文献为代表的成书方式称为‘整篇汇辑模式’”，“两者的首要差异即在于文献基本单位的生成方式及文本形态：以‘诗’‘书’‘礼’为代表的这类文献其基本单位的初始样态大体上均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篇’，并且单篇文本往往蕴含较为清晰的逻辑关系，甚至具有特定的文本结构，因为相关的文本形态均基于相应的生成机制”，这里明确点出了作为官方政教的“诗”“书”“礼”等文献在单篇生成模式上的共性。当然，如果细加区分的话，他们之间可能也有不同。比如很多《诗》篇本源于自出胸臆的个人情感抒发，最初本无意于王官政教，但有的则明显系对贵族官员的歌功颂德，作为周代日常行政的一部分，这类《诗》篇的性质则与《书》篇类似。有意思的是，有的《诗》篇还有整合《书》篇的现象，比如《大雅·江汉》云：“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锡尔祉。厘尔圭瓒，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江汉》这一部分特别是后面讲赏赐和召伯虎答谢的文句，与很多册命金文相似，明显是将册命金文的格式嵌入《诗》篇之中。有严格行文规范的册命内容文句被整合进《诗》篇之中而圆融无碍，实际上体现了《诗》篇作为“篇”明确的布局、擘画意识。这显示了周人文章学的修养和所达到的水准。赵争又指出册命类《书》篇大都来自册命典礼，而典礼自有其规约程式，这又涉及同为王官政教的“礼”类篇目的形成。《仪礼》十七篇，委曲细致地分类介绍各种仪节的全过程，很明显，《仪礼》这种“篇”的形成要受到各种礼节既有程式的客观约束，这不是个人主观的才情和擘画能决定的。因此可以看出，虽然同为“王官政教”，但《诗》与《书》之间、《诗》《书》与《礼》之间也存在细微的不同，共性之中又有差异，《庄子·齐物论》云“类与不类，相与为类”，诚可谓当之。

赵争在讨论“诗”“书”类文献的生成逻辑时经常提到“篇章的生成”，也就是说，古书的“形成”研究，这时候要处理的其实是更小单位“篇章”的生成逻辑，就像赵争在文中说“这些君主发言（以及君臣谈话）被特定群体（史官）依照特定组织形式（史官制度）记录从而形成了具有特定逻辑关系和一定规模的‘篇’”。我认为这种“篇章”的生成逻辑本质上反映的同样是周代文书制作者的文章学修养，与个人的知识素养和才情密切相关。像晚近公布的清华简《四告》，作为周公、伯禽、穆王满、召伯虎所作的告文（当然有的不排除史官代笔，但我不认为是后人拟托），一方面每篇前面都不乏叙事之笔，另一方面，当结尾部分回归告神主题时，其文句措辞又有明显的程式特征。作为独立篇什的体式收束意识也是非常清晰的，这实际上就反映了周人文章学意识的觉醒。关于周人的文章学素养，赵争在书中还引晚近学者对“王若曰”的讨论指出其口头性质，但也指出王的话恐怕也有事先预制的文本，不可能全凭现场任情发挥。这个看法是很对的。册命文本的制作，既涉及制度，也涉及从业者的知识水准。制度层面，自有相关的礼仪规程提供约束；而具体到从业者的知识水准，我们往往会想到史官，《左传·襄公十四年》说“史为书”，《国语·周语上》也说“史献书”，似乎册命文书的制作总是对应着史官。但《周语上》又言“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所谓“公卿至于列士”，显然包括百官，可知能“诗”者实涵盖各等级官吏。就像《左传·襄公四年》说“命百官，官箴王阙”，这里的“百官”都能作“箴”。有人可能会说“诗”与“箴”不一样，但我们看《左传·襄公四年》记载的《虞人之箴》可以说通体押韵，形同歌诗，说明“诗”与“箴”的区别也只是相对的。《左传·襄公四年》所载《虞人之箴》的“虞人”说起来也并非秩级多么高的官，但却可以写出这种水平的“箴”，这对我们思考周代服务王家人员整体的知识素养是个很好的参照。当然，具体到册书的制作我们不否认这可能是为某些家族垄断的世承职事，但作为西周知识阶层基本素质的文章学修养，又恐怕是共通的，并不能为某一家族或某一职事所垄断。窃以为，这种文章学修养正是西周王官之学的具体而微者。实际上，我们前面提到的《诗》《书》之异，同样可视为周人文章学意识的反映：他们不只布局谋“篇”，还有明确的文体意识。在这方面，长期以来很多学者的看法是比较机械的，他们习惯上把周初八诰那种诘屈聱牙的文风当成周人普遍甚至唯一的语言样态，并以此作为年代学划线的标尺，稍微浅白一点就说是晚出或后人拟托的，总之就不是周人的语言，实为大谬。可以说，他们对周人文章学所达到的水准严重估计不足。最近研读李学勤先生的金文讲义，我发现李先生在这方面的看法就比较通透，他说：“读史墙盘铭文，大家要明白一点，就是商周时候的文字和书风不是只有一种。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写公文用的语言和平常说的大白话就有所不同，……在同一个时代，同样的思想和观点，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英文在文白之间有四个等级，商周时期的文体一定也有不同的等级，……所以同样的内容，可以写得比较白，也可以写得比较文。”1所谓“同样的思想和观点，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就是明确承认那时是有文体之别的，而“商周时期的文体一定也有不同的等级”，一方面说明彼时文体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也说明周人之“文”所达到的水准和高度。

上述周人文书制作及《诗》《书》篇什中所凸显的文章学修养，又可以促使我们思考西周王官之学的真实面貌。周代服务王家的知识群体，当他们为王家制作辅助行政甚至歌功颂德的文章时，这自然是“官学”，但贵族群体的知识素养恐怕也并非只有“王官”这样一个“出口”。这就涉及如何准确认识西周的王官之学及学术格局。在传统的先秦学术史认知框架中，战国诸子以下才有“学术”，西周则只有“官学”，好像“官学”不是“学术”似的，2其实大谬不然。在这方面，李学勤先生结合清华简内容，对西周的文化和学术格局同样有一种拨乱反正的认识，他说：“一直以来都流传着一种错误的观点，即从孔子以来，中国才有学术。这个观点是不对的。……现在从清华简和其他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可以确知，孔子之前有很多的学术思想。所以早在孔子之前，中国就有了学术。”3这个看法是很对的，也说明我们长期对西周官学的认识过于片面和机械，把“官”与“私”完全对立起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官学”真的与个人性的“私”水火不容，我们恐怕很难解释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为己”显然就是“为私”，孔子处春秋末期，他所谓“古之学者”显然更早了，那个时候都是“为己”或“为私”的，正说明“官学”也是以“私”为依托的。我们前面说贵族群体的知识素养并非只有“王官”这样一个“出口”，这里正好有一个形象的例子，恰可说明“官学”时代个人性之“私”的存在。《礼记·坊记》引佚书《君陈》说：“尔有嘉谋嘉猷，入告尔君于内，女乃顺之于外，曰：‘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这里明确说如果自己有“嘉谋嘉猷”，但却要对外人说“此谋此猷，惟我君之德”，不过是“善则称君”或“诸侯有善，归诸天子”观念的反映。当个人的“嘉谋嘉猷”被周王采纳并施之于王家政治，这当然是王官之学，但这样幸运的毕竟是少数，大量个人的“嘉谋嘉猷”因找不到“出口”恐怕始终停留于“私”，正是那时的“为己”之学，即意在个人修养的养成和健全，其最终目的其实并不在于服务王官政教。或者说王官政教所需的知识、技能等要求，也仅仅是“为己”之学知识素养的一个方面而已。与“官”“私”之辨相关，李学勤先生还以《老子》一书为例云：“传说老子是周的守藏史，但《老子》一书则是他离职之后的著作，所以可以看作是老子的个人学术活动，与职务无关。”4这里李先生明确说《老子》一书的性质是“离职之后”的“老子的个人学术活动，与职务无关”，其意就是要与“官学”切割。这与《坊记》引《君陈》的情况适成对照：《君陈》所载说明西周大量的个人才情本无缘“王官”，所谓“一生襟抱未曾开”；《老子》的情况又说明离开“王官”后个人仍然有自己的兴趣和志业，这也正是“为己”之学的根本目的。这些都让我们看到西周“王官”体制下活跃的“个人”，因此传统上对西周王官之学的认识就需要进行重大革新。我们今天讨论古书形成问题，与“王官”之学相关的西周的文化及学术格局显然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近来业师谢维扬先生揭橥“知识社会学”这一命题，5而古书的形态和变迁，可以说正是“知识”如何“社会学”的反映。这可以视为古书形成研究的一个“副产品”：古书形成研究作为古史研究的一个分支，本来关注的是纯粹史料（古书）本身，但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要想讲清楚史料本身的形态和变迁，又必须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观念、思想等有全面的了解，这已经是西周史研究的“本体”了。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古书形成研究，等于揭开了以往西周史研究不太为人熟悉的一面。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视作另一种“倒逼”。

读赵争的这本《出土文献与古书成书新研》，我们会发现他不少地方都提到了现有的论说框架，比如“诗”类文献的“三家诗”，“论语”类的“三论”等，在这些地方赵争都明确指出现成的这些论说框架是不敷应付的，古书的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很多中间环节不为我们所知。我觉得这是很有价值的方法论反思，特别是当前出土文献发现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这一方法论反思也愈显示其重要性。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赵争在学界已有讨论的基础上，倾向于把现在我们面对的出土文本称为“个别的抄本”——当然这个定名还可以再讨论。“个别”一词是想说明目前我们看到的很多出土古书，在古书流传、演进的历史洪流或链条中，其实是很偶然的现象，从古书演进的过程来讲，与这些具体的出土古书邻近的“前后”“左右”的传本形态都不为我们所知，更不要说还要考虑到这些出土古书的抄写目的、埋藏情况等因素，因此对其文本性质进行界定就是非常棘手的事。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目前已有的论说或认知“框架”大都相对宏观，线条上也过于“粗”。举个例子来讲，安大简《仲尼曰》和王家咀简《孔子曰》都有大致相同的内容“一箪食，一勺浆，人不胜……不胜其乐，吾不如回也”，但今本《论语·雍也》作：“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语言表述上虽多有差异，但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我们是否能据出土文献在版本“量”上的优势就说《论语》本当如此？我觉得情况恐怕没有那么简单。虽然古书成书研究关注的是文本本身，但楚简的面貌也提醒我们，古书流传或传播的过程，并不见得都是“从文本到文本”的照抄，否则我们很难解释楚简与今本的这些差异。因此最近我在有些场合主张我们需要点“超越文本”的意识。因为古书的流传与形成，不纯粹是文本自身的事，还受经师解说、流传途径、不同地区语言及观念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这也是“知识社会学”话题），因此各地流行的孔子语录也并不苛求语言表述形式的完全一致，这给我们古书形成研究方法论的启示就是不能轻率“立异”，以至于把仅仅是语言表述形式的不同上升为“意义”甚至是“文本”的不同。比如上述楚简与今本《论语》表述上的不同，私以为它们可能只代表了一种区域性流传的文本面貌。它们与今本表述形式上虽有“异”，其“意义”却是基本一致的。这种情况下，出土古本量上的优势其实也并不能说明传本性质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因此，“立异”还是要慎重的。

以上是我拜读赵争新书的一点粗浅的体会。个人感觉，古书形成研究无论就内容和方法上来讲都给我们带来不少新知。这些新知有的属于古书文本自身，有的则触及古史研究的“本体”，后者涉及的内容又是“正向”的古史研究不太容易发现的，这都揭示古书形成研究这一“新赛道”的独特价值。当前，简帛古书的新发现还在不断涌现，可以期待与之相关的研究带给我们更多新知。像本书中讨论的《论语》文本流传与形成，晚近又有安大简《仲尼曰》、荆州王家咀楚简《孔子曰》等新材料可作补充，这些材料较定州简、海昏侯简的时代更早，对我们认识《论语》及相关文献的形成无疑有着重要价值。希望赵争能一如既往地跟踪新材料，在古书形成的研究上取得更多、更出色的成绩。

(本文原载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公众号)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