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经学研究》第八辑：经教的古今之变

前言

在古代中国传统中，“经教”并未成为一个专门词汇，但这并非因为经教不是一个重要问题，恰恰相反，正因为经学之“经”，本来便天然地以教化的方式存在，因而无须专门言经教。《礼记·经解》一篇，开头便是“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名曰“经解”，实则经教。汉人每每称“六经”为“六艺”，经、艺之别，“六经”往往指六种经书，而“六艺”则是六经之教。

在现代学术中，对经学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方式，从教化的角度来理解经学，无疑非常重要。经学之所以成为经学，不在于作为文本的经书，也不止于对经书的时代性解释，而在于呈现或实现普遍性的教化。尤其当经学已然成为“古代”学问，对经教的关注，实质上正是对经学所蕴含的生命力的理解。“经教”一词，至少包含两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一是从教化的角度来理解经学，一是探索经学已经实现与可能实现的教化。

从教化角度理解经学，旨在探讨经学如何塑造人类共同的、普遍的生活。无论古今，个体生命的存在，都不是独立的存在，内在而言，人有共同的情感、心灵、德性，外在而言，人共同存在于家、乡、国、天下中。经学之所以成为经学，就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人类生活的共同性所赖以建立的根基。从教化的角度看，经学研究的要旨，即是对这种根基的探寻。孔子生于春秋末期，删削制作六艺，保存了孔子之前的古典传统，也开出了万世天下的新传统。孔子阐《易》自伏羲始，删《书》自尧舜始，删《诗》自殷、周始，定《礼》述自周公，作《春秋》本于鲁史，自伏羲至于孔子，是经学的开创时代，也是中国文明的原初时代。就此而言，经学的意义不在于书籍本身，而在于这些书籍揭示了人类生活原初性、普遍性的问题。在后来的历史中，形成了一个绵远流长的注经传统，但是，经注不单是对经书字词的解释，更是以注解的形式，不断回应那些原初、普遍问题。

举例而言，在《论语》学史上，皇侃的《论语义疏》和朱熹的《论语集注》，都是从“教”的角度理解《论语》的典型注本。皇侃的《论语义疏》几乎把《论语》中的每一句话，都看成孔子的行教实录。在皇侃看来，孔子是一个圣人，《论语》是圣人言行之萃合，圣人的言辞举措，都是一种教化，但圣人的境界并非常人可以企及，孔子不得已而经常为常人讲述常理，因此需要隐圣同凡。朱子的《论语集注》也将《论语》视为孔子的教化，朱子引用程子之言曰：“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这种读法，直接将千载之后的学者置身于孔子与弟子对话的情境中，这样一来，《论语》不是空讲一套道理，而是有针对性的施教。因此，朱子的《论语》注解非常特别，例如，朱子善于体察《论语》中师徒对话的情境，善于根据对话双方的身份来考察语录的意义。

此外，从经教来理解经学，必然要特别注意经学已经实现与可能实现的教化。经学之所以成为经学，在于其思想价值进入政治生活，构建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汉代以后，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不断吸纳经学的价值，重新塑造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在秦汉时期，以皇帝制度为中心、郡县制为基础的政治制度本身并非来自经学，而是社会各种力量博弈的自然结果。汉代立五经博士后，逐渐改造了固有政治秩序的核心观念，新皇帝成为旧天子，新官僚出于旧儒生。在汉代以后的历代王朝中，政治必须认同王道、仁义，制度改革必须有经典为依托，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等基本价值。历代王朝更迭，而基本价值不曾变化。当《孝经》《祭法》的郊祀礼成为典范，《周官》的六官进入官制，纲常伦纪进入唐律，每一代王朝皆制定礼乐，人物评价、政治变革的根据皆来自经义，经学的角色慢慢成为中国文明的“大宪章”。在这一意义上，秦汉以后的历史，事实上是经学展开的过程，也是经学人文教化的具体经验。

从教化的角度理解经学，既涉及经学性质的认识，也是对中国文明的理解。而且，这一角度使经学不仅是文献学，也不仅是学术史，而是“活着”的思想。对于经学价值的当代探寻而言，理解活着的经学形态，无疑极为重要。

(本文原载于：福建人民出版社公众号)

来源：百道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