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錦里新編》成書於清嘉慶五年，張邦伸撰，記述清代蜀中人物和史事，上自清初，下訖嘉慶初。分名宦、文秩、武功、儒林、忠義、孝友、節烈、流寓、異人、方伎、高僧、賊祲、邊防、異聞十四門。此書内容豐富，記載翔實，是研究清代四川歷史、文學及社會各方面的重要文獻，有着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
《錦里新編》，清代蜀人張邦伸嘉慶間編撰。初名《錦里新聞》，因與唐遊蜀文人段成式所撰書同名，遂改爲《錦里新編》。“錦里”一詞源出《華陽國志》，“錦工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也”，因此用來代指成都。不過，從是書的内容看，其所載人物並不僅限於成都地區，而是遍及整個巴蜀，因而可以看作是有清嘉慶以前巴蜀地區的一部人物志，具有多方面的文獻價值。
一
張邦伸（1737-1803），字石臣，號雲谷。其先本江西太和（今江西泰和縣）人，元末明初隨“湖廣填四川”大潮遷至隆昌（今四川隆昌縣）。康熙甲子（1684）隆昌歲旱，曾祖遷居漢州（今四川廣漢市），闢地二千餘畝，成爲當地大族。伸祖張奇瑞，字冠玉，號鶴峰，漢州貢生，“邃於經學，凡天文地理、醫卜風角諸書，靡不究極精微，而尤以立品爲先務。年二十，應舉子試，不售，遂絶意進取。以課生徒爲業，暇則布衫芒履徜徉山水間，隨意歌嘯，藉以自適”。能詩，沉着痛快，頗近少陵。伸父張越，與兄超、弟趨皆入庠，考試成績優秀，一時有“三鳳”之稱，功名似乎唾手可得。可惜張越體弱多病，年二十四齎志而殁。乾隆二年（1737），伸生於漢州後營。甫二歲而父逝，母程氏矢志撫孤，嘗涕泣謂伸及其兄仁壽曰：“汝父之彌留也，囑我曰：‘吾未竟之志將於二子是續，汝善教之，毋使吾目不瞑。’汝等若隳厥志，吾無以見汝父於地下矣。”二子皆謹受教，不敢違。或得其家族遺傳，伸髫齡即穎悟過人，每讀一書，如素所成誦。十一歲即能作時文，叔父張趨屢面試之，俱明順。乾隆二十四年（1759）,參加鄉試，中舉。同年中多才彦，著名者如李調元、何明禮、姜錫嘏、張翯諸人，俱有詩名於後世。此後伸進京會試，屢舉不第，又患唾血病，遂回蜀静養。
乾隆三十一年（1766），已是而立之年的張邦伸再次入京，應吏部大挑，選爲一等。旋籤掣河南，補授光州州判。時值旱災，賑濟有序，百姓悦服；又整治民風，嚴懲兇頑，至是群盜斂跡，百姓平安。三十六年（1771）十月，補襄城縣知縣。襄城爲兩湖、雲貴通衢，使者、車馬絡繹於道，百姓差役負擔沉重，且分配不均，苦之久矣。伸到任，籍有車馬者爲輪法，均其役，官民便之。秋收，開徵常平義倉，禁倉役假耗損多攤派，百姓樂之，完納後多將餘谷傾入倉，每年傾入者兩千餘石。昔年義倉往往不足，今反有餘。三十九年（1774），固始縣大旱，民情洶湧，飢民欲爲變。上憲以伸廉能，促往代之。伸下車，曉以大義，許散給籽種、口糧，人心稍定。即請布政使撥鄰邑庫貯銀五萬兩付之百姓，遂無嘩然者。又設粥廠，全活甚衆。其他如審結陳年舊案，修浚水利、疏通黄河等，治績甚著，堪稱能吏。上憲嘉其成功之速，擬升鄭州，伸以母疾當告養力辭。四十六年（1781）六月，母程氏終於固始官署，扶柩歸蜀。從此再無仕進意，歸隱鄉里，以著述爲己任，整理鄉邦文獻。嘉慶八年（1800）十一月，端坐而逝於成都，年六十有七。
張邦伸好詩歌，時有吟詠，其行跡所至，每有詩集流傳，如《熱河紀行草》一卷，爲乾隆四十一年（1776）赴熱河引見時所作；《西園唱和集》一卷，爲乾隆五十四年（1789）與友人李調元、李鼎元等人詩酒唱酬之作；《水村唱和集》一卷，爲嘉慶四年（1799）與族中諸子分韻唱和之作。類似記載在其自撰《雲谷年譜》中隨處可見。可惜的是這些詩歌大都没有流傳下來，據其友人李元言“約有四千餘篇，手自删剪，僅存集八卷行於世”，即《雲谷詩抄》八卷，今存嘉慶間刻本。孫桐生《國朝全蜀詩鈔》、徐世昌《晚晴簃詩匯》皆録其詩。伸詩初學東坡，後出入百家，獨樹一幟，如其從侄張懷泗所言：“公詩從東坡入手後，乃泛濫百家，巍然自樹一幟，詄蕩排傲，縱横不可一世。”雖有誇大之嫌，但其詩不主故常，不事雕琢，以實用爲本卻是事實，正如李調元《雲谷詩草序》所云：“故其發而爲詩，無非勸善規過，激濁揚清，義取關乎風化，而不以剪紅刻翠爲工；詞取通乎賢愚，而不以風雲月露爲巧。初讀之若無一奇字異句足以動人，而細味之則興觀群怨無不包焉。”在吟詠不斷的同時，伸又選輯歷代詩歌，如《汜南詩鈔》四卷、《全蜀詩匯》十二卷、《唐詩正音》十卷、《明七律選》二卷、《排律韻薈》四卷等，既明確宣示自己的詩歌主張，又對歷代詩歌，尤其是地域性詩歌的流傳保存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張邦伸亦致力於地方文獻的編撰，尤其在地理方志方面，除《錦里新編》十六卷外，還有《固始縣志》二十六卷、《雲棧紀程》八卷、《繩鄉紀略》十二卷、《光郡通志》六十八卷、《地理正宗》八卷。其足跡所到之處，或搜集整理地方文獻，或考察山川地理，考證故實，孜孜不倦，終其一生究心於此，令人嘆服。
二
《錦里新編》共十六卷，記蜀中人物時事，斷自清初，凡《明史》有傳或其科第係前明者概不收録；當朝人物，則未蓋棺定論者亦不收録。全編共分十四門，分别爲名宦、文秩、武功、儒林、忠義、孝友、節烈、流寓、異人、方伎、高僧、賊祲、邊防、異聞，向世人展現出一幅清中前期四川地區豐富的人文歷史畫卷，具有多方面的文獻價值。
首先，就其历史價值而言，《錦里新編》中記載的人、事、物涉及不少珍贵史料。如有關張獻忠“江口沉銀”一事，就有多處記載，一是卷二“楊展”傳，云：“獻忠忿展盡取故地，率衆十萬，裝金銀珠寶數千艘，蔽江而下，擬入楚。展起兵逆之於彭山江口，分左右翼衝拒，而别遣小舸載火器以燒賊舟。……賊兵糜爛幾盡，所掠輜重悉沉水底。”二是卷五“費密”傳，云：“會楊展鎮嘉定，聞密名，遣人致聘焉。因説展屯田於雅州龍門，復於青神江口命人沉水，得張獻忠棄金。”三是卷十六《異聞三·江口淘銀》，云：“彭山縣江口，明季參將楊展破獻賊處，居民時於江底採獲金銀，多鐫有各州縣名號。乾隆五十九年冬，漁民獲鞘一具，報縣。轉禀制軍孫相國補山，飭令派官打撈，數月撈獲銀萬兩有奇，玦寶、金花多寡不一。”當代考古已經證實張獻忠江口沉銀的存在，兩者可以相互印證，足見其記載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其史料價值彌足珍貴。
又如關於明末清初蜀地戰亂這一段史實，除了在卷十“張獻忠”傳、“獻賊餘黨”中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外，在大量普通人物的傳記中也經常涉及。通過這些普通人物的遭遇真實反映戰亂給百姓帶來的深重災難，以及當時社會殘破、民生凋敝的殘酷現實，因而更具普遍性和真實性，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
……
其次，《錦里新編》還有重要的文學價值，涉及清初至嘉慶間衆多文壇人物的生平事跡和他們的文學創作，對於清代文學研究，特别是清代蜀中文學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錦里新編》中特設“文秩”一門，分兩卷，記載五十餘位蜀中文人的事跡，是研究清代蜀中文人的第一手資料。如主要活動於乾隆時期，曾任錦江書院山長的顧汝修，李調元《蜀雅》録其詩，並稱贊其“平生詩，工於應制，有《賦得雲在意俱遲》試貼一首，館閣争先傳誦”。但對其生平卻介紹不詳。《錦里新編》卷三爲其立傳，並對其隨駕乾隆，應制唱和之事着墨頗多，兩者可以互讀。另外，張邦伸對其散文也有所評價，認爲“爲文汪洋灝瀚，往復不窮，容與跌宕，望之如千頃陂，酷類東坡先生”，大致也爲後人接受和認可。總之，正是由於張邦伸爲其立傳，才使得這樣一些在清代文學史上成就不突出，但對蜀中文學和學術有重要影響的文人不爲歷史所湮没。而這對於從事巴蜀地方文學與文化的研究者來説，則是非常寶貴的文獻資料。
尤爲值得注意的是，《錦里新編》保存了不少詩文，對整理和研究清代蜀中文學文獻有着重要意義。這一點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如黄毓芸、楊玉華《從<錦里新編>所載詩歌看清初至乾嘉時期蜀中文學活動及其特點》一文，統計《錦里新編》中引詩98首，其中30首爲始見。……
除詩歌外，還有不少序記，如卷五“傅作楫”傳中收録許汝霖爲傅作楫集所作序。許汝霖，字時庵，浙江海寧人。康熙壬戌（1682）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著有《德星堂集》。康熙丁卯（1687），許汝霖主持四川鄉試，得傅作楫諸人，由此結下深厚交情。許汝霖此序，今不見《德星堂文集》，實屬罕見。按許汝霖對其詩文保存不遺餘力，《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諷刺其“举其平生手迹，一字不遗，未免不能割爱耳”。然這樣一篇序文卻不見集中，足見《錦里新編》在清代蜀中文學文獻的保存方面具有其獨特價值。
總之，《錦里新編》具有重要的人文歷史文學價值，特别是對於四川地區的人文歷史研究者來説更值得注意。冀望本書的點校出版，能引起研究者更多的關注，也能更好地爲大家所用。
……
(本文原载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公众号)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