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卡塔林·考里科的自传《突破:我的科学人生》由译林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此位匈牙利裔美国科学家的个人传记首次引进简体中文版,引发了不少传记读者和科学爱好者新的关注。
2023年10月2日,凭借在核苷碱基修饰方面的发现,考里科与德鲁·韦斯曼共同获得诺贝尔奖。卡塔林·考里科的父亲雅诺什·考里科曾是一名屠夫,她的女儿苏珊·弗朗西亚在北京、伦敦奥运会上两次摘得金牌。而考里科本人则因研究方向不被看好,长期被忽视、贬低和降职,甚至被迫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离职。一时间,考里科的传奇人生经历在国内社交媒体上刷屏,如今她的这部自传出版,将使得读者近距离了解这位伟大的女科学家,领悟科学创新的真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突破:我的科学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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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作者:[美]卡塔林·考里科著
译者:李敬、梁贵柏译
出版时间:2024年06月
《突破:我的科学人生》得到了“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珍妮弗·杜德纳、斯特凡·黑尔,以及魔方发明人厄尔诺·鲁比克等人的诚挚推荐。其中,比尔·盖茨表示:“如果你对科学、创新和锲而不舍可以改变世界曾有所怀疑,那你应该读读这本书。”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斯特凡·黑尔评价道:“卡塔林·考里科的故事激励我们在面对严峻困难时不要退却,激励我们保持坚强,坚持那些可以改变世界的想法。”
据悉,早在2023年4月,译林出版社便已根据所掌握的信息,判断出《突破:我的科学人生》一书的重要价值,并于6月购得版权。考里科获得诺奖之后,一直关注着简体中文版的出版,并应邀发来用于封面设计的照片,题写签名,应允将她的签名刊印在封面和扉页。全书还收录了作者亲自选定的23幅珍贵照片,包括她与家人和搭档的合影、她在实验室的工作照和她领奖的照片。为确保译文的专业性和准确性,译林出版社邀请新药研发一线科学家李敬、梁贵柏担任译者。李敬在《科学》等顶级期刊发表五十多篇论文,梁贵柏所著“新药的故事”系列荣获科技部2023年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两位科学家精心翻译,奉献出了信达雅的译文。
突破性贡献:为mRNA技术在医药领域里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审委员会的新闻公报中这样描述:卡塔林·考里科和德鲁·韦斯曼的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对mRNA(信使核糖核酸)如何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的理解,为mRNA技术在医药领域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
从就读于匈牙利塞格德大学开始,考里科就对核糖核酸(RNA)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信mRNA具有巨大的医疗潜力。核糖核酸由四种碱基组成,其中之一是名为尿嘧啶的碱基。当尿嘧啶与核糖分子连接后,它被称为尿苷。考里科和韦斯曼发现:通过对尿苷进行化学修饰可以让mRNA不再具有免疫原性,从而避免诱发免疫反应的危险,而且修饰后的mRNA在转译蛋白质方面具有极高的效率。在这个基础上,研究人员可以将编码蛋白质的mRNA片段植入细胞,通过细胞本身的“蛋白质工厂”制造出各种可用于治疗或预防疾病的特殊蛋白质。这是一个具有范式转换意义的科学突破,使得mRNA疫苗开发获得成功,并且为其他生物医药领域的发展提供新的方向。也正因此,他们的贡献被誉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又一次“盗火”。
屠夫的女儿:考里科的青少年时代
1955年,卡塔林·考里科出生于匈牙利小镇小新萨拉什的一个贫穷家庭,她父亲雅诺什·考里科因生活所迫,不得不从12岁开始就练习屠宰技艺。考里科的第一堂生物课,是小时候好奇地观察父亲如何切割一头猪。她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下长大成人,家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充足的电,冬天时和父母、姐姐住在一个房间里,因为只有这个房间可以供暖。但父母无条件的爱为她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
得益于匈牙利为平民子弟提供的优质教育,考里科在学业上取得成功,立志成为一名生物学家。她从课堂和书本中,从周围的环境中汲取一切与生物学有关的知识,读七年级时便在全国生物学竞赛中取得第三名。她于1972年考入塞格德大学生物学系,博士毕业前便在匈牙利科学院生物研究中心工作。
初出茅庐的考里科从零开始组建了一流的抗病毒筛查实验室,在工作中得到了全面的锻炼,而且在生物学研究中心拥有众多良师益友。这里有她期待的一切,她从未想过要离开,却因岗位得不到资助被迫于1985年举家移居美国。后来,当考里科的名字为全世界知晓时,许多报道都提到了一个细节,她在去往美国时将全部家当900英镑缝进了女儿苏珊的玩具熊。
美国学术体制的局外人:在职场上长期被忽视、贬低、降职
抵美并在两所大学短暂停留之后,卡塔林·考里科于1990年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任研究助理教授。考里科专攻RNA介导机制,而RNA以不稳定性而闻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主流科学界认为研究RNA是不可能的或不值得的。20世纪90年代初,基因疗法吸引了大量研究资金,被称为“下一件大事”(the Next Big Thing),这也是宾大医学院当时的领导层最为看重的方向。
考里科称自己为“体制内的局外人”,她和搭档所做的真正重要的突破性贡献被忽视了,比如,她和心脏病学家埃利奥特·巴纳森做出的发现:“我们的实验细胞真的在其表面产生了尿激酶受体。我们成功地使用mRNA在细胞内制造出了特定的蛋白质,而且我们所使用的技术既简单又廉价。这其中蕴含着巨大的临床潜力。”
等考里科成名后,记者们倾向于将她在宾大工作的前二十年称为“一系列不幸的事件”。从表面上来看是这样,她一次次提交研究资助申请却总以失败而告终,而在宾大的考核体系里,每净平方尺美元是非常重要的指标之一,也就是说,根据研究人员的资金来计算他们有资格拥有的实验室空间。
在科研资金和论文发表的压力之下,考里科都不曾改变自己,她绝对不会因哪种研究更容易获得资助、更容易发表论文就去做,哪怕因此被降职。她所看重的是科学探索本身的魅力,是为扩展人类理解力做出贡献。“当你仔细观察任何一个科学拼图时,你会注意到,它本身又是一个拼图,由数千个其他发现组成,每一个发现都是由你之前的科学家完成的。在科学界,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绝对是真的。”
工作中的友谊:惺惺相惜,携手破解科学之谜
卡塔林·考里科与德鲁·韦斯曼相识于一台复印机旁边。考里科将与他的合作形容为“锁与钥匙”,他们恰好拥有对方所需的知识和技能。考里科擅长RNA研究,对免疫学所知不多;而德鲁·韦斯曼是免疫学家,没有RNA方面的经验。考里科感叹道:这样的机缘巧合真是让人难以置信。有时,即便是充满严谨性和纪律性的科学,也依赖平凡而古老的运气。
与韦斯曼合作多年之后,考里科才偶然得知他是1型糖尿病患者。他们的交流很少涉及个人层面的事情,而几乎全都围绕着工作,谈论细胞,谈论RNA,讨论信号受体、细胞因子和克隆技术。考里科说:“事实证明,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和一个人走近。生物学优雅而神秘,你不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沉浸在这个美丽的谜团里,而不建立起真正的信任、连接和尊重。”这就是两位纯粹的科学家的相处之道。
考里科对女科学家在事业中遇到的阻碍做了很多思考。她曾在宾大和琼·贝内特共用一间实验室,同为女科学家和母亲,她们惺惺相惜,互相帮助。她写道:“琼一开始就观察到,有才能的女科学家通常会成为实验室管理者——做幕后管理, 但她们的工作从未得到认可。她和我一致认为,我们想要一些不同的东西:我们希望成为发现者,而不仅仅是在其他人(通常是男性)取得突破时提供帮助。”
一对母女的顶峰相见:妈妈是诺奖得主,女儿是奥运冠军
作为全身心投入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卡塔林·考里科并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女儿苏珊。但言传身教是最好的教育,苏珊考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并在北京、伦敦两届奥运会的赛艇项目中摘得金牌。因此,2008年,考里科和丈夫、姐姐到一道来到北京,观看了奥运会开幕式和女儿的比赛。热情友好的人们给她留下了美好印象。
“我以前从未去过北京,这次去的时机真是太好了!这座城市活力四射。北京奥运会感觉就像是整个国家的亮相派对,每个人都在庆祝。”
“当地人拥上街头,挥舞旗帜,为任何看起来可能像是运动员的人加油鼓劲。出租车司机为此专门学习了英语短语。全然陌生的人走到我们面前,递给我们礼物。一次又一次,人们走近我、贝拉和佐卡,询问是否可以与我们合影。”
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与女儿从事的体育运动中,考里科看到了共通之处。她说,科学研究就像赛艇运动一样,看不到终点线,不知道自己与终点线的距离,每一次都要全力以赴。
女性力量的璀璨展示,写给每一个追求梦想的人
2020年之后,因为在生物化学领域做出的具有全球意义的贡献,考里科当选为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美国国家发明家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法兰西科学院外籍院士。
重量级的国际奖项和荣誉纷至沓来,考里科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时代》周刊2021年度英雄、匈牙利圣斯蒂芬勋章,并成为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特拉维夫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十余所大学的荣誉博士。
考里科站在了《时代》周刊100人峰会的舞台,受邀到众多国家访问,与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一些人见面。而在布达佩斯,艺术家们为考里科的脸画了一幅 220 平方英尺的壁画,题为《匈牙利人将书写未来》。
面对处境的转变,考里科感到梦幻,却从未忘记来自何处,她说:“我将永远是那个站在匈牙利平原上的女孩,用探寻和惊奇的眼光看着所有的生命在她周围绚丽绽放。”
在《突破:我的科学人生》的结尾,卡塔林·考里科鼓励每一位读者:“你未来的贡献可能仍然只是个假设,但请务必把它看成是真实的。你必须相信你内心的东西,呵护你在那里找到的东西,即便是——尤其是——在没有其他人在意的时候。我想说的是,继续前行,持续成长,向着光的方向前行。你就是潜力,你就是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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