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2022年6月，金江红从吉林大学校部机关的岗位上，转到吉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吉大社”）任总经理。2023年，吉大社迎来建设40周年，金江红的上任，既带着出版社前辈们的重托，也肩负着吉大社下一个40周年的启幕。
2012年就从吉林大学脱离出来转企改制成立公司，十多年过去了，金江红依然认为“出版社比如像吉大社这样的传统老社，都还在逐步走向真正的现代企业管理。”从一名行政管理者的角度转换到出版人的角度，他感到压力很大。前一个身份确实带来了很多的资源和便利，但后一个身份在当前出版环境下受到的约束与所谓“规范”，却常常有点伸展不开。
他说，他最怕听到两句话：一句是“我们过去就是这样做的”；另一句是“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个特点”。
百道网：您上任社长一年半的时间，今年又恰逢出版社成立40周年，揭开了吉大社下一个40年的序幕。从行政管理人员到出版社社长，有什么切身的感受？
金江红：我是出版社的第九任社长，是站在前辈们搭建的台子上继续往前走，对我来说，出版行业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我们出版社从2012年改制，从学校一个事业单位变成了一个公司，但截至目前还没有完全摆脱事业单位管理的影子，还没有成为一个充分融入市场竞争的公司，离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
百道网：吉大社背靠吉林大学，有着丰富的资源和强力的支撑，为什么出版社会存在您提到的这个问题？
金江红：吉大社的发展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不同的战略定位，这个定位决定论出版社的方向和策略。
从1983年建社一直到2000年吉林大学合校，出版社的工作都主要是为教学科研服务，很少承接社会上的出版任务。这个阶段我们出版了很多重要的作品，比如经济学家张维达的《政治经济学》、政治学家王慧岩的《政治学原理》、著名史学家金景芳的《周易全解》……这些书都是为教学科研服务的，也为吉大社前期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吉林大学合校发展壮大之后，迅速成为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大学，各类学术资源、出版资源异常丰富，那个时候也是出版业兴盛的阶段，全国的高校出版社、学术出版机构都盯上了吉林大学的资源。与他们相比，吉大社地处东北，各种信息相对滞后，最后在竞争中渐渐落后，导致选题资源逐步流失。
一直到2006年，吉大社开始主动全面转型，在为学校科研教学服务的同时，加大力度为社会出版服务，这个过程持续到2018年。这个时期，吉大社把握住了大学出版社改革与发展的机遇，紧紧抓住了市场、产品和体制三方面的重要转型；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放大了板块优势，形成了“5+2”模式，即以一套教材、一套社科、一套阅读、一套少儿、一套工具书的五大自主开发主体，和专著、教辅两大板块。2012年，出版社收购了新黑马阅读教辅品牌，单品种年发行量曾达到600万册以上。
虽然在经济效益上得到了很好提升，但作为一家学术出版机构，吉大社并没有打出重要品牌、做出更大影响。于是2018年之后，我们重新回归到学术出版社的道路上来，经过五年的发展，逐步推进我们自己的高质量出版计划，打造出建党百年学术经典文库这样的品牌。
百道网：回归到学术出版之后，出版社的出版机构发生了哪些变化？
金江红：主体上没有什么变化，主要是学术出版和教材出版为主，这两块占了90%以上的比例。其中教材出版占了其中的70%。我们的教材出版主要有两块，一是高校教材，二是高职高专教材。此外，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新黑马阅读”这样的中小学课外阅读类的图书。在这个板块，我们有一些历史积累，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质量有信心，我们一直要求零差错，最后的结果也很理想，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百道网：提到教材教辅出版，双减加上疫情，对这个板块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金江红：中小学教辅这个板块下降了至少60%-80%，今年我们努力恢复到了疫情前的40%多。这其中有几个原因：一是刚才提到的疫情影响和双减政策影响；二是教辅出版的竞争太惨烈、同质化严重，经常是一个创意刚出来，回头就被别人抄袭模仿。竞争的人多了，蛋糕却越来越小，这块我们压力还是很大的。
百道网：今年大家都比较关注“复苏”这个话题，都在谈今年能够恢复到疫情前什么样的比例。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金江红：直白地说，今年的日子并不好过。今年年初疫情结束后，大家以为今年应该大繁荣，但实际上市场下滑的惯性还在，市场信心还没有建立起来。传统图书的出版现在面临非常大的挑战。一是读者阅读习惯的改变，读者对内容质量甚至装帧设计等都有更高的要求；二是阅读习惯在变化，对阅读介质、阅读方式都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三是市场的挑剔度更高，传统的图书出版已经不能满意读者的需求。我们必须及时转型。
百道网：您提到传统出版必须转型，您给吉大社确定了怎样的转型方向？
金江红：举个例子：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哲学大家孙正聿教授在自己所在的领域是泰斗级的，但他的主要学术专著受众也基本在哲学这个专业领域，面对更多非专业的读者，孙正聿教授近些年来出版了数本哲学类大众通俗读物，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这种从专业的学术出版向通识读物的出版转型，是学术出版社的一条重要的转型之路。坚守学术出版没问题，但出版不能只有学术。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很多尝试，比如依托学术出版开拓通识读物、做科普。
我们也在尝试数字化转型，在做一些准备工作，但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型非常有挑战性。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如果做成数字融合产品，怎么让读者接受和便于阅读，需要重新进行场景定位。每一家出版机构的资源优势和积累程度都不一样，也很难复制别人的成功经验。吉大社其实是一家综合性的学术出版机构，覆盖的学科更广，要从众多的学科门类中找到一条既能全覆盖又突出重点的道路来，难度较大。
百道网：近两年，国家层面在大力推进融合出版工作。您提到吉大社也在做筹备。您认为融合出版会给出版社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和机遇？
金江红：数字转型和融合出版转型是必由之路，从全球来看，国外领先的出版机构都已经基本完成了数字化转型，并建立了自己新的盈利模式，给我们有很多启示。
传统的出版路径是把书印出来变成纸质书，摆在书店里销售，这种模式将来肯定会受到巨大的挑战。融合出版立足传统出版，发挥内容优势、运用先进技术，使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实现内容、技术、平台、人才融通的立体传播体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出版一本书，首先就要依靠大数据的支持，准确定位读者群体，他的读者在哪里？怎么联系他们？他们想要的是什么？通过什么方式和什么平台提供给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的阅读体验是什么，怎么反馈给我们？至少要把这几个基本的问题想清楚以后，才能根据他们的需求，通过技术手段有目标定位路径去搭建通道，设计阅读场景。传统出版是从产品角度出发，但是现在需要从用户角度出发，一个从上到下，一个从下到上，是不太一样的东西。融合出版对出版社带来很大的机遇，也带来了很大挑战。传统编辑面临转型，人才培养任重道远，融合出版的编辑人才短缺是我们最大的挑战。现在看来要想步子快一点，就必须加强和一线城市的第三方技术优势公司的合作，借助第三方的技术和人才的优势，依托我们传统出版社“出版内容”的核心竞争力，大家相互借力，共同分享出版资源，共同开发出版市场。
百道网：您提到出版合作，这种合作其实应该存在于出版的各个环节。
金江红：传统的出版方式是一个一个的节点，但现在是一张网，大家纵横交错在一起，谁都有优势，谁都有不足，要想共同完成一个事情，得大家一起协同完成。一本书可能从选题策划开始，编辑、发行、营销、渠道、媒体甚至读者等等各方就要参与进来。
这就对现代出版社的企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在这张网里的优势是什么，劣势是什么？你需要的优势资源在哪里？你需要怎么跟他合作？你怎么能开出让他拒绝不了的条件？通过什么方式合作大家能够实现共赢？比如有的地方出版机构，他们的封面设计就完全用北京或上海的公司，因为那里的设计公司在信息捕捉敏感度上、在审美上、在风向标的把握上把握得更精准、更抓读者的眼球。地方出版机构，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其实也受到了视野的局限。我们有本省市的兄弟单位，他们的版式设计甚至包括选题策划，都有一线城市的合作公司共享合作，最后大家来共同实现项目的出版。
百道网：吉大社以学术立社，在出版社的学科门类中，加入以影响力贡献值排名，排在前面是哪几个？
金江红：文史哲政经法我们都有涉及，相对来说，人文社科类的作品更受欢迎一些，自然科学的阅读门槛更高。从出版社的出版方向上，我们现在说，要讲好吉大社的四个故事。
一是讲好党和国家的故事，它对标明确，就是大的主题出版；二是讲好学术故事。这些故事其实就是很多国家级社科项目或者某类重点研究方向，比如历史考古、社区治理、法律行政等微观层面的学术出版；三是讲好吉林故事。我们是吉林本地的出版社，必须要为当地的文化繁荣做出我们的贡献，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也大力挖掘吉林的文化内涵，包括今年我们刚出的吉林省的“吉林文脉”系列图书；四是讲好吉林大学的故事。吉林大学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拥有一大批国家级的“大先生”，从当年学校创建初期的“先生北上”，到现在新吉大新时期的乘风破浪，我们要把吉大红色基因传承好，弘扬好“北上精神”，要讲好吉大的故事。这是我们近几年的主线工作，不会轻易改变。
百道网：您在前面提到，出版社回归到学术出版后，树立了我们自己的高质量发展计划。请谈一下这个计划的内涵。
金江红：这里的高质量发展，是和重塑吉大社的学术品牌相关联。以前我们的品牌比较散。从2021年开始，学校正式提出这个计划，叫高质量出版计划，学校和出版社联合，请学术大师大家紧扣国家发展的主题和脉络，出版学术巨著，围绕的核心就是前面说过的文史哲政经法。这两年确实也取得了重要进展，获得了各个层面的奖项，提升了出版社的品牌价值和社会效益。这是一个长期的品牌战略，我们先提升社会效益，最后利用品牌价值的提升获得更多优质的资源，最后实现双效统一。今年是我们实施高质量出版计划的第三年，我们的投入也是在不断升级，会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呈现出来。
百道网：从学校转到出版社之后，之前的履历和资源有没有给您现在的工作加分？
金江红：我此前在学校机关工作多年，跟学校机关、各个学院联系很广泛，有利于出版社加强与学校的更加紧密的联系。来到出版社后，从去年到现在，我刚开始是站在局外的角度看问题的，有好处有不好处，不好处就是缺乏经验，好处就是有时候看的更加客观和清楚。
我现在害怕听到两句话：一是我们过去一直就是这么做的；二是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个特点。因为这两句话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惯性思维。惯性思维当然不是说都不好，但是在这个创新的时代，在这个竞争的时代，面对惯性思维和固有经验，就需要格外慎重对待，格外深入思考，看它是否符合当下的实际情况，是否符合了当下了企业运营规范，是否符合未来发展需求。所以我到出版社之后，首先就抓了两件事，一是规范，二是效率。通过规范流程和管理，来提升效率，之前我们一个业务签字层层审批要走五六个层级，现在靠行政办公室来中转，只需要三层，大大提高了运转效率。再比如运营团队决策机制中最重要的总经理办公会议事规则，就得设计好，才能确保依法依规决策、科学决策、高效决策。
百道网：为了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出版社的顺利转型，有哪些问题必须解决？
金江红：出版社现在也正处在一个关键阶段。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国家的产业政策、引导政策、税收政策，以及读者的需求都在鼓励转型。但要想完成现代企业管理改革需要多年才能完成。高质量发展，包括人的思想和行动的高质量、产品的高质量、运营体系的高质量等等，我们已经意识到要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我们是一家学术出版机构，也是一家高校出版机构，更是一个国有企业，现有体制机制的困难，地域的困难，人才的困难，还有其他的困难，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这不影响我们改革的信心，转型是一定要转的。转型过程当中看哪些方向优先需要转，哪些方向不着急转。先进技术运用层面不是最难的问题，人才队伍的建设问题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如何吸引并留住高层次、高学历、高水平的编辑，都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我们目前一方面通过编辑培训、加强自主选题开发培养人才，一方面招聘新人，但同时还要走第三条路，通过合作方式使人才为我所用。我们还要紧密联系地方，紧密依靠学校，进一步强化我们对于学校教学科研的支撑，进一步凸显我们学术出版的特色出版方向，打出拳头产品，围绕几个核心的点来拓展产品线，为将来“走出去”夯实基础。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理顺管理机制，有了好的管理机制，有了优秀的人才，大家统一思想，都一起朝着不断创新的高质量发展方向上走，我们就有信心把吉大社建成一个现代化企业管理的全市场化的学术出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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