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提起王安石，很自然会想到王安石变法。
这场变法从酝酿时起，直至今天，争议就没有停止过。例如王安石变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是君臣联手“割韭菜”，还是一场追求富国、强兵的变法？抑或是导致了北宋灭亡的原因？还是说那是一场带有近代性质的改革？
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推出的新书——《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正是这样一部全面介绍王安石变法的厚重著作。该书的作者吴钩是一位深耕宋史领域多年的青年学者，著有备受欢迎的“吴钩说宋”系列，其中《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被CCTV评为“2018中国好书”。
《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吴钩，新民说出品
出版时间：2023年08月
关于《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下简称《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创作意图，吴钩表示，宋神宗是他钦佩的宋代君主，他在位期间的熙丰变法（即王安石变法），则是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高光时刻之一。这场变法的导演王安石，则是一位“三一流”士大夫——一流的文学家、一流的学问家、一流的政治家，即便是大诗人苏轼、大学问家司马光、大军事家王韶，论“综合成绩”，恐怕也要相形见绌。《宋神宗与王安石》希望通过讲述这对默契君相的跌宕人生，以全面重述那场激荡11世纪、争论至今的重大改革。
王安石变法历来争议不断，否定者认为变法导致宋朝底层百姓备受盘剥，北宋也因此断送了立国以来形成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优良传统；赞扬者则认为，这场变法的一些举措体现了许多近代才出现的国家经营之先声，是宋朝站在近代门槛上的表现。
吴钩持后一种论点，他认为，王安石变法是国家主动开启近代化的一次伟大尝试。这一观点与学者梁启超、黄仁宇等人认为的宋代具近代气质的说法是暗合的，近代学者陈焕章也感慨：王安石是近代性的体现者，“如果他的计划全部得以贯彻施行，那么，中国早在一千年前就应该是一个现代国家了”。
《宋神宗与王安石》从北宋第六代皇帝、神宗赵顼继位说起：1067年，20岁的赵顼接手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王朝，这个王朝内因三冗问题而深陷财政危机、国穷民困，外有辽国、西夏等势力虎视眈眈。
改变局面的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财政危机。司马光、张方平等保守派主张循旧路，节流到底。唯独王安石，从开源的角度提出“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大纲，深深吸引了神宗。于是，在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围绕富国、利民、强兵，逐一推出变法举措，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民生等诸多领域，尤以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颇具颠覆性，体现了近代才出现的国家经营思想。书中对这些变法举措的出台、推行、争议作了极细致的描述和分析。
但变法挑战时代传统，极大地损害了权贵利益，引发满朝官员铺天盖地的谩骂与抵制。书中细腻还原了保守派与变法派间火药味十足的攻防战，生动展现了北宋治国精英的群体面貌——既有宋神宗、王安石的积极进取，也有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的保守乃至迂腐。
市面上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著作众多，想写出新意并不容易。吴钩表示，为避免跟前人的叙事重复，他购买并阅读了市面上几乎所有同类著作，然后发现大多数作品都把论述重点放在了对这场变法的评价上，而变法的具体过程和细节，仅作鸟瞰式、粗线条的勾勒和描述，相关人物的互动，尤其是关于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以及围绕变法展开的新旧党之间的冲突、论辩和争斗等细节颇为欠缺，而这部分的内容，其精彩程度甚至超过虚构的历史小说。而这一点缺失，正是他可以浓墨重彩予以描绘的空间。
吴钩表示，历史书写，包括为历史人物立传，最重要的是讲清楚历史事实，而非急于灌输写作者的史观、立场和评价。所以，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见，他将重点放在讲清楚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如变法派与保守派如何博弈，博弈的结果是什么，王安石做了哪些事，没做哪些事，他的对手又做了什么事。
为了探寻那段历史的原貌，吴钩在动笔之前，花费大量时间阅读相关文献，书中仅直接引用的史料文献便超过150种，涵盖史官记述、笔记小说、当事人日录文集、奏书汇编等。吴钩在使用这些文献的时候，十分注意辨析文献记录的真伪，因为新旧两党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可能截然相反，他会参考不同文献记录与表述，试图互相印证，以尽量厘清事实。
因重点放在讲故事、还原史实上，本书的画面感和可读性便显得极强，其阅读感受正如作者自述：众多同类书像是政论片，本书则更像是情节跌宕起伏的剧情片。
本书首先是塑造了宋神宗与王安石这对默契十足的君相。
王安石固然满腹才华，却也槽点满满。他性格执拗，不好附庸风雅，处事多直抒己见、讲求实际、追求效率，这样情商低、不合群的性格很容易得罪人，书中简要地回顾了他得罪众多重臣、名流的过程，如张方平、唐介、范镇、韩琦、苏轼等。可就是这样一个在职场上容易被打压的人，为什么短期内能晋升为大宋宰相，开启变法大业？
他凭什么吸引皇帝，赢得后者最深刻的信任（曾公亮曰：上与安石如一人）？而当他们组成搭档、开启变法后，面对满朝权贵铺天盖地的质疑与谩骂，他们之间如何互动？他们的心态、行为受到何种影响？会怎样应对？书中追溯了相关史料，翔实地刻画了这两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尤其是王安石，这样一个“位极人臣，却不贪权位、不恋美官、不慕虚名、不爱钱财、不图美色、不为享乐”，晚年还将仅以栖身的房屋捐出做功德的人物，他的追求何在？他的执拗是为了什么？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从他主导变法的表现，我们能看到他的务实与坚持，他对国家与百姓的赤诚，在遭到政敌攻击、世人误解时的豁达与从容，他对亲朋好友、后生晚辈的真挚提携。藉由这些描述，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这位千古争议人物“刚愎自用”标签外更真实的一面。
本书第二大看点，即全面展现王安石变法何以激荡11世纪，点明宋代文明何以迷人。
变法引发满朝争议，其实争的是如何处理财政危机。旧党以司马光为代表，认为“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即蛋糕只有那么大，官府拿多了，民间就拿少了。他们主张节流以解决。
新党则以王安石为代表，认为“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即可以通过扩大生产来做大蛋糕，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创造“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大同局面。这是一种开源的态度。这两种不同的理财思路的论争与辩驳贯穿了全书。
变法的具体举措更反映王安石的理念认知远超时代。最典型的莫过于市易法，它强调市场力量，鼓励工商业，发展海内外贸易，甚至打造出了11世纪的“托拉斯”，旗下囊括诸如淘宝式购物平台等系统。诚然，国家这种放下身段、追逐利润的行为，一反过往士农工商、商为末流的姿态，引发了传统士大夫的集体反感，但也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以致自两宋开始，经商风气日益浓厚。
重视商业，就会诞生各种相应的机构、制度，去支持和保护商业的运行，现代文明也就应运而生。书中对这些充满现代感的举措如何出台、执行过程出现何种问题与争议、执政团队如何应对等，作了详尽的介绍。而这历史舞台上变法的导演——王安石和宋神宗，所代表的，恰恰是中国的进取和创新精神。今天为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宋代文明，也得益于这种精神的浇灌。
本书第三大看点则是北宋文官群体围绕变法上演的攻防战，他们的反应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古往今来改革浪潮冲击下的众生相。
神宗时代，名士满朝，诸如苏轼、苏辙、司马光、欧阳修、曾巩、程颐、程颢等，都名重一时，但为什么王安石无人可用？他呕心沥血主导的旨在追求富国、利民、强兵的变法，为什么被攻击为“害民之恶政”？
面对变法，北宋的士大夫精英分裂成新、旧两派。其中旧党的组成尤其复杂，他们有如司马光、范纯仁这种难以认同王安石理念的正直士大夫，有如文彦博、杨绘这种既得利益被触碰的地主阶级代表，还有王族、后族等权贵集团参与博弈。他们刻意放大变法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制造出一起起颇有影响力的事件，诸如东明县民上访事件、指控王韶妄指闲田事件、《流民图》事件，构成对变法此起彼伏的攻击。
这场由北宋精英群体倾情上演的政斗大戏，也集中展现了古往今来改革障碍重重的各种因素。其中，非但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争斗，也有新旧时代观点的激烈碰撞。正所谓“改革难，不仅难在利益之协调，更难在理念与时代契合”。从中，我们或许可以悟到一些变法成功的秘诀：最顶级的学问、思想与能力？老板与同僚的鼎力支持？稳定、不受干扰的外部环境？
作者和编辑团队还精心制作了“王安石变法主要人物图卷”。图卷清晰划分众人所属阵营、人物主张、性格特征，以及其参与的重大事件，历史舞台上的纷繁人物，一览无遗。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变法的诸多细节：旧党人物众多，彼此间关系盘根错节，而新党阵营则多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等等。
此外，书中也介绍了王安石和当时名流交往的许多内幕。例如与王安石对峙半生的苏轼，他们是如何结仇的？各自如何看待和对待对方？晚年苏东坡与王安石真的握手言和了吗？本书的研究颇令人耳目一新。
在全书的最后，吴钩就王安石变法的争议给出了自己的评价。比如，它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它的时代意义为何？它是不是指令经济？王安石是否热衷于钳制言论？王安石变法存在种种争议，但在看吴钩看来，王安石是近代化的先行者，他用一句很形象的话来描述：“近代化的历史就好像是一条时光燧道，西洋人打开了燧道的一扇门，晚清人与东洋人跑进去，跑着跑着，却发现前面居然有一位熟悉的先行者，那就是宋代的王安石。”
史如明镜，照鉴古今。但何为历史？如何写史？如何读史？如何用史？《宋神宗与王安石》这本书，应该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别样启示。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