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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的多维度解读

2021年11月04日   作者:王友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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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北宋三大文人集团是指钱惟演幕僚佐集团、欧(阳修)门进士集团、苏(轼)门“学士”集团,三大文人集团此落彼起、接续相承,是探讨北宋文化与文学演变的极好切入点。《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分析了三大文人集团的特点、构成、文学活动及意义等,涉及宋代古文的发展、宋诗面貌的形成、词学观念的演变等议题。

《北宋三大文人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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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王水照 著
出版时间:2021年07月

作为数十年来专力研究宋代文学的学者,王水照先生已为学界奉献了诸多严谨厚实、为学界公认、具有示范指导价值的学术成果。新近推出的《北宋三大文人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7月,下引此书仅标页码)写作时间长达近四十年,就是他长期思考、持续研究、反复打磨后推出的学术力作。全书以“序论”起,以“后东坡时代”结,主体部分三大章,依次论述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很好地体现了作者一以贯之的治学方法。兹从文学史、学术史与文化史等维度谈些个人体会。

众所周知,王水照先生的学术实践从参写北京大学红皮本《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编《中国文学史》起步。因为这份学术因缘,作者数十年来的宋代文学研究已经习惯于从文学史的视角找寻学术论题,以保持其学术增长点与旺盛的学术活力。这一研究路径在《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及前此出版的《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南宋文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中已经得到充分而完美地体现。不过,《北宋三大文人集团》与一般教科书式文学史著述不同,它不追求“宏大叙事”与“庞大体系”,而巧妙地植入“文人集团”的命题,甄选北宋最有代表性的三大文人集团为案例,在描述钱幕、欧门与苏门文人集团作家群谱,展示北宋文学精彩场景的同时,又很好地勾勒出北宋诗、文、词各体发展衍化的过程,将其视之为一部“另类写作”的北宋中后期文学发展史,亦无不可。

一般而论,“文人集团”应该比“文学集团”、“文学流派”的外延要广,这是由宋代人才队伍集政治家、文章家与经术家等多重身份于一体的性质决定的。“文人集团”也不必如“文学流派”那样,要求作家在创作题材、风格上大致统一。全书开宗明义,将“文人集团”界定为“以交往为联结纽带的文学群体”(第1页),要求集团成员要以交集为纽带、以文学为因缘,这就既坚守了文学本位,又强调作家彼此之间必须有交集,因政治、文学、科考、家族、地域等因素而结成多种多样的文学联盟。作者认为,北宋的文学群体中,以天圣时钱惟演洛阳幕府僚佐集团、嘉祐时欧阳修汴京礼部举子集团及元祐时苏轼汴京“学士”集团等三大文人集团人才队伍规模最大,对诗、文、词各体文学创作的成就最高,推动北宋文学革新,奠定新文风的贡献最巨。

比较而言,三个文人集团中,将洛阳幕府僚佐群体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集团来进行考察,最富创意,实得风气之先。该书据欧阳修《书怀感事寄梅圣俞》《七交七首》等史料,考知天圣末至景祐元年三年间形成了一个以钱惟演为核心,谢绛为实际盟主,欧阳修、梅尧臣、尹洙等为骨干,尹源、富弼、王复、杨愈、张先、次公、张汝士、张太素等为羽翼的洛阳文人集团。集团成员的构成层次多样、年龄偏低、文化性格突出鲜明,且具有对文化与文学的共同爱好。在作者看来,几位大家中,钱惟演为北宋大臣,地位崇隆,又藏书极富,博学能文,真宗朝为“西昆体”重要诗人,是当仁不让的文坛盟主。谢绛为北宋文学家,曾被誉为“文章魁首”,诗、文、词创作兼擅,与欧阳修、梅圣俞、尹洙等相与切磋学问,酬唱诗词,又颇受幕主赏识,故许其为洛阳幕府僚佐集团的实际盟主。欧阳修当时尚初出茅庐,但诗、文创作已初露锋芒。尹洙与梅尧臣年长于欧阳修数岁,其中尹洙以古文见长,而梅尧臣则偏胜于诗,被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由上可见,洛阳文人集团囊括了除范仲淹、苏舜钦外当时文坛最主要的一流诗文大家。研讨该文学集团的性质、特征及彼此之间的文学交集,阐释集团成员的文学创作及对诗文革新的突出贡献,实际上是天圣、明道及景祐时期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的共同特征,作者概括为系列性、文学性与自觉性,这自然是十分老到而又颇富智慧的表述。集团彼此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全书也有精妙的分析。首先,就盟主与成员的关系来说,钱惟演集团主要属于幕主与僚属的关系,欧阳修集团主要属于座主与门生的关系,苏轼集团稍显复杂,其中既有如“四学士”那样“类似座主与门生的政治关系”(第294页),也有如陈师道、李廌及“苏门后四学士”等,慕其名、投其门,而实际只是友伴的关系。其次,论集团成立的时间,钱幕与欧门均有极大的偶然性,钱惟演天圣九年(1031)出任西京留守、欧阳修嘉祐二年(1057)知贡举是两个文学集团成立的契机,之前他们大多并无交集;苏门则不然,虽然他们交游过从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元祐更化”时期,但这之前苏轼与门人已有诸多单线联系,苏门的成立“经历了先由个别交游到最后聚集于苏轼门下的自然发展过程”(第312-313页)。再次,论其对推动北宋文学发展之地位与贡献,钱幕集团为开山,欧门集团为转承,苏门集团乃集大成。凡此,既揭示了北宋作家错综复杂的人才网络关系,又抽丝剥茧、层层推进,勾勒出北宋文学的逻辑进程。

作者多年来持续关注宋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学术发展走势,经常为其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欣慰,也为出现的一些不良弊端而深深焦虑。为突破宋代文学研究瓶颈,开拓宋代文学研究新局面,他先后提出“文人集团”、“宋型文化”、“文化性格”、“破体为文”以及“中唐一北宋枢纽论”等关涉宋代文学研究与宋代文学史建构的重要命题,其相关研究,均早于国内其他学者。该书即围绕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大胆提出并力求解决学术史上的“真问题”与“新问题”,特别是前人多有争议、悬而未决的学术公案,引发学界关注与讨论,如苏门文人集团的性质等,允称两宋文学研究的风向标与晴雨表。

全书三章,探讨三大文人集团,每章例行稽考文人集团的成员履历、层次结构、形成过程与性质特征外,还要抓住该集团于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建树最有创获的部分重点分析,特别是第二、三章,分别聚焦于古文、词体在北宋文学发展中的贡献。如洛阳文人集团一章中,作者经过比对材料,综合分析,认为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文莹《湘山野录》等史料所载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的提法并不全面。作者指出这种学习是双向的,彼此还有竞争的因素,“在古文写作与古文理论问题上,欧阳修之于尹洙,实经历了由‘未伏’至‘伏’而又‘不伏’的过程”(第98页),也就是从学习到超越的过程。这一结论颠覆了古人的认知,是对欧阳修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又如,作为洛阳文人集团中最重要的诗人,梅尧臣对孕育宋诗新貌的贡献,一般著作往往主题先行、架空议论。该书结合《宛陵先生文集》前三卷“西京诗”中《依韵和子聪夜雨》《新秋雨夜西斋文会》两诗分析,指出这些诗“透露出他平淡风格的早期信息,也反映出宋诗的群体风格。”(第100页)作者并举谢绛《游嵩山寄梅殿臣书》及梅尧臣《希深惠书言与师鲁、永叔、子聪、几道游嵩因诵而韵之》诗对读,认为梅尧臣“以诗代书”,导致诗歌的散文化;又举欧阳修《伐树记》及梅尧臣《尹师鲁治第伐樗》诗比较,认为梅尧臣诗实际是欧阳修文的翻版。由上推论出“与谢绛的文字交涉即以诗代书,是促成梅诗叙事性发展的一个契机”,“与欧阳修的交流则加强了梅诗的议论性。”(第107页)。

欧(阳修)门文人集团一章中,作者在讨论欧阳修的古文理论与古文创作时,就结合史料梳理了两桩影响北宋文学发展的学术公案。其中一桩由钱幕文人集团主要骨干、古文写作先导尹洙引起。尹洙庆历七年(1047)去世后,范仲淹作《祭尹师鲁舍人文》,极力推崇尹洙确立“时文”之“非”、古文之“是”的首倡之功;而欧阳修的《尹师鲁墓志铭》迟至一年后才交稿,且并不被尹洙家属认可、采用。此问题在当时反响比较大,不仅尹家“小子辈”认为欧阳修对尹洙古文“简而用法”的评价过低,也没有肯定墓主“破骈为散”、“作古文自师鲁始”的成绩,而且连尹、欧二氏的友人也觉得欧阳修做得有些过分,如孔嗣宗曾多次致函质疑欧阳修没有表彰尹洙的倡“道”之功。欧阳修为此特别写了《论尹师鲁墓志》,对尹洙家属的质疑逐一进行辩解与解释,但仍只称尹洙与自己是“兄弟交”而不肯认师,后来甚至称“尹师鲁之徒”,“相与作于古文”( 见《记旧本韩文后》),丝毫不提自己曾学古文于尹洙的事。兹事体大,因为它不仅关涉欧阳修对尹洙的评价是不是客观、妥当的问题,而且还与欧阳修的人品与德性息息相关。本书作者则认为,欧阳修与尹洙家属之所以会出现尴尬局面,原因全在“欧、尹之间隐藏着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则与分歧”(第217页)。为此,他就尹、欧二氏的繁简、骈散之争及尹洙在宋代古文运动中的历史地位等问题依次引据剖析,提出双方虽同属古文运动阵营,但尹洙的古文理论偏于一端,而欧阳修则包容开放得多;古文创作风格上尹洙“篇幅简短、行文紧凑”,而欧阳修则“畅遂舒展、唱叹有情”(第231页)。进而指出,欧阳修在墓志文写作中并非要故作矜持,其实“在他(欧阳修)的内心深处,确对尹洙古文理论与写作实绩多所保留,因而对他在古文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始终未多肯定。”(第228页)作者的分析尽中肯綮、入骨见髓,不得不让人折服。

文学研究著作的任务既要尽量还原作家作品、文学流派与文学现象的历史原貌,让读者知其然;更要努力寻绎其得以生存的历史文化缘由与文学生态环境,让读者知其所以然。本著作者在写作中始终坚守历史文化视域下的文学研究方法,既以丰富、新颖、妥帖的例证再现三大文人集团内部文学创作、文论争鸣等真实、生动的场景,又以高度的理论概括力,论述集团成员文学创作的政治、思想、文化、地域及科举等语境,故本书在探讨文化与文学关系时,也展示了北宋文化丰富多彩的谜面。

序论一章中,作者先后讨论史学的“正统”说、哲学与散文中的“道统”与“文统”说、宗教中的“佛统”说及党争中的“朋党论”,试图回答北宋文人集团何以具有系列性、自觉性的问题,欧阳修、苏轼等文人文学结盟思想何以“自觉而强烈”的问题。如讨论史学中的“正统”时,指出从正统之论思想的理论化、系统化到在北宋文人的论战中真正形成,认为北宋文人集团次第出现,“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种趋群求众的尚‘统’思想已成时代的共识。”(第18页)又如讨论政治哲学与散文领域中的“道统”与“文统”时,指出宋初古文运动的先驱及理学的先行者们热衷讨论与争议道统、文统问题,虽然各自树立的统序不完全相同,但都隐寓自继道统之意,其落脚点在于为自身确立一个文统中的历史位置,“道统、文统问题成为宋初一些士人注意的热点,它与文学结盟思潮,显然属于同一类文化理想的追求,同一思维定式的习惯。”(第20页)

钱幕洛阳文人集团一章中,作者从地域文化的视域立论,指出洛阳为历史名城,风流渊薮,文人宴集交游的传统悠久,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遍布全域,均为洛阳文人集团提供了理想的文学交集空间与文学活动舞台。作者认为:“洛阳地区文人宴集传统,不仅直接启导钱、谢、梅、欧集团的形成,而且提供一条作家社会化的有效途径,进而影响其文学活动方式和创作面貌。”(第71页)如北宋时的“洛中七友”、“八老”、“耆英会”及“真率会”等文人群体就是历史上“二十四友”、“金谷之会”及“九老会”等文学交集活动的接续与延展。作者设专节重点探讨洛阳文人集团成员龙门之游及两次嵩山之游与集团形成、作品生成的关系,写作上抽丝剥茧、直指论题,很好地彰显了集团成员诗文创作的内容与特色。

再者,“嘉祐二年知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一节,从科举制度与科考流程来探讨北宋文学的特点,指出由于宋代科举制度逐步完善,录取人数增加,宋代的政治实际成为文官政治,科举体制内入仕的作家往往具有较强的社会承担意识与精英意识;认为“欧门的形成,实际上是欧阳修与举子们的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第162-163页),他选择主盟的继承者经历了由曾巩到王安石再至苏轼的漫长过程,比较重视外地举子和有实际才具的人,门内成员从横向来说多为“同年”关系;阐释欧阳修利用主持科考之机排摈“太学体”僻涩怪诞文风、黜落刘几等太学举子、倡导自己文学主张的意义;分析“锁院”期间欧门文人唱和诗歌的内容与体制,文人唱和对诗歌创作的负面影响等。凡此,皆将欧门文人集团成员的文人活动与文学创作置于科举文化环境下考量,视域广泛而又紧扣论题,围绕中心与重点行文,可谓收放自如、宏微并著。

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下生成,特别是古代文学研究著作,它的写作既要还原文学史的真实面相,又不能游离于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与文学生态之外。《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的著述倾注了作者大半生时间与精力,虽然其中大部分内容为旧作,但因其紧密围绕北宋文学群体的演进与特质着力,以文学为本位,以解决真问题为重点,论从史出,对北宋文学史发展规律的梳理与三大文人集团性质、特点的分析,经过时间检验,仍然具有合理性与前沿性,代表着当今学界北宋文学集团与北宋文学发展研究的水准,也为日后宋代文人集团研究提供标杆与样本。

(责编:佑生)

作者:王友胜

(本文原载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公众号)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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