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

纪念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周原冰:可贵的学术品德,杰出的学术贡献

2021年10月15日   作者:朱贻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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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周原冰道德科学研究文集》,收入作者撰写、出版的道德科学研究方面的论文、论集、专著十一种,一百四十万字。集中了作者毕生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研究成果。《文集》按著作发表先后编序;发表于不同时期的单篇文章,合集收入《文集》时,按其中最早的发表年代为序编入相关卷集。本文为周冰原学生朱贻庭为老师著作所作代序,回顾了周冰原的学术与德行,旁人对周冰原的评价等等。

周原冰

周原冰(1915.12.24—1995.9.17)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自1947年起即着手于道德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是我国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和学科建立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曾任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名誉会长,上海市伦理学会会长、名誉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著有二十种专著、四百多篇文章。

整理、出版其道德科学研究方面的专题文集,作为一份思想文化和我国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研究起步、开创、建设时期的重要资料,对于系统了解和深入认识这一时期我国道德科学领域的学术观点、理论斗争、研究成果,具有不可忽缺的文献价值;对当前和今后,深入开展道德科学研究、推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建设,具有积极的认识、借鉴和启示意义;可供各级党政干部、高校伦理学科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师生、关注伦理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士学习、研究、参考。

《周原冰道德科学研究文集(上中下)(精)/红色群贤丛书》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周原冰
出版时间:2021年07月

《周原冰道德科学研究文集》,为精装本,分为三卷。上卷,收1940至1950年代撰写的《论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谦虚与骄傲》等论著七种;中卷,收1960至1980年代初印行的《道德问题论集》《道德问题丛论》;下卷,收出版于1980年代中的《共产主义道德通论》和1990年代初的《当前道德理论上的困惑与探索》等论著。

可贵的学术品德  杰出的学术贡献

文 | 朱贻庭

周原冰先生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他为开创和建设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作出了不朽功绩。这部三卷本《周原冰道德科学研究文集》的出版,正集中反映了周原冰先生不同凡响的学术生涯,记录了他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事业发展的杰出贡献,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十分可贵的精神遗产。

我本人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与先生共事了十余载并得到先生指导。他的身影虽已离我们远去,但他那可贵的学术品德和杰出的学术贡献永留人间,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一次我与先生同行,我问他,有人称呼你为“周校长”,有的称呼你“周老”“周原冰教授”,也有人称呼你“原冰同志”。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称呼?先生不假思索地说:“我喜欢别人称呼我‘原冰同志’”。所以我们教研室的同志都亲切地叫他“原冰同志”。为表示我对周原冰先生的崇敬和怀念,以下我要再一次用“原冰同志”这一称呼。

周原冰(前排左四)与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学员(20世纪50年代)

原冰同志是一位文武兼备的学者,一位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为我国的伦理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我国伦理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

原冰同志常说:“我是在革命队伍中自学成才的土教授。”这个“土”字,道出了原冰同志的谦虚品德,更意味着原冰同志的学问是扎根于革命实践的土地上的。正是在这个“土”上,养成了他面向实际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1934年,他中学二年级就辍学投身革命加入共青团,1939年参加了新四军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他带过兵打过仗,担任过新四军第五支队政治部宣传股长,二师五旅政治部统战科长、民运科长;做过县长、专员。解放战争中,他担任干部教育培训工作。1947年,他带领华东建设大学的学员和一批文化人撤退到大连后,在工作之余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并写就了《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青年修养漫谈》等著作,正式开始从事党的理论工作,成为一名亦文亦武,文武兼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上海解放后,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育处处长兼秘书长,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后又授命创办《学术月刊》,任总编辑。曾历任中共上海市委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共上海市委合办的《未定文稿》副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期间,他关注干部和青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将自己的理论兴趣逐渐集中到对“道德”的研究。先后写了《谦虚与骄傲》《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道德问题论集》等著作以及大量的论文和杂文。《谦虚与骄傲》一书,再版八次,重印十八次,发行量达三百万册,并有俄文版和朝、蒙、藏、维吾尔语多种译本,对党的思想道德建设产生了重要作用。1964年出版的《道德问题论集》一书汇集了“试论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方法”等八篇专论,系统地展示了原冰同志自50年代以来研究“道德问题”的理论成果。该书先后两次印刷,发行二十一万册,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的建立产生了重要作用。“文化大革命”后,他于1982年出版了《道德问题丛论》,四年后,又抱病写就了五十万字的《共产主义道德通论》一书(1986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思想观点。《共产主义道德通论》是原冰同志三十年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道德问题”的结晶。原冰同志一生有专著二十种,论文、杂文三百多篇,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之一, 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

周原冰同志还是我国伦理学学科建设的组织者。早在1962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请他牵头成立“伦理学研究组”。他负责的“伦理学研究组”就是今天上海市伦理学会的前身。“文革”后他又与伦理学界的前辈李奇、周辅成、罗国杰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伦理学会,并任副会长,还发起成立了上海市伦理学会,任首届会长。同时,在他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期间,还亲自组建了哲学系(原属政教系)的伦理学教研室和研究生硕士学位点,并出任教研室主任一职和研究生导师,还推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学科的建设。尤其是伦理学学科的建设,伦理学教研室在原冰同志的领导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建成了伦理学学科的基本课程,出版了《伦理学概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欧洲伦理思想简史》等基本教材;在《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上发表了多篇很有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的学术论文;召开了影响很大的“功利主义反思”“改革开放与社会价值导向”等全国伦理学学术会议;培养了一批后来成为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的优秀硕士。使华东师大的伦理学学科在80年代成为全国伦理学学科建设的佼佼者,时有“北有人大,南有师大”一说。我十分怀念上世纪80年代在原冰同志带领下的华东师大伦理学学科的兴旺景象,深情缅怀原冰同志为我国和华东师大的伦理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和所付出的辛劳。

学术与德性相一致的学术品德,是原冰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的显著特点。

原冰同志在每一届研究生迎新会上,他必讲一句话:“学伦理学的自己首先要有道德,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他自己以身作则,他的学术和为人品德教育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这里就回绕《共产主义道德通论》一书讲三个故事。

一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中,体现了原冰同志探求真理的坚毅精神和责任担当。原冰同志自1950年代初期就开始研究共产主义道德理论,坚持不懈,从不间断,即使是在身陷囹圄的“文革” 期间, 也丝毫没有动摇他研究共产主义道德的信念。他说:“那时, 写作的权利是被剥夺了, 然而思考的权利是剥夺不了的。”没有书籍可读,没有资料可查,但没有停止对共产主义道德理论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说, 《共产主义道德通论》一书的雏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构思出来的。而当1985年这部洋洋五十万言的大作完成之时, 殊不知距他施行胃全切除手术后还不到三年! 这对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充分表现了这位伦理学界前辈在充满荆棘和泥淖的学术生涯中探索真理的坚毅精神和坚持真理的责任担当。

二是,1986年,《共产主义道德通论》出版后,学生黄伟合写了《通论》一书的评论文章,题为“以时代精神振兴伦理学——评《共产主义道德通论》” (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文中对该书的人性、义利、个人主义三个问题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原冰同志看了初稿后不但没有阻止,反而鼓励学生将文章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同时,也就学生的批评做了答辩。他在给杂志社编辑部的信中说:《通论》出版后已有十多篇的评论文章,“而能够坦率作出这样批评的,还是第一篇,真是得来不易。”又说:“从总的方面说,伟合同志这篇书评是有相当深度的,虽然我对他的批评原则上是不同意的,也仍然乐意推荐给贵刊。”“我已向黄伟合同志郑重表示:‘我决不将我的意见强加于你’。”在就人性与道德、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义与利关系做出答辩后,原冰同志最后说:“我不得不再重说一遍,尽管我从原则上、总体上不同意黄伟合同志的批评,但我认为这样的批评是有益的,利于把问题引向深入。老实说,如果没有伟合同志的批评,(我)这封信所论述的各点就说不出。”这就是在1987年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的一次师生间的公开辩论。学生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老师则秉持探求真理、坚持真理的态度,欢迎学生的批评意见。体现了原冰同志的宽广胸怀和作为老师的民主作风。一时成为学术民主、师生互动的学界美谈。作为一个真诚的学者, 坚持真理与学术民主是统一的。原冰同志曾说:“一个治学态度谨严的学者,是应该欢迎别人批评,而又进行反批评的,一切均应以客观事实和客观真理为依归,绝不应计较个人得失,及不应众口烁金而退却,也不应廉价捧场而陶醉。我们的道德科学或伦理学的研究工作者,自己应该率先培养这样的道德情操。”(《道德问题丛论》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他是这样说的,也正是这样做的。

再一个故事是,原冰同志十分尊重学生在帮助他完成科研项目中的劳动成果。《通论》的第四章(“道德的历史发展”),原冰同志先请学生盛宗范、黄伟合和包连宗、朱贻庭分头写出初稿、二稿,他再作修改定稿。但在页下注中都一一注明写作者姓名,一一肯定了写作者的劳动。书中有的观点由学生提供,他也一一作注。他在该书196页所加的页下注说:“本章是我先请朱贻庭、包连宗和盛宗范、黄伟合四位同志按照我的提纲先后分别写了初稿和二稿,最后是由我统稿改写的。他们四位对于本章的写成都尽了不少力,其中,尤以盛宗范、黄伟合两同志出力较多,某些地方,他俩还分别提出了我所未曾提出的新见解,这些成就,自然属于他们,我将在有关地方加以注明。特在此向帮助我完成这一章写作任务的同志致谢。”尊重学生的劳动,而不将学生当做工具,这是导师应有的学术品德。看了《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同)第196、223、227、233、234、250、258页的页下注,不禁肃然起敬!

学习原冰同志,还要学习他直面现实、探求真理的高度责任性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原冰同志的学术理论很有影响力,曾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褒贬不一的评议。有的说他是“正统派”“保守派”;有的则赞扬和肯定他。对此,他说:“这两种说法都未必恰当,我只是一个经过风浪,不敢忘记时代要求和自己责任的小卒而已。”是的,原冰同志始终坚持时代所赋予的责任,无论在学术争鸣还是在理论创新中,“不顾贬斥和嘲讽走我的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学术观点。

其一,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信念,伸张正义,并积极参与学术争鸣。

“文革”结束后,原冰同志出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但他没有忘记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他积极撰文参与真理问题的讨论,并以实际行动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他伸张正义,积极参与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坚决支持校党委施平书记为“文革”结束后(1977年4月27日)冤死的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青年学生王申酉平反。

同时,他又积极撰文参加“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人生观的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指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大家”的人生观,“实质上就是合理利己主义的另一种说法”;还积极撰文讨论“人性与道德”的理论问题。并积极推动教研室的同事撰文参加讨论;又旗帜鲜明地连写四文批驳“一切向钱看”的口号;还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应该宣传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争论,旗帜鲜明地据理论述了“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相统一”的观点。

他几乎参加了80年代所有的伦理道德问题的讨论。充分展现了原冰同志一生所坚持的“探求真理,坚持真理”的为学立场。他自书的一幅对联:“不作墙头草,当为雪下梅”,正是原冰同志这一为学立场的写照。

其二,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理论价值的学术观点。他在晚年写成的《共产主义道德通论》一书,自成体系,集中地反映了原冰同志研究“道德问题”的学术成果。

原冰同志在他的论著中常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称之为“道德科学”。他的用意是说,“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理论来研究社会的道德现象。而这正是原冰同志研究道德问题的一个鲜明特点。

在道德哲学理论方面,他根据恩格斯的关于社会发展中“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的思想,提出道德观念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合力论”的理论观点。认为:人们的道德观念虽然“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产生的,但“归根到底”不能理解成是“唯一的”。“人们的道德观念,还常常要受到和道德观念同时存在的其他的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影响,常常受到历史上道德传统的影响,而在阶级社会里更表现为要受着诸如政治、法律或法的权利等上层建筑的重大影响……”(见《共产主义道德通论》第54—55页)。原冰同志的这一他称之为“合力论”的观点,对于我们全面而正确分析社会存在的道德现象,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原冰同志将一个社会的复杂的道德现象概括为“肯定性道德”与“否定性道德”两大类别。所谓“肯定性道德”是指对社会的发展多少起一定推动前进作用的道德;“否定性道德”即已经成为社会发展阻碍的道德。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肯定性道德”,既有最高层次的共产主义道德,又同时存在不同层次的从不同角度和在不同程度上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活的道德。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不能排斥共产主义道德以外的其他肯定性道德,不能要求全社会所有的人都达到共产主义道德的高境界,也不能禁止共产主义道德的传播。而对于那些与社会主义性质相对立的否定性道德,例如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属于腐朽的那些道德,就必须逐步予以摈弃。原冰同志的这一理论观点,对于分析和把握当代中国现实的道德文化生态及其发展方向,同样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他还提出并坚持“社会主义道德与共产主义道德相统一”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道德是共产主义道德发展的历史的具体形态;建设社会主义道德必须坚持共产主义道德的理想和信念。同时又提出“不能把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与社会主义政策混淆起来”的观点。

在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方面,提出共产主义道德“四个基本原则”,其中,“实事求是和以实事求是为基础的忠诚老实”是“共产主义道德区别于其他任何道德体系的又一基本特点,因而它也是贯穿于共产主义道德体系的全部和始终的一项基本的原则”。它要求“从对某个人或少数人忠诚老实放大到对整个人民、整个社会和整个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老实。” 这是原冰同志的独创。

原冰同志深刻反思以往对“集体主义”原则的理论偏颇和实践教训,对“集体主义”做了新的解释。认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和行为选择的道德原则。“一切从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统一的观点出发,把集体利益放在头等地位,是集体主义的本质特征”。但集体主义决不否定人们的个人利益,相反,“关心、爱护和帮助发展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是集体主义的起码要求”。他还明确认为:“既然社会集体总是有一个个社会集体的成员组成的”,“因此,作为这个社会集体的各项组织和领导成员,也就必须对这社会集体的每一个个人的物质利益、精神享受和民主权利负责,只有这样才叫做集体主义,离开了这一点而讲什么集体主义,那就是十足的‘左’倾空话。”(《共产主义道德通论》第475页) 认为只有“当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才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相对立的问题”。

原冰同志还对“大公无私”做出独到的解释。认为“大公无私”的含义是“大公不偏私”——这里的“私”不是指个人利益,而是指“偏私”“徇私”“营私”,即自私自利。因而“大公无私”是人们在对待和处理公私关系时的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又是社会生活中一项起码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这对公职人员来说更是如此。他说:“如果人人‘有私无公’或‘损公肥私’,结果如何应该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你占了我的,我再占了你的,大家都来吃公、喝公、挖公共的墙角,最后,大家受损、大家完蛋,哪里谈得上去进行有效的建设和为子孙万代创立万古常新的基业?留给子孙后代的,只能是绿地变成沙漠、江河变成污水、蓝天变成灰幕,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当前道德理论上的困惑与探索》第11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读来如在眼前,显示了一位理论家的远见卓识和理论穿透力。

因而,原冰同志坚决反对“把商品经济当作就是一切商品化”。而一切商品化“也就要求道德商品化”,于是,“道德”就成了利益交换的手段。而将道德作为牟取私利的手段,无异乎否定了道德之为道德;在私利贪欲的驱使下,道德成了伪善者的掩丑面具。这里涉及到了义与利的关系。原冰同志认为,必须重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就只能讲‘利’不能讲‘义’,或只能讲‘义’不能讲‘利’”的观点。指出“它们都是把义和利分割而对立起来的”。进而提出了他的“义利统一论”观点:“义为利之质而利为义之基”。这里的“义”即社会之“大义”,“利”即社会公众之“大利”。两者的关系是:“义者,利于他人,利于国家、民族、社会,利于人民大众、子孙后代之大利。利者,落到实处、匪徒空言之实义耳。”在他看来,要达到义利统一的境界,“非去偏私之心,以集体高于个体、大利重于小利者不能达此境,彼个人至上论者实无以识之也。”(见《当前道德理论上的困惑与探索》第128页)而就社会背景而言,就必须反对“一切商品化”,反对“道德商品化”。原冰同志的这一观点,有助于推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义利之辨”这一重要论题研究的深入展开。

我认为,原冰同志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尽管有其当时的历史具体性,但其基本精神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道德研究和道德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离休后,原冰同志自书“闲不住”一条幅挂于书房,并在条幅上写有这样一段表白心境的文字:“不愿闲,不能闲。闲,则生病。闲不住,不闲则浑身是劲。人云:老则宜闲。我云:越老越不宜闲。唯不应挡道,不应干涉后生耳!”就在他1992年得脑中风病倒前,他还在积极思考“当前道德理论上的困惑”和“道德建设工程学”。1991年出版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本著作《当前道德理论上的困惑和探索》,发表了最后一篇论文《道德建设工程学论纲》。为了推进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原冰同志付出了全部精力。生命不息,探索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原冰同志在《通论》一书的最后结语说:“天底下从没有完全离开前人脚印和他人辛劳的科学;天底下也从没有穷尽了的真理,真理总在延伸;天底下的路是人走出来的,新路总难免荆榛和泥淖。我将不顾贬斥和嘲讽走我的路!”

原冰同志为我国伦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可贵的精神遗产。作为从事伦理学研究的后辈,我们应该在前辈道德文章和学术成果的基地上,不断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的发展。要学习原冰同志可贵的学术品德,学习原冰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学习原冰同志根据时代的要求,探求真理、坚持真理的责任担当和科学精神。这在今天更有着十分重要的特殊意义。

本人作为周原冰先生的学生,无资格为先生的《文集》作序,故用“代序”之名以表达我对原冰先生的敬仰之情,并以“可贵的学术品德,杰出的学术贡献”为题写下我对原冰先生学术生涯的学习心得,以志纪念。

本文作者

朱贻庭

朱贻庭,1936年2月生,浙江省慈溪市龙山镇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1960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1963年于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上海市伦理学会名誉会长。历任上海市伦理学会副会长、会长。编著《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伦理学大辞典》《应用伦理学辞典》《中国传统道德·名言卷》《当代中国道德价值导向》《中国传统道德哲学6辨》《与孔子对话》等。另有学术论文《评韩非的非道德主义思想》《当代中国的义利之辨与道德价值导向》《企业伦理论纲》《“源原之辨”与“古今通理”》《“天人合一”的道德哲学精义》《论“形神统一”的文化生命结构及其方法论意义》等百篇。荣获中国伦理学会“终身成就奖”、罗国杰伦理学教学基金“优秀教师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责编:佑生)

作者:朱贻庭

(本文原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公众号)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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