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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在上海图书公司主办的海上博雅讲坛会上，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强调了古籍整理工作的重大意义及其难度。他指出，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之所以没有中断，就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历史文献没有中断过。虽然在过去的40年中，古籍整理取得了辉煌成就，但高克勤认为，未来古籍出版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是一项寂寞的工作，任重道远。本文系百道网对高克勤社长演讲内容的文字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 高克勤
大家都知道，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之一，但是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文明都曾经中断过，只有中华文明延续了五千年，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这五千年文明没有中断的原因是，我们有大量从未中断过的历史文献，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古籍整理。
一般来说，我们把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前的书称为古籍，不过有时我们把1912年以后用传统写法写成、传统印刷方式制作的书也纳入古籍整理的范围。现在古籍整理的范围更广了，如1900年我们在敦煌的洞窟里发现了敦煌文献，还经常会在地下挖出一些竹简帛书等文物，广义上来说，这些出土文献也能作为当下古籍整理的对象。
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在2009-2013年联合出版的《中国古籍总目》，是目前收书最多的古籍目录。根据它的著录，现存中国的古籍数量大约有20万种。这只是一个约数，因为我们的根据是中国大陆20多家主要图书馆的馆藏和海外已公布的图书，但是在大陆、日本等地区有私人收藏书，还有美国国会图书馆里的很多书都没有整理出来。虽然说是约数，20万种也可以说八九不离十。
《中国古籍总目（全2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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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中国古籍总目》编纂委员会 编
出版时间：2009年10月
其实，自从有书后，就有了古籍整理。我可以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进行古籍整理的大家，他整理了《五经》。从1912年到1949年的这37年间，上海是中国出版的中心。上海有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有1912年成立的中华书局，以及世界书局、开明书局，它们都在民国期间对古籍做了整理。据统计，在现有的20万种古籍里，民国期间整理的大概有1万种，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整理了2万多种，可以说把基本的典籍都整理完了。但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观点和看法，我们过去认为是“基本”的，可能未来看还有遗珠，所以这是一个要不断整理的工作。
古籍整理非常重要。如果不整理，除了专业工作者以外，绝大多数人就看不懂过去的文献了。所以，古籍整理虽然是个很小的行当，但它让历史资料一代一代地薪火相传，让中国的传统文化绵延不绝。
古籍整理不是古籍出版社一家的事情，参与这项工作的还有广大学者、研究机构和其他出版社，甚至包括社会上热爱古籍的读者，但是古籍出版主要是我们专业出版社的工作。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古籍出版历史来说，1958年是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划时代的年份。1958年前，有零星的民营或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做古籍整理；1958年，国家召开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国务院成立了19人的古籍整理小组，其中成员都是当代名家，组长是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古籍整理小组成立后，明确将中华书局定位为以古籍整理为主的出版社，将该小组的办公室设在中华书局，同时决定在上海成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中华书局主要出版历史、哲学、语言为主的内容，如《资治通鉴》等古籍，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主要出版古典文学为主的内容。
从1958年到1966年，是新中国古籍整理的第一个高峰，为之后的古籍整理人才等各方面打下了基础。在这9年中，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共出了600种书，一年大概出60种左右。出版数量并不算多，主要原因是当时出版的条条框框比较多。在1966到1976的10年间，《二十四史》的修订没有中断。《二十四史》中有五史的修订交给上海出版社来做，在1978年全部做完，由中华书局统一出版。
从1978年到今天的40多年，是古籍出版的又一个高峰，是真正的鼎盛时期，和文革前取得的成就不可同日而语。1978年1月1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改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分离，分别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全方位出版传统文化的图书。1979年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不久，齐鲁书社也正式成立。1981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1981年37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转达了陈云同志关于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意见。自此以后，古籍出版界迎来了辉煌的40年。从数量上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2万种古籍整理里，70%都是在这40年里出版的。
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受经济大潮的影响，出版业遇到一些波折，但是总的来说，古籍出版在这40年里的发展是很好的，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的这十几年，由于党和政府的支持，国家财力的发展，文化和经济的并肩发展，现在是古籍出版最好的时代。
为什么说最近40年是古籍出版最辉煌的时代呢？第一个标志是我们影印了一大批集成性的文献，第二个标志是我们对古籍进行了更为深度的整理。
首先是文献的影印。在文革以前，国内也做过古籍影印，但是规模很小，只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本戏曲丛刊》以及中华书局出版的《永乐大典》等几种。这40多年来，可以说凡是学者需要的书，基本上都影印出来了，其标志性作品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全国学者和中国版协的支持下，于90年代起影印的规模达1800册的《续修四库全书》，以及同时期齐鲁书社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
集成性文献大量涌现出来，它们之中相当一部分是非常珍稀的，有的原来藏在深宫里，有的遗失在海外。因为近百年来，很多价值连城的中华文献流失海外，现在要回来几乎不可能，所以我们各家出版社通过新技术，用拍摄的方法把它们“拿”了回来。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珍藏的大量的敦煌文献，没有公开，我们当时通过汉学家和他们取得联系，派编辑拿着摄影器材去了五六年，把珍贵文献都拍下来，再影印出版。
记得当时中国敦煌文献学的权威季羡林先生对我们的做法表示称赞，他说，原来在国际上，特别是日本，大家都说敦煌在中国，但是敦煌学不在中国，以后我们可以说敦煌学也在中国了。可以说，一个做传统文献的出版社，推动了一门学科的发展。
第二点是最近40年对古籍的深度整理。年轻人可能不知道古籍整理是怎么回事，我简单说一下。古代的抄本、稿本、刻本都是没有标点的，而且基本都是繁体字，现代人读起来非常吃力，或者根本看不懂。古籍整理基本的方法就是把珍贵的文献分享、影印出来，这是一种存真的方法。接下来，为了进行研究和阅读，就要进一步整理，最简单的就是给它加上标点符号，再进一步的话，就要做旧著的汇校汇注。此外，学者根据现代的理解，在旧著的基础上增加新注，也是深度整理。
古籍整理本身是非常难的，单是影印就要有学术眼光和判断力，深度整理则更难。为了给古籍整理行业树立标杆，国家整理小组和国家广电总局在2013年，从现存的2万种已经整理出版的古籍里选了91种予以推荐，包括《续修四库全书》《古本小说集成》《敦煌文献》等，其中有一部分是影印的，有一部分是对文献进行汇编、汇刊，如《全宋词》这类书。
更为深度的古籍整理，也就是要做校注的整理，在文学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我们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这套书了，在1978年把它正式命名，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140多种，都是选取中国古典文学上最有价值的作家作品进行深度整理。
古籍整理的目的是要弘扬传统文化，把中华文化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所以除了为学者服务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做好向大众的普及工作。例如《论语》，它相当于中国人的《圣经》，要让社会上具有中学甚至小学文化水平的读者都能看懂，就要做好注释工作，为此，中华书局请了杨伯峻先生做《论语》注评。我们古籍社50年代还出版过《唐诗一百首》，虽然薄薄的100页，当时只卖几毛钱，但我们请了上百位学者参与选目和注释，甚至还给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看过，给工人、士兵看过。现在中华书局做的很多书，既有原文，还配上了讲解，这其实也是古籍整理，这类的工作我们社也在做。
新中国成立后的2万多种古籍的整理已经成为我们辉煌的过去，它是一座丰碑，那么古籍出版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第一，从内容上说，中国有20万古籍，比已整理的数量多很多，这里面有遗珠需要我们发掘。而已经整理的古籍，随着时代的变化、学界认识的深化、新资料的发现，也需要升级换代，向更深的整理深度发展。
第二，要发现海外和本地的新材料。敦煌文献的发现，甲骨等古物的发现，推动了二十世纪的学术发展。在二十一世纪，竹简帛书也是我们的重大发现，对于新材料我们要做进一步整理。敦煌文献，我们上海古籍出版社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做，一直做到现在。我们近期还推出了藏文文献，比如藏族人民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由藏文、蒙文、土文等各种文字集大成而得，有2000万字，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我们未来几年还会推出《甲骨文三编》。我们出版上海博物馆藏楚竹简之后，又出版了北京大学藏秦简、汉简。这些发现和整理都会极大推动学术发展。
第三，地方古籍的整理要出新。现在全国各地编纂的文库有几十多种。我们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这方面的出版物有《金华丛书》《遵义丛书》等。这个时代，大家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历史，乡愁不仅仅是土木建筑，历史的文献也会唤起我们的记忆。
这几年我们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例如上海就在大力强调上海的文化源流。上海有红色文化，因为上海是中共一大的诞生地，也有海派文化，现在则特别强调江南文化。原来江南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是苏杭，随着整个长三角的发展，现在上海成了江南文化发展的代表。可以看到一个文化的发展，必定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
接下来，我想地方文化的研究会得到进一步深化，传统文化的普及会越来越作为古籍出版者的重要任务。我们从事的范围很小，在全国600家出版社里面，我们古籍出版社也就二三十家，我们的出版物在全国一年出版的40万种出版物里也就占一两万种。但是，我们自觉使命光荣，任务很重，我们要给中国14亿人口，甚至还有海外的华人提供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食粮。
在如今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我们要有定力，特别是年轻人，要有这份责任，有这份自豪，否则做不了古籍出版这份寂寞的工作。进古籍出版社，待得下来的人，都是有责任感的人。我们这些人过几年就退休了，有责任把古籍出版的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希望再过40年，由我们的后人再来谈古籍出版社，那将是又一个辉煌的40年。
（责编：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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