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官方策划倾情推出的《新中国教育学家肖像》有声读物已在喜马拉雅App上线，本文为我国教育哲学领域著名学者陆有铨，追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哲学学科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傅统先，与各位读者分享。
《新中国教育学家肖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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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教育科学出版社
作者：石中英 朱珊 主编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
以下是《追忆傅统先先生》一文，此文源于《傅统先教授的学术人生》一文，后者为人物访谈，载于《教育学报》2010年第5期，经《教育学报》编辑部主任李涛整理后收入《新中国教育学家肖像》一书，本文略有修改。
陆有铨：追忆傅统先先生
傅先生在《我的思想发展过程》一文的最后说：“我已年逾古稀，除带领一位研究生外，甚愿为教育科学的理论建设竭尽绵薄。”文中所说的这个研究生就是我。有人告诉我，傅先生晚年住院期间，对去看望他的山东师范大学领导说：我一生教过很多学生，最有希望、最有哲学头脑的，就是陆有铨了。这话傅先生没有在我面前讲过，我也无法判断真假。不过，傅先生确实对我比较好。他跟我谈话，总带有一种商量、讨论的口吻，从不疾言厉色，这跟他温和谦逊的性情也有关系。我是他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头带到底的研究生，他对我寄予较大希望，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师生关系融洽，所以他对我很信任，跟我讲过自己过去的很多事情。傅先生逝世后，他的家人把他所有的藏书、手稿及书信等都交给我处理，使我对他的学术和人生有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
傅先生有个特点，即从来不让别人替他写稿子，更不用说在别人（学生）写的文章上挂名了。他写文章，从查资料到撰稿，都事必躬亲，像写自传一类的东西就更是如此。他写东西出手很快，往往是一气呵成。他晚年还有一个习惯，即写稿时用圆珠笔，外加两页复写纸，写完后手稿一式三份，交给出版社一份后，自己还有备份。记得我在读书的三年间，只给他抄过一篇稿子。他的做法也深深影响了我，我也从不让学生替我做事，更不会主动要求或暗示在学生写的文章上挂名。
傅先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哲学界相当活跃，他和张东荪两人都是唯心论的主张者，立场接近，所以能谈到一起。我至今仍然保存着张先生写给傅先生的十多封信。那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论争，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可能夹杂着某些党派和政治因素，但傅先生参加论争，完全是出于学术上的目的，跟党派、政治斗争没有关系。即便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傅先生不愿、也不敢提那档子事。傅先生不是国民党员，也不参与政治活动。他跟我说，他当时担任立法委员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当时孙科和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都想让自己的人当立法委员。孙科一派力推东吴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教授，李宗仁一派则通过白崇禧做傅先生的工作，力推傅先生。白崇禧也是回民，他出面找傅先生，傅先生不能拒绝，只好当了一回被动的立法委员。做立法委员，是可以给自己捞钱的。比方说，一个立法委员若与米商做好了扣儿，在立法院会议上声称大米紧缺，要涨价了，报纸马上就会报道出去，导致恐慌、哄抢、涨价。米商赚了钱，自然也会“报答”那位立法委员。可傅先生不干为自己捞钱的事儿，也不谈政治。他在立法院大声呼吁的都是中小学教育问题，发表的都是教育方面的见解。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审查他那个时候的发言时，找不到他任何“反共”言论。傅先生还笑着对我说：“我解放后倒真是成了国民党员（民革党员），但那是党要我做的。”
傅先生与刘佛年先生曾结下深厚友谊，终生不渝。新中国成立后，刘佛年先生曾先后任上海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校长。记得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次在傅先生家里吃饭，用的是一张红木饭桌。傅先生告诉我：“前天，刘校长来看我。他指着这张饭桌说：‘我当年曾在这张饭桌旁吃过你家好多饭呢！’你看，他都已经是多年的大学校长了，还记得这些事情，还来看我。刘校长这个人好着呐！”刘校长对傅先生确实没的说。傅先生晚年，能把户口从山东迁回上海，就是刘校长给办的；傅先生的女儿从浙江调到上海，也是刘校长出的力。那个时候，能弄到上海户口比出国还难，不是刘校长出面是办不到的。他们俩的关系一直很好，直到傅先生去世。
傅先生去世那一天，恰巧山东师范大学任命我当教育系副主任。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85年的3月2号。我刚得到任命，就接到傅先生去世的消息。那天我连夜乘火车前往上海，第二天一早赶到上海的时候，傅先生已被送进了太平间，我没能见到他最后一面。我受山东师范大学领导的委托全权办理傅先生的后事。那个时候办事不像现在，有钱就行，很多事儿比方说用车，有钱也办不了。我就去找刘校长，他那时已是名誉校长，时任校长是袁运开。刘校长说：“你不要紧张，我来帮助你。”他就从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教科院抽出来几个人，由我调配。最后，傅先生的后事办得很体面。讣告和发讣告用的信封（上面落款“傅统先教授治丧委员会”）都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精心制作的。出殡那天，灵堂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圈，上海教育界（主要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人，包括刘校长和袁运开校长）和宗教界的很多人参加了追悼会。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车队，几乎全用上了。时任山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的张建义代表学校参加追悼会并致悼词，山东师范大学来的人也有一部专车接送，主要是为了维护山东师范大学的尊严。当时一个司机很纳闷，就问我：“你们跟华东师范大学什么关系呀？我们一个车队全用上了。”其实，傅先生的丧事能办到这个份上，与刘校长有莫大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傅先生重操旧业，除了发表不少研究西方教育理论流派的论文外，还与张文郁先生合作完成了《教育哲学》一书。这件事情与教育哲学这门学科的恢复与重建有关。1979年，国家召开了一场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会议决定：除了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课程之外，还要恢复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些课程，教育哲学就是其中之一。要恢复教育哲学，就得有教材。由于傅先生教过教育哲学课程也写过教材，会议遂委托傅先生来做这件事，傅先生顺便拉上张文郁先生一起做。既然要改变从苏联学来的教育学课程模式，那么，“一纲一本”的做法也要改变，故会议同时决定北京师范大学王焕勋、黄济两位先生也编写一本《教育哲学》教材。由于王焕勋先生年岁大了，身体也不好，这项工作就由黄先生一人承担了下来。
这样，傅先生和黄济先生就分头着手去做了。傅先生在这些事儿上从来不劳动学生，所以，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我也不太清楚。但成稿以后发生的一些事，我有所了解。该书初稿成于1982年11月。书稿交到一家出版社以后，在一位审稿人手里耽搁了很久。后来，教育部为这本书稿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有一二十位代表参加，我作为秘书专做会议记录。我记得黄济先生、王道俊先生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王道俊先生，他说话的时候精神非常专注，每句话都很到位。代表们的发言整个基调是肯定这本书。肯定是肯定，实际上最后是不了了之，始终不出这本书。那次会议的记录，我曾保留着，现在能否找到就不好说了。这大概是1983年发生的事。
1985年，傅先生去世。办完丧事后，学校领导问他的家属还有什么要求。家属就建议把那本书稿出版。因为我是系主任，学校就让我去办。我找到了山东教育出版社。山东教育出版社有关负责人对我说：“书可以出，但有一条——必须经过你的手，你要加以修改。”那一年，我正好受学校委派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就赶在出国前的一两天，把书稿整理完交给出版社，第二年就出版了。
先生小传
傅统先（1910—1985），云南澄江人，回族，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博士，教授。1932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195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哲学博士学位，1952年2月任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系主任。中国现代哲学家、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翻译家，我国教育哲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著名的穆斯林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逻辑学等教学及研究。著有《教育哲学讲话》《教育哲学》《中国回教史》等书，译著有《经验与自然》《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人的问题》等。曾兼任中国教育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山东省教育学会名誉会长，民革山东省委常委，山东省政协第四、第五届常委等职务。
傅统先先生
先生箴言
我们要对自己的生活有自决之权。我们不能满意这种盲目的生活, 我们要使这种生活合理。我们要能够选择一种合理的生活方式。
哲学只是帮助我们对于人生认识得清晰一点、深刻一点。至于我们应该身体力行，实际生活的一方面，这便是教育的工作了。所以教育比较是着重在行为的方面。教育就是要使我们过着这种经过检讨的生活, 就是要使我们切实的去追求人生价值。
（责编：肖歌）
(本文原载于：教育科学出版社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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