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佘江涛专栏】历史没有一个终极、一个中心。历史永远向我们展示无限的开放性，我们对其永远会有新的阐释和认知。本文为佘江涛为《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所作书评。百道佘江涛专栏文章来源于“佘江涛的江和涛”，作者佘江涛。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佘江涛
别梦依稀咒逝川，我的出版生涯即将结束，但三十年前工作不久策划的四本帝国衰亡（汉唐宋明）四书——徐兴无师弟的汉帝国衰亡、赵益师弟的唐帝国的衰亡和宋帝国的衰亡、夏维中师弟的明帝国的衰亡——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它们将在中国出版史上长期留存。四书当时开中国历史新叙事的先河，集文献功底、问题意识、历史叙事为一体，这样的历史三重奏当时无出其右，今日少出其右。
据说江苏人民社今年将再版四书，包装设计一定耳目一新，书名也会更改（原来的整个书名是当时出版编辑小秀才刻意对仗的产物，实在是败笔，不忍重复），加上今日营销能力，一定能横空出世莽昆仑。特以书评四篇记录一下。
读《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
《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
点击图书封面可直接购买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夏维中
出版时间：2016年08月
有关大明帝国的衰亡，似乎很难再发掘什么历史的新意了。自万历朝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后，大明开始处处暴露出衰败的征兆。200多年前太祖定下的基本体制作为“祖宗之法”无人敢去触动，人们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修修补补，使庞大的帝国苟延残喘。到崇祯帝即位时，来自东北后金的军事冲击和西北农民的暴乱，使明朝处于比南宋还要难堪的局面。从朝廷一方看，财政危机和士风颓靡最为严重。尽管皇室内帑无数，宦官、大员私藏甚伙，但应付饥荒、战事、平乱的国用已日渐空竭，加征税赋和拖欠军饷使急于敛财的朝廷饮鸩止渴；而文官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党同伐异并未因魏忠贤阉党的被清洗而终止。“庙堂不以人心为忧，政府不以人才为重；四海渐成土崩瓦解之形，诸臣有角户分门之念。”连内阁大学士也都是些虚与委蛇、战战兢兢、揣度思忖、嫉贤妒能的官场混子。至于以钱养官、晋官的贿赂之风更是无法阻禁。
《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一书对以上诸种原因的叙述条理十分清晰，基本上让人把握住了明朝衰亡的历史轨迹。但读罢此书，还可以从中发现另一个直接导致明朝衰亡的原因，那就是崇祯帝刚愎自用，勤政不善政，用人又疑人。
平心而论，崇祯从登基伊始，一直兢兢业业，一心想成为中兴之主。与其祖父万历、皇父泰昌、皇兄天启相比，确实可谓励精图治，其勤奋在中国历史上无一亡国之君可与之比肩。难怪所有史籍都众口一辞，把“慨然有为、沉机独断、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的赞语加在他身上。在位17年，他几乎每天忙忙碌碌，很少有什么享受。但勤政不能等同于善政。
经历明末战乱的文学家张岱在其《石匮书后集》中说：“先帝(崇祯)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至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
特别在用人方面，崇祯帝是满盘皆输。在乱世之秋，不善于识人，不善于用人，可以说是政治上最大的失败。这种失败必然导致决策层、管理层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导致政治合力的松弛，削弱政府接受挑战、应变时局的能力。
纵观崇祯帝的用人之策以及最后结局，都不出张岱所言：“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一言不合，则欲堕诸渊。以故侍从之臣，止有唯唯否否，如鹦鹉学语，随声附和而已耳。则是先帝立贤无方，天下之人无所不用，及至危急存亡之秋，并无一人为之分忧宣力。从来孤立无助之主，又莫我先帝若矣。”
崇祯帝绝对自信，尽管他缺乏政治经验，却听不进一点不同意见；又求胜心切，不能容忍大臣一时一地的过失；更缺乏内省，直至他魂归煤山前仍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似乎亡国的责任与他毫无干系。他这些偏执的心理痼疾，直接导致了晚明官僚集团中，有所作为的人几乎都成为悲剧性的人物。
崇祯元年，他起用辽东名将袁崇焕，对之期望过高，恩爱有加，以为有了袁崇焕，辽东局势可即刻乾转坤移。但奇怪的是当崇祯二年，后金大军进逼京师时，在慌乱之中，他竟听信谣言，中了努尔哈赤设下的反间计，逮捕并磔杀了袁崇焕。在自毁长城之时还不乏自鸣得意。
接替袁崇焕的辽东名将孙承宗在崇祯四年长山、大凌河惨败之后，自然无法向猜忌多疑、求胜心切的崇祯交待，落得个罢官闲居、剥夺世荫的下场。
好在儒教的教化，总有人愿意脱颖而出，报效国君。崇祯二年，杨鹤总督陕西军务。在崇祯的许可下，他以安抚手段平息战乱，并初见成效。但由于陕西的饥荒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安抚只能是权宜之策，以致祟祯四年，“贼乱”又起。杨鹤遂遭逮捕，谪戍边塞。
在平息陕西“贼乱”中，曹文诏的表现尤为突出，算得上是陕、晋前线最得力的干将。崇祯六年春，曹文诏节制陕西、山西诸路兵马，连连获胜；但仅到八月就因“怙势而骄”的罪名而被调离，从而成了锋芒毕露的牺牲品，农民军失去了一个真正的对手。崇祯八年，曹文诏气急之下战死。
接下来是洪承畴和卢象升。前者屡建奇功，但于崇祯十五年松山大败后降清；后者功高被忌，被崇祯帝调离熟悉的剿“匪”战场而主边事，崇祯十年与清作战阵亡。此外就只剩下孙传庭、贺人龙、傅宗龙了。
孙传庭本是剿杀农民军的最得力将领，但崇祯十一年，却因与兵部尚书杨嗣昌不和，被皇帝囚于狱中。直到崇祯十五年，走投无路的崇祯苦于前线无人领兵，才被释放。可悲的是，孙传庭在赴任之前奉密旨斩杀了陕西大将贺人龙，其罪状是多次临阵脱逃。贺人龙与李自成同为陕西米脂人，长期与农民军交锋，甚有名气，人称“贺疯子”。他的被杀真是莫名其妙。崇祯十六年，孙传庭奉旨在潼关与农民军作最后一搏，结果是战败被杀，连尸首都没有找到。
傅宗龙在崇祯十二年被起用为兵部尚书，但几个月后就因与崇祯帝意见不合被逮捕入狱。两年后，再次被任命为无兵无将的陕西总督，不久战死，其状惨烈。
不能说明末无人，只能说明末无善用人之人；不能说明末无千里马，只能说明末无伯乐。当时几乎无一能人有什么好下场，而他们的悲剧的导演大都是由崇祯担当的。
【佘江涛推荐书书单】点击链接查看：http://m.bookdao.com/mybook.aspx?id=146212
祟祯一朝，高层官员变更十分频繁，如兵部尚书先后撤换了14人，刑部尚书则更多，为17人，而阁臣竟多达50多人。最令人吃惊的是，祟祯竟在半年之中更换了五任蓟镇总督。这种走马灯式的撤换，哪里还能谈得上什么久任之法。
更严重的是，崇祯帝还推行重典之策，严惩文武百官，其手段之烈、范围之广、人数之多，都是明代历朝罕见的。崇祯帝在位17年，共杀首辅2人、总督7人、巡抚11人，其余各级官员更是多得数不清。
更可怕的是，崇祯帝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自己的偏执和疯狂。危难中他总渴望有人能力挽狂澜，但他不能容忍失误，更不能容忍失败；稍有舒缓，他又不能容忍不忠、能干。在这个反复无常、心底狭隘、具有强烈病态心理的皇帝身边，就连整日阿谀奉迎、揣摩圣意的曲意庸臣也不能善终，他又怎么能够善用能人，控制危局，把明朝的国脉延续下去呢?
明朝的衰亡固然有许多原因，但在这相互交织的原因网络中，我们会看见一个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可怕的身影，他就是《景山的晚风——大明帝国的衰亡》一书给我们展现的崇祯皇帝。
历史的故事此消彼长，展示了人性的魅力，同时也显示出人性的缺陷。对茫茫的历史来说，人的视角无论多么深邃，它只能照亮历史的一个点。人就在这个点上展示了新的历史含义。就此而言，历史没有一个终极、一个中心。历史永远向我们展示无限的开放性，我们对其永远会有新的阐释和认知。
（责编：肖歌；编助：安安）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