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立方书”平台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利用信息技术与出版、教育的融合，所搭建的课程型教材融媒体出版云平台，入选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第二批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还入选百道新出版研究院的“2017年度专业知识服务致敬”品牌。为此，百道网采访了浙大社副社长金更达，请他介绍“立方书”平台的理念、模式、平台特点，以及浙大社数字融合出版的发现现状。
“立方书”平台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利用信息技术与出版、教育的融合，所搭建的课程型教材融媒体出版云平台。浙大社利用该平台创新教材新形态和高校课堂教学模式，已经出版了百余本课程型的教材，实践总结出了教材与课堂结合的改革经验，探索出了一条用教材创新推动教学改革的新的路子。
如今，“立方书”平台及产品形态获得了各方的好评与认可，不仅入选第六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数字出版创新作品奖和第七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数字出版优秀品牌奖，在由中国出版协会、百道网主办的“2018中国知识服务峰会”上，“立方书”平台还入选年度专业知识服务致敬品牌。不久前，又入选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布的第二批专业数字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单位。百道网专访浙江大学出版社副社长金更达，请他为我们介绍“立方书”平台的理念、模式、平台特点，以及在建设这一平台过程中如何吸引专业人才、整合资源。
百道网：请您介绍“立方书”平台的理念及模式，以及它所能解决的用户痛点。
金更达：“立方书”平台提出“一本教材带走一个课堂”理念和课程型教材出版服务系统的开发，创新了互联网+教育时代的教材出版形态。自2014年开始建设“立方书”平台至今，我们利用该平台已经出版了包括《管理学》第四版、《创新实用英语》、《医学生临床技能操作规范》等近100种课程型教材，制作、放置各类资源“二维码”4000多个。
这些利用新媒体技术打造的课程型教材，在形式上更加多样、立体。除了纸质文本、图片外，还包括以二维码形式嵌入的视频、音频、课件、习题、拓展阅读材料等，教材的展现形式变得生动活泼。以“二维码”形式嵌入到教材中的教学资源可以在“立方书”后台即时替换和充实，满足了教学对于教材内容知识更新的需要。同时，“立方书”充分利用移动互联技术，使“教材内容”“课程教学资源”“教学服务”三者融为一体。课堂中的提问、讨论、答疑等环节都可以在学生、老师的移动终端中完成。在这样的理念下，教材就是课堂，课程与教材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课程型教材更加重视学生“学”的过程，可以有效激发学生思维，促进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此外，“立方书”还设有官网，支持其他出版社及机构入驻。在“立方书”工作平台中，作者可以创建新形态教材，教师可以利用作者共享的资源开设微课堂，编辑负责管理对接作者的书籍，学生可以通过手机APP或者网页随时随地进行在线学习。
百道网：从2017年知识服务才开始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是浙大社早在2014年就开始打造了“立方书”这个平台，可以说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那么，当时决定打造“立方书”平台的背景是什么？
金更达：“教材”作为高校教育教学最基础性和最有效的学习工具，其内涵外延及展现形式需要适应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尤其是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教材更应该成为教育信息化环境下推动教育教学模式拓展与创新、提升“教”与“学”效率的工具。
但是传统的教材形式单一，以文本形式为主，版面不活跃；内容更新缓慢，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教育教学的需求；学生只能单向地从教材中获取知识，并不能利用书本与作者、教师甚至其他学生展开互动式的学习讨论。而且，如今的教学模式正在逐步向“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转变、以课堂教学为主向课内外结合转变、以结果评价为主向结果与过程评价结合转变”。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传统教材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快速应用与普及的时代背景下，或已不能适应未来教育教学发展的需求。
浙江大学出版社是教育部主管、浙江大学主办的国家一级出版社，也是全国首批数字转型示范单位。在实施“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战略的过程中，利用信息技术不断探索实践高校教材出版形态，以适应教育教学改革的需求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先后打造了“求是教材”APP，“CNSPOC”在线课程云出版平台，并在此基础上研发了“立方书”新形态教材融媒体出版平台，创新了教材形态，使教材更好地服务于高校课堂和课程改革，有效地促进了高校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但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这样的探索和尝试只是探索跟上技术发展趋势的一个开端，离切实推动与服务于高校教育教学的创新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百道网：以“立方书”平台为代表的浙大社数字出版业务能取得如今的成绩，与人才资源的丰富密不可分。浙大社在吸引和培养数字出版人才方面，有什么独到之处？
金更达：的确，传统出版机构在数字出版转型的过程中，人才是关键因素之一。浙大社历来注重人才的吸引和培养，本人就是在2008年出版社启动数字出版业务时，由出版社社领导班子充分商议后，将我从学校档案馆调至出版社，负责数字出版业务的开拓工作，转眼间经历了10年发展历程，浙大社数字化也从当时的1个人发展到现在的20余人，涉及二个数字出版业务部门和一个数字出版研究中心。在吸引人才方面，浙大社或许有天然的优势——背靠浙江大学，浙大社现任社鲁东明教授，是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信息化领导小组成员、文化遗产数字化资深专家。建平台是浙大社吸引和培养人才的模式之一，浙大社在2012年就整合学校学科优势，建立了“新型数字内容服务支撑体系研究团队”入选浙江省文化产业类重点创新团队，创新团队以项目为纽带，开展人才队伍的培养。2016年，浙大社在学校的支持下，又成立了校级研究机构——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管理挂靠浙江大学出版社，致力于推动出版社融合发展为目标，设立数字阅读、数字教育、数字文化等多个研究方向，以项目驱动吸引和培养人才。同时，出版社人力资源部门也积极强化人才的培训工作，提升数字出版素养和对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前瞻性的把控。例如，2017年人力资源部组织的培训就是融合发展为培训主题，不仅对数字出版从业人员，也对传统出版从业人员，使他们在这个剧变的时代，不断与时俱进。
百道网：浙大社的数字出版业务起步较早，在最初得到了哪些支持？随着数字出版业务的推进，为更好地整合内部资源，浙大社做了哪些工作？
金更达：浙大社开展数字出版业务起步于2008年，这一举措可以说是全社上下共同讨论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形成的，出版社在体制机制的保障上予以极大的支持，使数字出版部门可以在版权许可的条件下使用出版社传统内容资源，这方面，也得到了编辑部门的理解和支持，这对于建立外联内合的数字出版支撑环境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随着业务的深入推进，数字出版相关部门（目前浙大社有数字出版中心、信息技术部和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开始从单向整合社内资源走向双向支撑和推动的局面。例如，浙大社推出的“立方书”融媒体出版服务云平台，对浙大社实现教育出版形态创新和融合发展，实现基于“互联网+教育+出版”的发展模式，起到极大的支撑和推动作用。又例如，浙大社推出的“理想之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阅读平台，为浙江省70余所高校近80万师生提供思想政治类内容阅读服务，为传统出版部门开展数字化业务提供了极好的通道。又例如，浙大社花大力气构建的数字阅读服务运营体系，将有效支撑图书出版实现纸电出版的融合发展。当然，出版社要整体推动形成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发展态势还需要时日，我们关键要做好引领示范，做好平台、体系建设，让传统部门参于其中获得效益。知识服务是未来的发展起趋势，总局对产业发展的把控非常敏锐非常精准。浙大社有幸入选总局知识服务试点单位，我们将充分运用和借助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的平台，依托学校特有的学科资源、人才资源和内容资源，做出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百道网：如今浙大社在数字出版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成绩，2018年为了继续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在平台和产品的推进上有什么新的规划或大动作？
金更达：2016年，浙大社“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深化实施“精品化、数字化、国际化”的三化战略，精品化是龙头，数字化和国际化是两翼，推动出版社可持续发展。2018年是深化实施“数字化”战略的第三年，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之年，也是出版社完成数字化收入占出版社收入25%指标是关键之一。就项目和产品而言，2018年，将重点实施“一带一路”经贸与投资数据战略智库项目的建设工作，这个项目由浙大社联合浙江大学西部研究院共同实施，目前浙江大学已正式立项，作为支撑学校智库发展的重要知识服务平台，也列入了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重点主题出版物。2018年，将重点推进“书递网”的推广应用，与教育部CALIS管理中心推动联合采访平台实现互缝对接，打通出版社与高校图书馆的产业信息链，为实现出版社与图书馆的质量变革、效能变革、动力变革提供有效支撑。2018年，将完成“立方书”融媒体出版云平台的改版升级，提出“立方书2.0”产品形态，以融媒体教材为切入口，推动高校开展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创新，也使出版社从单一的教材出版向教学服务延伸，从经营教材向经营用户拓展。2018年，将着力按照总局第二批专业内容资源知识服务模式试点要求，依托浙大社和浙江大学独特的资源优势，在艺术领域和智能科技领域，构建知识服务体系和知识服务平台。2018年，我们将在2017年探索的基础上，以数字出版和数字创意产业为核心，深化“西溪·创意园区”的规划和实施工作，深化推进浙江大学数字出版研究中心的平台建设，为出版社“数字化”战略目标的实现，布局新的方向。
（封面图片来自：“新时代杯”2017时代出版·中国书店致敬活动（钟书阁成都店）本文编辑：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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