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2012年03月13日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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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关于民主和“一人一票”的热议不管如何众声喧哗，我认为总是好事，因为起码说明那位在我们的大门内外穿越徘徊了一个世纪的德先生不但没有被忘却，而且越来越急迫地要破门而入。在这时候，罗纳德·德沃金
《民主是可能的吗？——新型政治辩论的诸原则》（鲁楠、王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虽然不可能是一帖释疑解惑的灵丹妙药，但足可以让我们重新抖擞精神，认真看待这位德先生。德沃金在前言中提出，这本书既是对二十一世纪初期美国特殊的政治情势所作的论辩，同时也是对国际性的民主议题的论辩。其基本意图是为分歧寻找对基本原则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辩。他对美国的民主现状提出的批判，更使我们认识到他一贯以来倡言的认真看待人权的理论与民主问题的紧密联系。但是，在这本著作中他对民主的多数主义理念的质疑（第124-128页），似乎会导致对“一人一票”的否定，这是值得思考的。实际上，关于如何避免“多数人的暴政”这个波普很早就提出来的“民主的悖论”，罗伯特·达尔在他的
《民主及其批评者》（曹海军、佟德志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中早已作出充分的阐释，他提出程序民主的五个标准是政治平等、有效参与、开明理解、议程控制和包容；另外建立“多头政体”的七项具体制度，包括选举官员、自由与公正的选举、包容的选举权、竞选官员的权利、言论自由、选择性的信息、结社自治。这就是现代民主理论和制度安排对解决“多数人暴政”的回应。当然，德沃金以“伙伴式民主”作为回应，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途径。他希望就“民主是可能的吗？”的命题展开严肃的、以基本共识为基础的论辩，这是时下最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罗杰斯的
《大西洋的跨越：进步时代的社会政治》（吴万伟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9月）“重新塑造了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时代，其中美国社会政治通过竞争和交流的网络与欧洲社会政治辩论和尝试结合在一起。”（第5页）该书使我们对美国进步运动和新政的社会政策的认识有了国际化的视野，这的确是在阅读其他美国史读物时难以比较系统化地感受到的。对倾心于从学术路径的新发展中以“转向”作为新的路标命名的读者，不难同意作者的自述：“在这个意义上，《大西洋的跨越》是现在所谓的历史学‘国际转向’的先锋之作。”（中文版序言）但是我认为，这部著作所呈现的带有“转向”的特征除了国际视野之外，同样重要的是在相互交流和影响中产生的思想史、文化史与社会政策的关系的视域。
在开篇第一章“1900年的巴黎”，这种双重的特征就已经清晰地表露出来。很难想象在他笔下的1900年巴黎博览会可以出现在法国史专家或博物馆史学者的著作中，而对刚有过举办世博会的体验的我们来说，这一章的内容更有深刻的意义。在这年的巴黎博览会上重要的不是工农业产品和国家形象的展示，而是关于社会问题、对策、方案的展示和交流，这里是“一个交流大大小小社会政治方案的市场。……它生动地体现了一个人们事后很容易忽视的要点：社会政治的国际性范围。北大西洋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孤立制订社会政策。通过竞争和交流，在巴黎展出的每一个社会政策组合得以成型，通过这些交流过程，每一个方案都会发生改变，对于巴黎的迟到者——美国人来说同样如此”（第14页）。作为主办方的法国人在自己的社会经济馆中展示了这些社会问题：学徒和童工保护、工资和利润分享、工人和雇主协会、农场信贷、工作条件管理、工人住房、合作商店、工人思想和道德发展机构、储蓄和保险机构、卫生设施（不仅指公共卫生，而且指反对酗酒、贫民窟、贫困的道德危害的公共战斗）、贫穷救助等等。而美国人则在这里吸收社会政治的独特语言，而且大量提取出自己的社会政治议题（第26页）。巴黎博览会展示了它的社会政治抱负和国际化视野，“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的社会政治主张和建议超越了国家边界。这个时代社会改革者寻求国际信息的强烈愿望是不可能被忽视的内容”（第25页）。作为文化史研究对象的博物馆与社会政治史和跨国背景下的国别研究结合在一起，这对博物馆学研究来说是提出了全新的视野。一部世博会的历史总的来说体现出相同的文化特征：通过展示而体现科学技术的进步、赢得商业竞争、把语言文化和视觉文化作为凸显民族国家精神的重要手段等等。而在我们的经验中，公众被建构的博览会观念迅速接驳为“百年梦想”和“大国崛起”的旋律，博览会文化的单面性急剧地膨胀。但在另一方面，在福柯理论的影响下，我们也会过于强调博览会作为一种文化形象的权力规训的力量，而容易失去了对可能存在的社会问题与政策、方案的观察兴趣。
以1900年同时具有象征性和实质性意义的巴黎博览会为前导，罗杰斯引领着读者穿梭在大西洋两岸，在从留学生热潮到公民抱负、从城市问题从乡村建设、从战争到和平等各种主题上反复钩寻和讨论那些相互交流和发生影响的事件、思想、话语和人物。于是，“沿着进步时代和新政时代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社会政治道路，人们开始重新发现一个基本上被人遗忘的世界，在这里国家之间相互借鉴、模仿、改变和适应。在跨越大西洋的进步时代中，人们开始重新发现美国历史和政治的一个几乎已经丢失了的阶段”（第7页）。这个重新发现的阶段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当年那些“具有全球眼光的进步人士”是如何“反对鼓吹美国独特思想和政治的推销员”？十九世纪末从德国留学回到美国的知识精英正式开启了美国社会政治的“跨越大西洋”时刻。他们带回美国的是强烈的自由解放意识和新的政治理想和权威的新模式，更重要的是带回了美国政治中缺乏“社会”立场这一深刻认识，还有关于国家的社会可能性的新意识（第111页）。但是在日后的发展中，他们和后来的从欧洲学习回来的同道时常会遇到麻烦。到1930年代，“非美国化”、“非美国特色”的批评无处不在，一些进步人士和社会团体开始在语言上转向认同本土经验，把对外国经验的参照伪装起来。但实际上，1930年代是美国政治议程吸纳最多欧洲思想的时期（第496-497页）。
在全书的最后，作者的总结性论述是：美国进步政治跨越大西洋阶段的历史重要性在于其经验的纽带，它标志着资本世界越过民族国家的对抗力量而让许多人看到共性……在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努力分开的地方，他们试图建立纽带……他们的努力极大地改变了美国进步政治的议程……他们拓宽了的社会政治经验和解决方案领域让政治摆脱纯粹经济命运的束缚，也为进步改革提供了动力和确定了词汇（第526页）。如果仅是泛泛而谈，这种“开放”、“借鉴”的论述难有多大的意义，但是回返到全书极为丰富的社会政策改革个案分析中，这种论述的意义就非常明显地呈现出来。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历史研究中的国际性视野问题。作者在“前言”中指出：“纠缠于公民教育的简单化关系，各国的历史描写都吸收了挥之不去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家专注于民族差异问题，倾向于具体描述各自国家的独特文化、独特历史、‘特殊道路’ （Sonderweg)、例外主义等。因为每个国家的历史（不论从事实上还是从定义上说）都是独特的，这样的工作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从最坏处说，结果造成了历史中能够展现民族国家可渗透性的连接点被砍掉（而超越国界的力量恰恰在这些地方做了最重要的工作）。叙述部分也常常缩减到国家范围内，民族国家的边界成为历史分析的囚笼。”（第2页）在我们的历史写作经验中，这种历史分析的囚笼既与思想性的约束有关，同时可能也有知识结构上的不足。
作者：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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