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网上书城董事长黄育海为略萨赠送文房四宝
6月14日下午，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在上海戏剧学院参加了其作品出版商99网上书城为其主办的作品朗诵会，现场朗读了他最喜欢的作品《酒吧长谈》片段，并与作家叶兆言、孙甘露及喜爱他作品的读者对谈、交流。上海戏剧学院教师王苏、李传缨分别朗诵了略萨的《绿房子》和《坏女孩的恶作剧》片段。王安忆、99网上书城董事长黄育海等也参加了下午的朗读会。
上午，略萨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做了题为“一个作家的证词”的演讲。他表示，如果要他选一本能留下来的作品，他会选《酒吧长谈》。
99网上书城目前是略萨作品在中国大陆的最重要的出版商。董事长黄育海在活动结束赠送了略萨文房四宝，因为略萨很热爱中国文化。略萨期待下次再来上海，希望能在上海戏剧学院看到他的戏上演。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完全是受难者。有时候我想逃到岛上去生活”
下午的发布会现场一位读者问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您的生活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略萨说，我变成了一个受难者。“我的生活还是发生变化了。因为现在很多人来采访我，我是受难者、受害者。很多人特别是新闻界根本没有休止的要来采访你，不让你好好地安静地生活，不让你好好地工作，总是有记者来问你来。有些问题我不想回答，有时候我想逃到岛上去生活，在没有记者的地方生活。我也当过记者，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完全是受难者。这方面，我生活发生了变化。”
略萨认为，诺贝尔文学奖跟其他的奖项一样，也会有评错的时候，比如博尔赫斯没有得奖，他希望给他这个奖，没有搞错。“比如海明威等都是众望所归，但很多情况下评委会搞错的情况也有的。第一个文学奖获得者是法国作家，你肯定不会看他的作品，我觉得也不值得念，苏力布多隆（音），是一个地下的作家。当时和他竞争的，是托尔斯泰。很多人完全是应该得这个奖的，比如博尔赫斯，但他没有得这个奖。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人家采访我，我确实觉得有点难为情。博尔赫斯没有得奖，现在给我奖了，我有点难为情。他们是伟大的作家。评委会也是人，有时候确实会搞错。我希望给我奖这个事情没有搞错。”
“年轻时曾同时做7份工作；杰出的作品多产生于苦难。”
交流会现场有读者问略萨，对当下的写作者而言，您更加支持业余写作还是专业专写作？略萨说，“我曾经想过100%的时间都写作，但不可能。我开始写作的时候，这是不可能达到的。我觉得没有一个国家有专业写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吃饭不可能靠写作。要么你本身是一个富有的人，先找一个吃饭的工作，然后用多余的时间写作。我最多的时候做7份工作挣钱。我很年轻时就结婚了，19岁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必须要工作，要养家糊口。在大学图书馆工作，在广播电台也工作过。还有登记死人的工作我也做过。找到一个死人给我一份钱，那个钱很少。但我对文学的激情，哪怕做了7份工作，我还是找出了时间，工作完之后，星期天都写作。当时我还在大学读书。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能做这么多工作。当然，现在我能光写作了。这是非常幸运的。我从来没有想过。现在很多作家并不是一定要叫他们去找一份糊口的工作再去写作，但很多情况是这样的。确实会碰到困难。你为了写作，使生活经历丰富，不喜欢的东西你做了，但是为了写作，但你写作是作为一种补偿，尽管做出了牺牲，但最后能写作也是安慰。我做过记者、老师，但我总是记得做这些工作对我来说，什么东西能给我安慰呢？就是关在房间里，在打字机前坐下来，在星期天用两天时间开始写作。这样的条件下进行写作，战胜困难，你和周围的环境进行斗争，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激励。一个作家总是被人夸赞的话，有奖金，有政府补贴的话，我觉得会很危险，他的创造性就会丧失一点。特别是碰到小的困难时你必须战胜困难，这些困难存在还是有好处的。特别是使创作的精神能够发展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力量，是一种大的力量。
我并不是说所有人要为了吃饭的事情烦恼。但在生活中有一些困难，使得能激励你创作的精神，把你文学的爱好放在里面。很多好的作家，都是不断克服碰到的困难。特别是一些杰出的作品，都是从困难那里诞生出来的。也有在非常舒适的生活下写作的（作家），普鲁斯特可能是不一样的情况。”
写好爱情不容易
99网上书城联合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两本略萨的爱情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坏女孩的恶作剧》，那么略萨接下来是否还会写作这个题材呢？
略萨表示爱情小说要写好，非常不容易。“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还会写有关爱情的小说。爱情出现在各种文学作品中，各个时代都出现过。你要写好的话，非常不容易。因为你要有独特的方式。因为很多东西很多文学作品都写过了。但不排除在我有生之年还是有这个激情可能会写有关爱情的小说。”
孙甘露：我希望成为略萨小说中的“我”，不是因为诺奖，是因为胡利娅姨妈
在与略萨对谈中，孙甘露提到，最早读到的略萨的著作是《胡利娅姨妈与作家》。“当时我作为一个年轻人，作为一个年轻的作者，我非常希望我就是小说中的那个“我”。不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胡利娅姨妈。拉美文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繁复斑斓也非常热情的文学现象。这至少是80年代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在当时非常有冲击力。上午听略萨先生的演讲的时候，他描述了他年轻时代学习、尊崇的那些大师，包括福楼拜、福克纳。这个名单也是我的名单，但多了一个略萨先生。”
孙甘露问起略萨，秘鲁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学，给年轻时代的略萨先生初步写作的时候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如何把个人的经验、地区性的经验提升出来？
拉丁美洲从这个角度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没有的遗存下来的东西。他们在表达上是非常自由的。使得拉丁美洲作家总是寻找一种模式，他是一种没有疆界的在文学世界中的模式。拉丁美洲作家一代一代人，他们看的书有法国人的书、美国人的书、英国人的书。比如说我的经历，我进大学时读得比较多的都是法国的作家，萨特、普鲁斯特，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美国的文学，主要也海明威、福克纳。特别是福克纳对我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他让我发现了对整个写作的建构方式。有很多人对我们产生影响。可能我的这个经历和拉丁美洲的作家非常相似。我们讲到文学爆炸，一位墨西哥作家在很多国家都进行游历、游学，知道很多的语言，他的文化完全是国际背景的文化。他也受到美国作家的影响福克纳和海明威那迷惘的一代的影响。对拉丁美洲文学的影响，都是国际的影响，并不是拉丁美洲本身的。讲到美洲文学爆炸，很有意思，没有人知道，不知道谁创造了“爆炸”这个词。也没人知道为什么这个爆炸是一个爆炸的感觉。是哪个散文作家或者哪个评论家用了这个词，不知道。但把整个一批人都称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多少人是属于文学爆炸的？文学评论的人，有人认为是四个人，有人认为是六个人，有人认为是八个，有人说是三个。这些讨论一直在进行，从来没有结束过。
“写作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我希望和街上的人有交流”
略萨在上外演讲时，提到写作对于他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写作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并不是坐在书桌旁写几个小时，或者用计算机，或者用电脑写作。而是根据你的写作安排你的生活节奏。并不是说让你和全世界封闭起来，生活在一个幻想的世界内。可能有些伟大作家是这样做的。但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方式。我希望和街上的人有交流，不光是在我的书房里。写每天发生的、在我身边发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可能不要持续连续，就是生活中的故事。所以你了解新闻，了解街上发生了什么，新闻专业经历对我写作是非常重要的。新闻专业使我能和民事的、和人民生活在一起。这已经不光是在文学方面，而是你作为一个公民以及你道德方面的力量。你对城市情况有兴趣的，对国家情况有兴趣的，你应该发声音。你觉得哪些选择是正确的，你要维护它。你觉得应该批判的时候，就应该批判。你能够贡献什么东西。你作为一个作家，你是在臆想的世界中游动的一个人，你可以做出一些贡献给语言或者政治与会更大的精确、更大的透明性。政治语言都是一些呆板的东西，老生常谈，这使得事实混淆了。这个时候，作者确实能做出一些贡献。在政治演讲方面，政治辩论上，你也能做一些工作。有幻想、有想象，包括人的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也需要幻想、需要想象。因为你在面临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的时代让我们在这个方面也可以做贡献。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要做政治家。要看你有没有兴趣。有些方式的辩论、讨论，你应该参与进去。对所有公民都一样，我们没有例外，我们不能让政客去操纵它。否则政治就变成一件很糟的事。所有公民都应该参与进来，在整个政治、生活中。这个参与，肯定会产生更好的选择方式。”
“《酒吧长谈》，是我写所有小说中最花工夫的”
“如果要我选一本能留下来的书，就是《酒吧长谈》。”
作为略萨创作“高峰的标志”的小说《酒吧长谈》，日前由99网上书城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推出。略萨在演讲中特别讲述了创作此书的初衷，他说，这部小说是他所有小说中最花工夫的。“如果要我选一本能留下来的书，就是《酒吧长谈》。”
“我的第三部小说叫《酒吧长谈》，是我写的所有小说中最花我工夫的。在秘鲁独裁时代时我还是孩子，到我们成年有8年，所以这8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独裁，是军事独裁。秘鲁的真实生活被消解掉了。所有政党都被禁止了，这8年中政治史变成一个坏的历史，没有合法的政治。出现的只有地下的政治。我就读的圣马可大学是秘鲁最主要的大学之一，那里有一个传统，就是要有反抗的精神，要有不服从的精神。我到那个学校去，也是这个原因。当时是很叛逆的，特别是在最后三年。在这个大学中，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学校有抵抗的运动，有些地下的组织。因河拉不拉党是中左派的一个党（音），还有很小的抵抗运动，和共产党相联系的，共产党被当时的独裁体制几乎消灭了。我和那个团体在一年中保持关系。很有意思。尽管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少，我们人数也很少，但我们确实是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以个人的方式、以一种抵抗的方式。当时警察都是扮成学生来监视我们，所以行事都要当心，讲政治的话必须非常当心。很多老师、学生被关到监狱里，或者被流放了、流亡了。《酒吧长谈》我写的时候，非常感谢一个人，我就认识他几分钟，是奥德利亚，安全局的局长。他原先是卖葡萄酒的，独裁者可能是他的朋友，他就成了安全局的头。很多学生被捕，我们买了毯子送到监狱里去，监狱长不允许，说要批准才能送去。我们五个学生组成代表团到政府和他们谈，我们到内政部去，那是非常老的一个大楼。有一些非常阴暗的走廊，我们到内政部安全局长那里去。我们这么恨的一个人，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看着我们。根本没跟我们打招呼，像昆虫一样的看我们，我们都是站着的，他坐者。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害怕。我们跟他讲了我们来拜见他的原因，希望把毯子带给被逮捕的学生。他看着我们，他把一个抽屉打开，拿出一些纸给我们看，是我们大学里做的一个秘密报纸，他说，这是什么？你到大学就是为了抨击我？骂我？《酒吧长谈》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的。一个干瘦的人物，手里那着报纸，给我看。他给人感觉非常害怕，有这么多人被捕了，感觉到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人物。我想哪一天能写一个小说，写那个独裁年代。就是通过那个人物来表现政权、权力的中心。我最费工夫的就是这部小说。这部小说中我想显示的是一个独裁的政府下，把整个社会都给污染了，毁了。哪怕和政治无关的东西，哪怕家庭生活，哪怕爱情，都被他污染了。你的职业生涯因为都是和政治相关的，和腐败的政治相关，你需要让步也好，退让也好，你不管是不是愿意，为了生存，都必须在道德上做出一些让步。我开始写这些小的故事，怎么把不同的人物、不同地区的人联系起来，开始的一年我很迷茫，后来通过长谈的方式，两个人物谈话的方式，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方式。谈话本身，使得他能引出其他人和其他人的对话。所以变成了复述化的谈话。把所有的人物、事实加进去。这本书写了很多年。如果要我选一本能留下来的书，就是《酒吧长谈》。因为我花了很多工夫才把它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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