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知识论筑基进行学术概念分析

在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教义融合的历史上，哲学家和神学家常常要面对一些超越属性（transcendentals）名称，如存在、物、一、真、善等，如何认知和解释这些名称、概念，成为西方哲学的持久论题。这些名称和概念也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理论研究所要面对的，当然中国哲学家也许还要专注一些“自己的”超越名称，比如道、性、气、有、无、器、用等。

中国文学史也有一些核心概念，具体到到唐代文学理论范畴中来看，如果要找出最突出的超越名称以及对后代产生最重要影响的概念的话，那么也许非“境”莫属了。何谓境，何谓意境，何谓诗境？进一步说，何谓缘境、取境、造境、至境？这些概念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历来备受关注，对之梳理、分析、研究，许多学者投入了大量精力，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正因为这个名称、概念存在多义、歧义，故也呈现出某种自我言说的现象，其讨论林林总总却难免治丝益棼。

客观来看，唐代是文学极为繁荣的时代，而诗歌创作达到了鼎盛状态，但文学理论发展却相对沉寂，与先唐时期和唐代以降一些朝代相比，文学理论思维的成果并不突出。正因为如此，“境”观念如同星稀月明般引人瞩目，而对“境”论作出深入研究，得出切于实际、相对完美的解释，就成为唐代文学研究者无可回避的任务了。

在近期的相关阅读中，刘卫林教授的《中唐诗境说研究》（2023年3月天津教育出版社）给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与启示。该书对唐代诗境理论做出了深入、细密、周延的讨论，是一份很有分量且相当重要的成果。阅读一过，我不禁想起刘勰之语：“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这已经属于方法论了。

正如众所周知，“境”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颇如“物物者”（《庄子·知北游》，“X”与“物”的关系相当复杂，而要达到“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的境地相当不易。作者在这方面力求弥纶群言，用力甚勤。当今学者面对研究选题，自然也会遵照学术规范，盱衡回顾古今学人之说，综述学界研究成果。这种方法，越来越显得形式化、格式化了。说实话，除了提供一些学术信息，并无多少学术含量。刘卫林教授此著凡七章，竟以三章的篇幅进行“境”观念知识论探讨、分析。知识论是研究有关认识的起源、范围及其客观有效性的，其起点是认识的发生学，指向是对有关知识为“真”的确证。故作者不是泛泛介绍研究概况，而将重点放在“研究对象的界定”和“名义的界定”。为确证名相，作者在“原境——‘境’概念的源出及其嬗变”和“唐代对于‘境’观念的普遍重视及广泛使用”两部分从“小学”入手进行研究，于字形、字义、语用诸多角度讯本溯源，从儒、道、佛群书寻找用例知其衍变。

在这番功夫下，先秦、两汉、六朝文献中“境”一词源起义与演变义得到清晰梳理；隋唐之际“境”义变化与《大乘起信论》的关系以及玄奘等新译与“境”词义扩充的作用得到深入揭示；唐代经学家、儒学、道家（与道教）对“境”观念的吸纳与应用得到充分展现；唐代佛教各宗派对于“境”观念的阐释与运用得到系统呈现。可以说，将作为传统方法的弥纶群言提升到知识论研究的层次，是此著的一个显著特点。其作用不是为研究中唐诗境说作铺垫，而是进行重要的筑基工作，其本身就体现出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旨趣，成为研究“境”观念的有机组成部分。

体察切近，溯源清朗，沿流而下讨论中唐诗境说便圆融无碍。在这个核心论题上，作者从“弥纶群言”转向“研精一理”。群言见博识，一理见专深。当然这是相对的，博识须导向专深，专深须副以博识。从后者看，此著在文艺理论和佛学理论两个方面显示出功力。

作者观察到，以往将中唐以“境”论诗的文学论述，大多归入文学上的“意境”理论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王国维论说的影响。而“如果从王国维标举境界说探讨诗词写作的写境与造境问题，以至阐述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观念作为开端的话，那么有关文学艺术上意境的研究便至少横跨了一个多世纪。”（第1页）这在学理上是否能够成立？作者并不认同“将王国维深受西方美学观念影响的意境说，直接等同于中唐时深受佛教境观念影响的诗境之说”，同时对“以王氏本受康德与叔本华影响的文学‘造境’观念，来解释中唐诗境说中的‘造境’理论”提出质疑（第328页）。我向来比较推崇王国维的理论，也颇以为其意境说、境界观对唐代“境”观念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必须承认，刘卫林教授擘肌析理，将中唐诗境说作为一个来源有自，影响深远的本土性的文学理论观念，是站得住的。两者截然划出楚河汉界固无必要，但混同中外文艺观，模糊本土文论观的价值，亦非学理所宜。在这方面，作者表明自我立场，提出鲜明的文艺观，很值得鼓励和赞赏；其对诗境观的研究不是扩张外延，而锚定于中唐，特别关注皎然、权德舆、刘禹锡等人的理论和贡献，我亦表示赞同。

唐代文学研究者都意识到，唐代诗人完全不接触内典者甚鲜，唐诗与内典的关系极为密切。今天我们力求回到唐代诗学语境中进行研究，须有对佛教一般知识的了解；但对研究中唐诗境说而言，则必以内典为专门之学的根基，而这恰恰成为作者“研精一理”的有利条件。据我所知，长期以来刘卫林教授对内典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在今天数据化大为普及的条件下，阅读内典并从中蒐辑相关资料已经较为容易，但在作者起步研究时，大量佛教文献文本还须置于案头，非直接阅读不可。作者显然是文献数据化的受益者，但从全书写作过程来看，从相关资料的丰富性、适恰性来看，其青灯黄卷潜心冥搜之力可见。对内典的通识和把握，使他能够对以往关于皎然研究中的某种“方枘圆凿”现象作出明确判断，能够对缘境、取境、冥搜、造境、精思、作用、心源等与佛教有关的概念作出清晰解释。

《中唐诗境说研究》是一本唐代文学理论专著，可以作为断代文艺理论史读，但其研究更专注于特定概念，作为文论概念史来看，也许更为准确。此著在超越类比概念方法而进入阐释学境界方面，作出了极大努力。值得赞赏的是，作者以知识论筑基进行了一系列学术判断。毫无疑问，无论其中的大判断或小结论都有继续探讨的必要，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学者们继续研究这一论题时，这部著作已定然“绕不过去”了。

之所以给予这样的评价，乃在提倡唐代文学的研究工作要重视以知识论筑基，尤其在研究文论范畴的一系列概念的时候。举例来说，关于唐代“诗格”概念，王力、郭绍虞、罗根泽、王利器、傅璇琮、祖保权、罗宗强、张少康等前辈学者以及陈尚君、张健、张伯伟、卢盛江、周裕锴、汪涌豪、杜晓勤等名家都有过广泛、深入讨论，珠玉在前，大纛高悬。但这个问题涉及到唐诗的作法，即具体的规则、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诗境形成的基础。由此又派生出诸如偷春、蜂腰、流水（两句一意体）、吴体等各种体式，以及更多的从字形、句法、声律或压韵等方面别出心裁的构思名目。对于一系列概念的理解，学界有基本一致的看法，也有不同认知，成果已然丰硕。是否还有研究空间——最起码说，是否还有研究的余地，还有探讨的必要呢？回答是肯定的。

每一个概念的形成，都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逻辑性地关联起来，就是一个知识谱系。在当今文献资源的利用已经较二三十年前大为便利的情况下，可以更好地采用知识论原理汲取资源，分析研究如下问题：哪些概念（语义）源自唐前人，哪些概念出自唐人，哪些概念是后人演绎、概括的？哪些概念由内典而来，哪些概念出自外典，哪些概念是从俗书中拈出？哪些概念受刑律学等知识体系的影响，哪些概念打上了地域文化烙印，哪些概念为文人才思的结晶？进而思之，哪些属于文学史、学术史上的大判断，具有超越属性和价值，哪些属于诗人玉屑，在文学天空中只是星光闪耀？

这里提出诗格，只是沿着诗境研究的思路聊举一例。其实，唐代文学史上的各类概念林林总总，都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包括各种命名，其本义、发生、影响，我们既往的研究，也许理解中不免包含着某些误解。思辨和研究没有止境，在思辨终止的地方,正应该是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

知识论形成离不开实证科学，唐代学术史上不少典范性著作足可证明，而极当推崇的是任半塘先生对一个概念、一个命名、一种复杂文体的研究成果——《唐声诗》。知识论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工具，论其典型，却不必外求。从陈寅恪到傅璇琮，再到后一辈杰出学者，其实都是在理论意识引导下进行实证研究而取得卓有成就的。《唐声诗》等一系列著作曾使我们这一辈唐代文学研究者受益无穷，刘卫林教授应同样是受其沾溉者。本文从近期阅读说开去，正在于对知识论形成之源力——实证科学——在研究中重要性的强调。

 

本文作者：罗时进，苏州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

 本文原载于：《唐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1辑

作者：罗时进

来源：《唐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