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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业资本化与坚守文化追求必然矛盾?

2015年05月29日   作者:李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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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道编按】出版业资本化与坚守文化追求,是当前出版业存在的众多悖论之一。两者各有存在道理,又各有不同追求。处理得好,可以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反之,也会彼此排斥,贻害全局。因此,善用新思维,正确看待和处理这对矛盾,在现实中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出版业经历了“伤筋动骨”的转型升级。成立集团、数字化出版、资本上市、国际并购等一系列改革动作,推动着出版业在快车道上疾驶。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当然需要巨大资金支撑,为了做大做強,许多出版人都盯上了出版业资本化,现实中也确实有出版业资本化获得较好效益的案例。但是,出版毕竟是搞文化的,它不仅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化属性,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事业中,承担着振兴中华文化,传播社会正能量的崇高责任。因此,坚守文化追求,应该是出版业始终坚持的原则。

出版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表明,通过资本化、壮大出版业实力,与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文化追求,这是实现出版业持久腾飞的两翼,两者必须结合,不容割裂。要创造条件,激发双方互补的因子,抑制彼此排斥的侵蚀,善于协调,防止误判。 

着力转变出版模式

出版人理论上好像都知道,姓“钱”与姓“文”必须结合,但实践中有些人却往往误判悖论,而走向片面。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出版业资本化与坚守文化追求两者紧密结合,首先必须转变观念,克服惰性,在转变出版模式上下功夫。

2013年我国出版图书44.4万种,比上年增长7.4%,品种增幅虽有所降低,但种数还在继续膨胀。其中市场需求相对稳定的重印书,占42.3%,低于正常的一半以上。如果剔除重印的教材教辅,一般图书的重印率比这还要低。这至少显示出市场长销书的比重呈现失常。再看图书库存。“十一五”末是737亿元,2011年增为900亿元,去年估计约千亿元,而全国图书出版的总收入,2013年也才770.8亿元。也就是说,如今国营出版社及书店的库存,已经超过了当年全国图书出版的总收入。

上述两组数字显示,在出版的众多品种中,仍有相当多是不对路和滞销的,有一些甚至是才出版就压库的垃圾书。其原因当然有多方面,但出版模式单一,只顾追求规模,忽视多元创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现今出版社,多是计划经济时期,按照地区或中央部委建制相应设立的。其经营模式,虽也有一些小变革,但大多仍沿袭以往老套路经营。最明显的就是,受制于传统出版观念的束缚,习惯于在编、印、发、供这个老出版圈子里做文章。不少人还停留在增加品种,广种薄收,靠规模保效益这种老做法,而对出版模式变革的新潮,却缺乏热情。面对数字出版的挑战,有些出版人还在犹豫观望,又想走又不断回头,有的还自找借口,不敢迈出大步。

作为复制文化的出版,从发展前景看,数字出版势必会在很大范围上取代纸质出版。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相比,具有许多优势。例如长期储存,检索方便,海量信息,传播快捷,个性定制,多种复制,节约成本,利于环保,以及充分利用和扩张内容产能等等。因此转变出版模式,已成为出版业发展的趋势。有远见的出版人,必须树立超前意识,及早筹划,抢占高地,才能保证出版社持久可持续的发展。

当前,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高新科技,正在对出版业的载体形式、技术手段,营销举措、传播方式、以及出版管理等,产生深刻的影响。网络出版、网上销售、按需印刷等,一方面对传统的出版业给予巨大促进,使出版的功能不断拓展和延伸;另一方面又对出版业提出严峻挑战。在转换出版模式中,出版人必须高度重视并自觉地运用出版高新科技。一是对采用新技术不能再迟疑。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运用网络传播等技术,使同一信息源得到多重开发,不仅增强信息影响力,更使同一信息源能拓展衍生值,从而获得更大的利益。二是动脑筋用好新技术。它不仅带来出版模式的转变,还能引发出版延伸链条上的变化。如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着力占据数字出版的制高点,实现从单一文字信息,向多媒体复合出版方式的数字化转变。2012年起,集团数字出版领域已实现盈利。目前,集团POD按需印刷系统已实现连线,在南京下关建设的数码创意产业园也已启动,并与江苏移动、江苏电信等运营商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加快实现内容与终端的传播联结。此外,诸如中小学课标教材题库及四级网络,电子书包平台,电信iTV等其他数字产品,也陆续在筹划或实施之中,并已取得良好市场效果。由此可见,数字出版蕴藏着巨大潜力,加大投入,注重开发,精心经营,必有不断提升的回报。

此外,在传统出版方面,也要注重出版模式的更新与完善,探索复制、传播的最佳形态。例如,出版资源的整合与多元利用,选题论证更加严格的机制,激励精品书的组合保障,建立专业读者信息库,开展出版私人订制,出版上下游信息共享,紧扣市场的按需印刷,等等,都需要加强改革与出新。总之,必须着力探索和推进出版模式转变,出版业才有望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

切忌跟风攀比赶时髦

近几年国内出版业资本化动作频频,不少人竞相“造大船”,如建集团、并购、上市、国营民营联手、跨行业跨地区重组、异地或异国建立分支机构、进军地产及金融等等。多种形态的资本扩张和产业转型升级,是出版改革重要成果,有些已取得了很好效益,自然应予肯定,而且还应坚持与深化。

但凡事往往有两面性。“做强”众望所归,理当力争;至于扩张“做大”,则应审时度势,不可盲目跟风攀比,更不能不顾条件去赶时髦。俗话说“有了金刚钻才揽瓷器活”,就是强调愿望与条件的统一。单纯求大,若经营乏术,难免大而不强,弄不好反成包袱。有的简单地按地区或隶属关系组建集团,旗下出版社名称改为公司,资产却未动。像这样的“做大”,因体制机制基本照旧,未必就能做强。现在发展到一家出版社或一份杂志,也纷纷要扩大建集团,这当中有的条件并不具备,如此热衷,就难免有攀比赶时髦之嫌了。

出版业是创造精神产品的行业,也是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阵地。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它不同于其他的商业。绝不是有钱就能办出版的,更不是钱多就能办好出版的。因此,运用资本扩张产业时,必须对我国出版业内部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外部涉及出版业的生态要有充分的认识。

先看内部结构。长期以来,因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出版业的结构极度单一化,出版仅局限在出书这个范围,以至扩大再生产后劲不足,抗风险能力和发展应变能力都十分薄弱。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全球化,以及高新科技的发展,势必对出版的业态产生巨大影响。如今的出版业,已不能仅局限在复制和传播文化、尤其是复制文字产品这种层面,而是要在坚持文化担当的前提下,运用自身的知识及资本优势,投身跨文化、跨行业、跨地域、跨经济成分的新领域,全面推进文化产业的业态创新。这种创新,应该是多视角、全方位的。这种业态,既包含产业自身各部位的链接,还应该扩展为文化与创意、加工、科技、艺术、演出、拍卖、金融、中介等涉文化领域的外延链接。通过多方位的文化融合,实现乘法的文化溢价,从而建立起互相支撑、良性互补的文化产业生态圈。这是改革机遇,也是市场呼唤。出版人应该尽快更新观念,跳出原有出版结构的窠臼,在改革中去开拓新的天地。

再看外部生态。出版社现在虽然改为企业,但不能像其他工商业那样只追求资本增值,而是要把实现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国营出版社不仅掌握着具有垄断性的出版权,而且享有国家在财税政策给予的某些优待。所以,即使是经营性出版社,依然还带有一定的公益性文化单位的性质。上述这些特质,规定了国营出版社在资本化中的经营界限,必须弄清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譬如,在与民企合营中,既要借鉴民企灵敏的市场嗅觉和灵活的市场运作机制,又要抵制有些民企存在的一些陋习,诸如不正当竞争、弄虛作假、偷税漏税、违法侵权等等。此外,还必须对消费特点、市场前景、相关法规、资金链运作、乃至物流、环保等等相关的生态,进行充分评估,确保资本化进程中,减少干扰,实现经济与文化和谐发展。

 推进文化理想和商业理性的融合

广大出版人是当前出版改革的主力军,他们的认知高度,对这场改革的进程影响至大。面对出版产业快速发展的形势,出版人的观念也必须与时俱进,力求实现文化理想和商业理性的完美结合。

出版的本质是传播文化。文化传播者的文化理想、文化态度、文化气质、文化品格,不仅引导传播内容的选择,也会影响文化传播的运作;不仅决定文化价值的优劣,更会影响文化事业的成败;不仅影响于当时,更会传至久远。因此出版人必须抱有文化理想,无庸置疑。

但是,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的环境中,只有文化理想,并不能保证出版项目运作成功,更难实现出版产业乘法溢价和规模增值,这就需要辅以商业理性,促进“理想”与“理性”的最佳结合。

“理想”回答要什么,“理性”回答怎么做。前者是目标,可以规划,允许没想,有时还提倡超前和预见,后者则要求理性对待,必须左顾右盼,瞻前顾后,量力而行。文化理想不能代替商业理性。出版业资本化,不能全盘照搬市场商业行为,务必要注重理性。这是因为,出版受文化属性的制约,要遵循出版业本身发展的规律。在资本运作实践中,既要遵守通常的商业游戏规则,还要秉持和兼顾出版业特有的经营原则。例如,坚持行业准入门槛,特定产品内容报批,遵守著作权专有权利,承担国民教育教材出版,扶持社会公众阅读和公益文化,经营上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如此等等。简言之,強调商业理性,就是督促出版人在商海中,要冷静应对,充分论证。有的努力做好,有的不做,有的缓做,有的要集约来做。文化理想与商业理性的结合,实际上就是实现出版资本化与坚守文化追求深度结合的保证。

去年,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收购美国PIL童书业务的跨国并购案,因为资本运作规模巨大而备受业内外关注。凤凰出版公司对这项收购业务做了充分了解,还专门聘请国际中介机构,对该公司的资产、业绩、信用及前景进行论证。确认收购后对加快我国图书“走出去”步伐,增强我国对外文化软实力,培养锻炼国际化出版人才,以及投资增值的前景,都具有正面积极作用。据悉,收购后目前运转良好,当年就有收益回报。反观社会上有些“文化产业”,如不顾条件热衷造什么城,建什么园,有些只是傍文化之名,争享文化的政策优惠,实际上并无文化的内容,有的甚至把文化庸俗化了。这就背离了文化理想与商业理性的融合,必须予以制止和摒弃。 (江苏教育出版社副编审  李明非

(本文编辑:王倩)

来源:百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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