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厚在家中
黄永厚
画家，1928年生于湖南凤凰。毕业于黄埔军校、中央美术学院。当过文艺兵、记者，曾在合肥工业大学建筑系任教。
《读书》杂志的读者每期会在封二看到黄永厚的画。尽管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大哥黄永玉，黄永厚的画自有独特气象，更写得一手奇文。刘海粟说黄永厚：“文真、字古、画奇。”朱屺瞻则说：“画这种画要读好多书。”
黄永厚在北京郊区通州的家颇为简朴，大别于黄永玉同处通州的豪宅“万荷堂”。一进门，但见黄永玉的字：“翻你东西的人肯定是个天才，你要想法赶快把他轰走。”进了客厅，一眼看出黄永玉的画，相似的题材我曾在范用家见过两幅，这一幅的题字为：“除却借书沽酒外，更无一事扰公卿。吾家老二有此风骨神韵。”两边有一对联，乃是聂绀弩的诗句：“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黄永玉、黄永厚曾有近20年不相往来，后来兄弟和好，一言难尽。
黄永厚讲话带点口音，常伴朗朗笑声，言不及义。第一次见面聊到日近黄昏，黄永厚说：“抱歉，中午黄永玉突然来一个电话，要我等会去他那儿参加一个饭局。”正说间，黄永玉派的司机来了。几天后，我应邀到万荷堂参加一个秀，媒体云集，煞是热闹。顿时想起住在不远处的黄永厚，给他一个电话。“你捧完黄永玉的场到我这儿来。”电话里听见黄永厚哈哈大笑，“我请你吃饭，补偿前几天的失礼。”晚上，我们坐在黄永厚家里。黄永厚说，他爱交的多是文化人朋友，极少与画家交往。说到故世的好友牧惠，黄永厚笑道：“牧惠死的时候，有朋友打来电话，怕我伤心，没想到我哈哈大笑。”我接话：“庄子的妻子死的时候，惠子去吊丧，就看见庄子正蹲着鼓盆而歌。”后来黄苗子夫人郁风去世，我和黄永厚通电话，彼此都说：“这是喜丧！”
黄永厚带我到书房参观，画册不多，书种之杂让人无法想象这是一个画家的书房。黄永厚又带我到对面一间画大画的房子，他与黄永玉为兄弟，与范曾为好友，据说曾有妙句：“我夹在中国两个最会做秀的人当中。”我好奇不见范曾的赠画，但见刘海粟的赠字：“大丈夫不从流俗。”黄永厚笑道：“范曾送画的时候就叫我卖了。”
在黄埔军校只是画画
黄永厚1928年生于凤凰，在黄家排行老二。长兄黄永玉12岁离乡到福建厦门集美中学读书，比黄永玉小4岁的黄永厚担起长子的责任，在家做饭，带三个弟弟。黄永玉回忆：“我也寄了一些小书小画册给弟弟们，没想到二弟竟然在院子大照壁墙上画起画来，他才几岁大，孤零零一个人爬在梯子上高空作业。这到底是鬼使神差还是孔夫子他老人家显灵？当然引来了年纪一大把的本地文人雅士、伯叔婶娘们额手赞美。”
14岁时，黄永厚因画了一幅抗战宣传画而应召当兵。他回忆：“北洋水师之后，地方政府买了军舰，建立海军，给打垮了，成立江防队，又给打垮了，就跑到湘西去了，变成陆军了。部队原来是水军的，讲英语的。原来在舰上养的一个平（京）剧团每天演出需要人画海报，为什么找到我呢？我在自家墙上画的壁画就是打日本的。我家的隔壁是文庙，部队在那里吃饭，一看那壁画：‘谁画的？’我妈妈就把我牵过来，我那时候很矮。‘你画的？画得真好！’我妈妈听到有人赞美她的儿子，就高兴啊。‘我出个题目你会画吗？’‘你出吧。’‘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是抗日的口号，太容易了：胖子（商人）出钱，农民举枪。他们一看说：‘好！来当兵。’我妈妈就求他们：‘我儿子小，才14岁啊，不够壮丁年龄。’抽壮丁嘛。‘老太太，我们不打仗，请他去画海报。给他两个兵的饷，不是官，不是兵，是宣传队员。’那时候黄永玉走了，家里好几个人要吃饭哪，我就去当兵了，不官不兵的准尉。”
1944年，诺曼底登陆，报纸上有传真照片，黄永厚根据那些照片，拼出一幅海陆空军大会战。因为没有学过画，胆倒特别大，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石印的画寄了出去，军委政治部张治中下手谕：给这个画画的黄永厚晋升两级。16岁的黄永厚变成中尉了。
抗战时期，长沙三次大火后兵员奇缺，军校全国九个分校都招生。黄永厚所在的江防总队忽然得到一个去英国接舰的任务，但他那时正在随团到外地作巡回演出。等他到驻地花垣，与他同等年龄的同学都走了，他失去了一次出国留洋的机会，只好奉陪国立八中应届毕业生的朋友投考湖南武岗的军二分校。1945年3月发榜后开始向武岗进发，走到会同县，听说学校已被日寇占领，这些未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就在会同泡着。泡到8月，忽然听说抗战胜利了，有的人回了家，有的人去升学，黄永厚原来的部队也走了，家又回不得。又熬一个月，听说全国九个分校合并，黄永厚经过一场复试，去了成都军校本部。本来在武岗分校是19期，可是到了成都，却变成21期了，平白无故晚了两期。学校知道黄永厚会画画，他在军校只是画画，第一年画校歌：“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还画《满江红》：“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在所有墙上画了一年。第二年全校21期印同学录，让黄永厚去做美编。活干完就毕业了。黄永厚说：“我上黄埔军校算冤枉的。”
毕业后，黄永厚糊里糊涂也当排长。他又矮又小又嫩，有一个在学校考第一的同学带他去校务处，说：“你看看他那个样子，个子那么小，怎么去当排长，能到前线打仗吗？他会画画，应该留校，换我去战场。”学校说：“留校不留校看成绩。”那同学说：“他会画画。你们看墙上的军事挂图都坏了，多少年都没有人换。”于是签名，盖章，让黄永厚留下来。黄永厚说：“旧社会的同学关系哪，那时候真是死心塌地，解放后我们都没有见过面。他到前线去了，我留下来。”
一个月后，黄永厚接到那同学从徐州前线的来信，说腿被打断了，正在机场等飞机把他送到福建后方医院去。后来重庆被解放军占领，学校遣散。好多同学到四川军队，黄永厚就跟他们一起去支援成都。半路上，军队起义。共产党给他们讲话：“你们愿意回家就回家，愿意留下就跟我们一起去解放成都。”部队是二野，即刘邓大军。军人们坐在地上，准备遣散，一个人指着黄永厚，他心想：“坏了，我还穿着美国军装。”这人是文工队队长，说：“你穿这官服，跟他们不一样，是个当官的吧，会点什么？”刚好行军床上有一个小提琴盒，黄永厚说：“我会这个。”“嘿！我们渡江的时候，缴获了一个国民党师参谋长的小提琴，一直没有人拉，你会就拉拉看。”
黄永厚还真学过。拿来一看，G、D、A、E四根弦，黄永厚说：“少一根G弦。”队长说：“别鸡弦狗弦，拉得响不？”黄永厚说：“一根弦也拉得响。”“那就行了，拉来听听。”给了黄永厚一本油印的小本子，有《解放区的天》。黄永厚一看，说：“简谱？”队长说：“不要简谱繁谱，识不识得？”黄永厚拉起了《解放区的天》。队长说：“很好。”黄永厚心想：“坏了，这不是我的主打。”队长问：“还有什么会的？”黄永厚说：“会画画。”“那好，拿张纸。”“画什么呢？”“打倒蒋介石！”黄永厚心想：“好家伙，蒋委员长，蒋中正校长。”只好对不起校长了，想都不想就画个大拳头，打在蒋光头上。队长说：“嗳，画得真像，蒋光头。这个好！想不想参加工作？如果你想回去，我们还给你遣散费。”黄永厚说：“我都当俘虏了，回去还有什么脸。”“嗳，你不能这么讲，向真理投降嘛！”黄永厚说：“向真理投降更妙了。”于是，五星帽子就给黄永厚戴上了，时在1949年12月。
从此，黄永厚就在二野当解放军，在部队里拉小提琴、画画，多年后有人跟他说：“黄老，你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到处都有黄埔军校同学会，很好的。”他说：“行了，共产党的手下败将，丢一次脸还不够吗？”
在中央美院拼命读书
1952年3月，黄永厚在广州转业，一心想考中央美术学院。1953年，长兄黄永玉从香港回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那年9月，黄永厚赶到北京考试，全国统考的时间已经过了。黄永玉把黄永厚的木雕拿给中央美院党委书记江丰看，江丰说：“这是谁刻的？好！”黄永玉讲：“是我弟弟。”“那好，明天到雕塑系去上班，当老师。”黄永玉说：“我们都没有好好读过书，就想上美院读书。”“读什么书，教学相长嘛。”黄永厚很想读书。江丰却说：“读书要考，今年统考的时间已经过了。当先生可以，当学生要考试。”黄永玉就把黄永厚带到全国美协见华君武。华君武说：“他想干什么啊？”黄永玉说：“想上美院。江丰说当先生可以，当学生不行。”华君武说：“那是不行，因为江丰以前不经统考收学生，受批评了。这样，我们要搞美术服务部，相当于画家俱乐部，让他当秘书吧。明年让他考。”第二年，黄永厚通过调干班的考试，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班读书，班主任为董希文。
黄永厚回忆：“说起来好笑，素描、石膏像我没有画过，进去第一堂课画石膏像，也得从头来。我一看：‘今天怎么画老太太？’旁边的同学轻声告诉我说：‘这是伏尔泰。’我是个大老粗，把没长胡子、扎着头发的伏尔泰当成老太太了，大家没有嘲笑，也没有歧视我。后来我就把所有翻译的伏尔泰的书都买了。其中记得伏尔泰一句话：‘美是什么？你去问癞蛤蟆，它会告诉你：母蛤蟆最美。’老伏这句话还真影响我后半辈子。”
在黄永厚看来，当时中央美院的学风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文化、历史方面的书我是自己读的。董希文懂色彩，我以为很好，人很诚恳，他要对党忠诚，要按照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创造中国民族特色的油画，这个观念怎么判断？他的《开国大典》先前说很好了，但是后来要按政治形势的变化，改来改去的。所以当时要画画就要靠自己，我在美院是混过来的。那时候请苏联专家办油画训练班，我画了一张《吴作人》漫画像，就是回忆当时学校风气的。”
当年中央美院的教师宿舍大雅宝胡同住了很多名教授。黄永厚记得和黄永玉同住的有李苦禅、董希文、张仃、李可染。“李苦禅靠近大门，排斥国画嘛。我和家母同时来奔永玉大哥的，六弟稍后来京，他在北京工业学院读书，是住校。”
黄永厚与沈从文是亲戚，但关系不像黄永玉跟沈从文这么密。原因是黄永厚不大喜欢小说，以为那是编的，不太理解。后来沈从文之子虎雏说：“爸爸的小说我没读完。”黄永厚说：“哎呀，吾道不孤了！”
风浪中自认命好
1956年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黄永厚的妻子转业到广州进出口公司工作，黄永厚作为家属也到了广州，当起了个体户，画点画，投点稿。第二年“反右”，投稿也没有地方发表，还不给稿费。那时候办广交会，黄永厚搞点商品包装，收入颇丰。黄永玉有一次到广州来，由黄永厚做东，上街购物。大嫂是作家，于是到拍卖行买钢笔。店家说：“这种名牌钢笔是成对卖的，要买就买一对。”黄永厚就买了一对送大嫂，因此落了个豪客之名。后来听人说“万元户”，黄永玉不以为然：“我家老二，1958、1959年，银行存款就有几万块钱。”有人问黄永厚：“你那时候怎么不买屋？”黄永厚说：“哪里敢买屋，天天批判资本主义哪！”
1959年底，黄永厚出事了。广东举办建国十周年展览，有个展馆少一个雕塑会标，十天内就要做成。很多雕塑师说得体验生活，至少要一个月，没人接手。有人听说“有一个人，中央美院毕业的，在外面画广告画”，于是找到黄永厚。黄永厚开了一个材料单，当天签字：一个星期交货。等到做完雕塑准备拿到会场去时，几个朋友来找他，要他请客，忽然有人敲门：“我是派出所的。这个雕塑是你做的吗？你知道我们国家最高领导人毛主席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吗？”黄永厚说：“不知道。”“五百块！你做了一个星期，比毛主席一个月的工资还高！”黄永厚劝朋友：“你们几个出去一下。”朋友们不出去。黄永厚怕丢人：“我到下面公用电话去，找展览会的主任来跟你讲。不是我要做的，是他们求我做的。我不会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展览会的主任来了，把派出所的人骂了一通：“捣什么乱，陶铸同志叫我们求他的。”“我们接到五六封检举信，讲他牟取暴利。”黄永厚后来想：这样不行，不能在这儿待了。1959年底，他离开广州，到合肥工业大学建筑系教建筑美术。
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不断的政治风浪中，黄永厚自认命好：“刚刚解放，‘三反五反’、‘审干’，我在部队。部队很认真，也轮不上我。1955年美院也查‘胡风分子’，我没资格，那一场我就过去了。后来的运动都没有赶上。‘反右’应该赶上了吧，但是1956年中央美院毕业，碰到江丰，江丰说：‘你们现在有很多人学习都很懒，不肯花脑子创作。现在放你们出去，有一条路你们可以选择：凭稿费吃饭。’稿费收入超过45块，可以申请自由创作。没饭吃，怎么办？向各地美协去申请借助。我就变成自由创作的人员了。1957年‘反右’，我那时候没有单位，如果有单位，我黄埔军校毕业的，不用排队挑选也是我了。‘文革’没有办法。我在合肥工业大学建筑系，是个小系，他们上街游行，第一张毛主席的油画是我画的，组织不让我参加，说：‘你历史太复杂，不能参加。’好，否则清理革命队伍说我是混进去的敌人，岂不更糟糕。‘文化大革命’对我冲击不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我跟学生关系很好，他们不想整我。”
画中有家国之痛
在合肥工业大学，黄永厚画了很多画。1979年，他想到上海搞一个展览，因为那里有他的同班同学。画展在虹口公园展了一个星期就撤了。最后一天，朱屺瞻等五六十个画家来看，还开了座谈会，有个苏州的花鸟画家说：“这都是中国画？写那么多字。”朱屺瞻说：“这是中国画，好多年没人画了，画这种画要读好多书。我也读过书，但我不是画这种画的。”
80年代初，黄永厚离开合肥，到北京当自由画家。黄永厚的作品富含文化内涵，渐为世所重，曾为《书屋》、《同舟共进》等多种期刊封二作画。丁聪病后，《读书》杂志封二改由黄永厚绘画。
黄永厚相信画家一定要多读书。他说，生活逼着我用功。他在画上写字，有大学教授就说：“你读一读。”他说：“我会写，但是我读音不准。因为我不是老师教的，是字典查的。” 他的很多作品都是“画里有文章”，但他怕浪费文章，配上画就热闹一点。
现代作家中，黄永厚自称是王小波的粉丝。“我以前不知道他，真可惜。王小波去世了，我大哭了一场，虽然我不认识他。”
每天除了看书，黄永厚也爱读报。“不读报不知道又出了什么怪事。不能在云里雾里活着。碰到大事，不敢表态，什么玩艺儿，冷血！如果讲假话，讲鬼话，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韦君宜讲：‘我入党的时候，宣誓把一切献给党，没想到这一切里面包括自己的良心。’这是有良心的人作的忏悔，没有良心的人做着一辈子昧心事也不会忏悔，对不对？可见良心并不是天生的，是后来建立起来的，对某些利益有痛苦取舍的。我喜欢跟读书人交朋友，怕跟不读书的画家打交道。画家见面就是‘今天卖了几张画’？你受得了吗？好像天天都在生意场，真没劲。年轻人有青春可以浪费，老人连青春的本钱都没了。”
在他看来，画家更要关心社会问题。“画家就不是社会人吗？不闻不问那把砍刀就不会砍到画家脖子上了？要讲读书，《论语》、《庄子》、《史记》都管不到这个份上来，你得另想办法去找书来读，读读报评听听高明如何评价。我的画就像当前的时评，我不做旁观者。要起哄那是不用学习的，最近我读勒庞的《乌合之众》就是从这本书里照自己的影子。你看看，有几个人逃出‘乌合之众’？尤其像我这样当兵出身的人，可以说是天生的由人支使的料。”
黄永厚特别喜欢《世说新语》，画过许多关于《世说新语》的题材。“想达到《世说新语》的味道，很难。明清小品，像张岱那种，写得多好。这个社会让人体会不到快乐的生活，体会不到诗意。假如你们写不出像李义山这样的东西，怨不得你们，生活所逼。我们极容易做奴隶，以前做极权政治的奴隶，现在做钱的奴隶。”
面对画坛流行“钱多人傻”之象，黄永厚依然保有古风。他说：“这个世界没有谁对不起我。但我一点也不吸引眼球，讲话绝对语不惊人。”而黄永玉在为二弟写的《晨钟暮鼓八十年》中说：“他的画风就是在几十年精神和物质极度奇幻的压力下形成的。我称之为‘幽姿’，是陆游词中的那句‘幽姿不入少年场’的意思。无家国之痛，得不出这种画风的答案。陆游的读者，永厚的观众，对二者理解多深，得到的痛苦也有多深，排解不掉，抚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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