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茱茱
2012年09月19日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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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宁波人苏青到上海，晚清开埠后的十里洋场怒马高车，摩登气派。海派文人在华洋杂处的异域盛景里应运而生。半世的悲苦与风华，转眼都幻作了秋风浦雨里的海上花。
80年代末，十八岁的毛尖从宁波到上海读大学，百乐门的霓虹光鲜大不如前，国泰电影院还在，时髦女郎依旧踩着高跟鞋踏过淮海路的橱窗。毛尖在华师大念完本科、研究生，如今留在那里教书，丽娃湖畔的每一寸土地她都走过。胡兰成说：“宁波人是热辣的，很少腐败的气氛，他们只是喜爱热闹的、丰富的、健康的生活。”他说的是苏青，毛尖也早以上海人自居，直到见到她本人，方才领会热辣与丰富为哪般。
祖父起的名字，衬极了毛尖，瘦瘦小小，剪短了头发，人堆里不多话，素静时嘴角微翘。开了口语速便快得像一把小型机关枪。这次来香港参加城大文学节，聊到《春娇与志明》，毛尖说：“把大陆人拍得太傻逼了吧。好多报纸让我把彭浩翔骂一骂，我也不愿意，我们在大陆也会说河南人、安徽人，上海人更是一天到晚被骂的，但我们内心不那么紧张，因为觉得在共同体里面。某种程度上来说彭浩翔也是没把大陆人当外人，骂他一顿就严肃了，用恶搞的方式消解掉也好，这也是后现代文化蛮好的地方。”
市井里的恋恋风尘
毛尖顶喜欢上海，光怪陆离又热气腾腾，最适宜滋养她这样的女作家：兴致勃勃生活、兴致勃勃写作。她揶揄自己是小市民，喜欢藏污纳垢、喜欢坏人坏事。在她眼中，上海人的好就是上海人的坏，“所谓海纳百川和藏污纳垢，那是一体两面，谁也离不开谁。龙应台讽刺我们，啊，上海男人。但宝爷就会以一米九的身高，笑眯眯出来说，啊，我就是那个帮老婆洗内裤的上海男人。”毛尖是新上海人，站在举世瞩目的魔都边上，她惊呼：“永远在发生这么多事情！好事坏事永永远远，对一个喜欢听故事的人来说，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现场吗？”
这股贪恋市井喧哗的劲头，叫人不得不提张爱玲，毛老师显然不想和祖师奶奶攀亲，“免得连累别人”。只是她跟“张爱玲的当代男友”陈子善同在一个学校工作，一段“人鬼情未了”近在咫尺，也就当张爱玲是自己人。二十四岁的张爱玲在她笔下是“热爱打扮，热爱出名，热爱甜食，热爱上海的女孩”。隔了半世纪，上海人依旧有着干脆的世故，像张爱玲说的，“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说起海派文学，毛老师倒不愿意特别强调派系之分：“当年的历史现场太复杂，京派海派这些概念在当年就不准确，今天就更不知所云了。”
不管她认不认，字里行间还是会辨认出沪上文学的体迹。毛尖文章好看，下笔犀利畅快，从《万象》到《上海壹周》，多少沪上男女一期一会，就是为了追看她的专栏，乃至追摹文风的也大有人在。“你说的犀利畅快，我理解，大概就是指不按传统理路出牌，再加上口无遮拦，很不高雅。用今天的网络语言，就是吐槽能力比较强。”的确，毛尖骂人掐着分寸，掉书袋掉得不落痕跡，不会叫人敬畏出一身冷汗。刘绍铭讲：“我看到从文字组合出来的毛尖小姐，俏皮、乖巧、风趣、幽默。经营意象，时见匠心。讽喻世情，软硬兼施。”张小姐见了大概也要插一句：哦，到底是上海人。
毛尖文字是中性的，文如其名，有热烈读者来信，开篇就道“毛尖先生”。外祖父爱喝毛尖茶，又以为是男孩，出生前就起好了。她打小被当男孩养大，自觉豪气勃发，不愿示弱，写起文章来也奕奕生风，露出几分奥斯丁的遗风。谈到英国文学，那几乎是毛小姐的初恋：“本科学的是英国文学，奥斯丁笔下的草坪、达西和伊莉莎白，简直就是"最好的生活"。当然，我后来改学中国文学，受鲁迅和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多少也觉得奥斯丁是有一些"遗毒"的，但初恋就是初恋，永远不能也不会真的去摆脱她。”
虽然不愿沾染“小女人写作”的污名，毛老师也有伤感的时候，丽娃河畔的八十年代，是她牵肠挂肚的软肋。“那是思想喷涌的年代，有那么多新鲜的事情每天冒出来，老师上课不会用教科书，每个人都急于有很多东西教给别人。那时候一篇长篇小说全国人民都读的。那个时候张贤亮的小说《绿化树》，白皮书啊，挺厚的，一个晚上得三个人看完；那个时候人好像对崇高的、真善美的东西有一种追求。”所以当她坐在讲台下听王蒙用英文演讲的时候，她只会怀念《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叫当年的他们，“有勇气像林震那样说话”。
批评可以是一切
文章憎命达，比起苏青和祖师奶奶，毛小姐显然要幸运得多。用宝爷的说法，毛尖老师的人生道路上，脚下有玫瑰，天边有彩虹，晚上有饭局，哪有空搭理王佳芝这样的薄命红颜。毛老师饭局的确多，横竖离不开沪上文人，小宝、陈子善、孙甘露、陈村、陆谷孙……一众人聚在一起，抱团取乐，讲得最多的当然是段子。毛老师热爱热辣辣的段子，不等凉了当晚就顺手织进文章里。沪上柳叶公子陆灏算是带她出道的人：“他办万象，让我写文章，写什么样、多少字，有点像订货的人：一个皮鞋，底、皮毛或者花纹，框架都订好了。”离开了定货人，毛尖写文章已经得心应手。对她而言，体裁的划分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或诗歌，而是单纯的字数之分，八百字或两千字就是不同的体裁。专栏的习惯养成了也有短处，字数限制了问题的深度，叫人责其油滑。“这也是自己需要警惕的事情，但是媒体时代很难避免，包括现在写影评，短的也越来越少了，希望能够持续往前推进。”
曾几何时，毛尖竟被封为“小资教母”。宝爷说了，毛老师是“华人女界里第一个看过一万部欧美经典影片最年轻的教授”。恋光影、赏风月，一头扎进不知今昔何年的幻境乐土里去，待到儿子王子乔出世，她猛然“对世界有了责任和要求”。“在今天，批评将承担起历史上所有的文学任务。我说"所有"，是有特定语境的，小说永远会有，影视永远会有，但是在这个时代，批评已经突破了过去的批评限定，就像网络已经不仅是资讯的天地，网络成为生活本身，批评也可以是一切。”
两地书
90年代毛尖来香港读博士，董桥说：“黑白片老香港,眨眼不在了,真对不住毛尖。片子里南来那许多学人文人艺人全走了,香港多萧飒。上海怕也不是战前战后的老上海,两地似乎单薄了。”初来香港广东话听不懂，报纸上虽然中文字，竟然不认识。一切都按规章制度，井然有序，人与人之间关系西化。而科大三年，毛尖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自然忘不了感激科大的影像资料室。她上一年去了哈佛做访问学者，写出来的美国见闻也篇篇带刺，嘴上怨的是波士顿的平淡无趣，心里念的都是大上海的热火朝天。站在车水马龙的洪荒里，毛尖是志得意满的小市民，“过平常日子，大概是最激烈的爱情宣言”。所以她要深情款款地写：“本雅明说，在一个驼背小矮人身上，我们的爱情莫名地降落下来。是真的。”
同一时分，香港报纸也闯进一个毛尖，身在香江，眼望黄浦，《信报》专栏“上海通信”，一写多年。十五年过去，再念起香港，所有的污点都变了清白，说起香港的老牌文人，她说认识的不多，“罗孚先生算吗？刘绍铭先生、林行止先生、郑树森先生、郑培凯先生，他们都是香港文人，可他们一个都不老，再看李欧梵老师，每次在他和师母面前，我就觉得，青春是他们的。”
人人确然正在被巨大的虚无感吞噬。“我能做什么呢？无非是把专栏写好，把书教好”。她努力不叫虚无感主宰，“我相信，当狄更斯写《双城记》的时候，他也觉得自己碰上了一个"最"时代；当托尔斯泰出走的时候，他也会有虚无感，所以我总想，这绝不是最坏的时代，尤其，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坏怪在时代身上。或者，就用堂吉诃德的信念来抵御吧。”
或许还是董桥说的：“将就将就岁月还是灵清的。”
作者：茱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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