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奖。最新消息，他成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这位一直战斗在文学出版第一线的编辑出版人，特别喜欢钟叔河先生“出版社的总编辑应该是出版社的第一编辑”的说法，对叶至善先生《我是编辑》一书也印象深刻。百道网专访韩敬群，听他夫子自道。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韩敬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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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喜欢钟叔河先生“出版社的总编辑应该是出版社的第一编辑”的说法，对叶至善先生《我是编辑》一书也印象深刻。这次“中国出版政府奖”参与优秀出版人物评选，当时出版集团人力资源部同事问我，是报出版人物序列还是编辑序列。我说如果可以让我选择，我很愿意以一名编辑的身份参评。
当编辑是幸运的，因为编辑出版工作的最高境界便是与各个领域最优秀的人打交道，这对自己会是最好的提升。很多时候，你会感觉自己做的不是书，而是交到了良师益友。比如，有时候，我会把编辑过程看成是大学课堂的延续。一些作者曾经是我的老师，但那个时候上的是大课，后来我又有幸成为他们的编辑，我觉得独自面对他们的书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形式的上课，是一个人的课堂，一对一的“私教”。很多老师，其实是在编辑他们的书稿时，我才对他们的才识人品有了更深的了解。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娱乐至死的时代，出版还活着吗》，那其实是一篇读美国出版人瑟夫《我与兰登书屋》的长篇书评。从那本书看，对于一个热爱而且肯于全身心投入的人来说，出版能有多大的乐趣！我的出版经历没有那么传奇，但中间也发生过一些特别有趣的故事。一个故事，从头至尾，其实就能把出版各个环节的原委，把始终与此过程伴生的人的个性说得清清楚楚，趣味横生。
十月文艺出版这引进出版《欧文·斯通文集》时想找人写序，我当时找到了社科院外文所的两位先生，其中一个，李文俊先生，电话没打通，另一个就是董衡巽先生。我这个陌生电话打过去，他爽快就答应了。其实我和董先生的纯业务接触也就这一次，但董先生对我的编辑工作却有特别大的帮助。可以说，我的整个外国文学译者、学者队伍都是董先生帮我构建起来的。甚至我的外语学习，都得到董先生很多指点。由一个点开始生发，可以无穷衍生，重要的是每个环节都能做足，做透。
我曾经做过一本大明星苏菲·玛索写的小说，《会说谎的女人》，是董先生推荐我去找罗新璋先生翻译，我说罗先生那样德高望重的人会对一个法国女明星的作品感兴趣吗？他说罗先生喜欢电影，肯定能译好。后来我去看罗先生，把我们社出的一本云南作家写的小说送给他。再下一次，罗先生说：“那本书我看完了。我有一本比你这本更有意思的小说，故事更好玩。”他说的就是戴思杰的《巴尔扎克与中国小裁缝》，我一听故事，是关于阅读改变人的命运的，特别有意思。再一查资料，这本书在法国火得不得了，就试图引进，但一直没有结果，因为作者戴思杰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他云游四海，也不用电子邮件，伽利马出版社也找不到他。正在一筹莫展中，一天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说：“我是戴思杰，我现在在王府井，我要去你们公司找你。”瞧，多有戏剧性。
就这样，我们确定合作后，开始考虑译者，罗新璋先生年事已高，不能再麻烦他，我就想到了和作者戴思杰年龄相当、经历相似的余中先先生，结果余先生翻译得又快又好，反响很大，但在皆大欢喜之后，这本书出了个小插曲。
原来余中先在译后记中写到了一句，认为这本书在法国大受欢迎可能与读者“猎奇”心理有关，傲慢的法国人不高兴了，法国使馆的文化参赞对此也有微词，表示法国人怎么会因为“猎奇”而喜欢一部作品呢？我也很坦诚地与她交流，我认为译者有权利表达自己的个人看法。那边戴思杰也不高兴，似乎觉得译者在对他的写作说三道四。
后来戴思杰极投入地写了他的第二本书《狄法官的情结》，他想证明自己不是靠题材取胜。这本书得了2003年“费米娜”奖，中文版还由我来做，但是戴思杰不同意找余中先翻译。他找了一套上海译文出的昆德拉作品，按图索骥，以他认定的优秀标准逐个寻找译者，我们先后找过郭宏安、桂裕芳，我甚至带了合同，到巴黎与一个可能的译者见面。其实这个事情本来就很荒诞，我也是硬着头皮做的。绕了一大圈后，我说“解铃还须系铃人”，余中先还是最合适的人选。这时的戴思杰也想通了，于是我又去找余先生。其实最早这本书获奖也是余先生告诉我的。圈子很小，他一定知道这大半年中我们偷偷摸摸干的这点事。余先生非常豁达，什么也没说就接下了。可惜的是，这本书最终因为其他环节的某个问题而没能出版。虽然如此，余先生后来照样翻译了戴思杰的第三本书《无月之夜》，又帮我们翻译了夏加尔的《我的生活》。他是一个多么值得敬重的人。
在这个故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编辑、作者、译者之间互相依存的关系，同时又充分展示了每个人的个性：法国人的傲慢，作者的小心眼，译者的风度，每个人都如此个性鲜明，又由此引发了整个出版过程的跌宕起伏，这也是从事编辑工作的一大乐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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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一位曾经在十月文艺社短暂工作过的同事，后来离开到一家公司做人力资源，她招的人中不少都是从出版业流出的。看到她在微博中晒此事，我当时写了一首小诗：“二十三年如电抹，共谁把臂话沧桑。千帆过尽寻常事，明月依然照大江。”我心目中理想的出版是“造福社会，造就自己”。我们出版好书，为社会提供好的精神食粮，有益于世道人心，同时因为追求做最好的出版，就会要求自己不断与这个民族、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思想者、写作者打交道，浸润日久，自己的做人做事都会深受影响，得到提升。具体的出版工作总是会有成与不成，在不同的时期，我们总会遭遇不同的挑战，甚至遭逢职业的倦怠。想到我们从这个深爱的职业中的获取，作为一名原创文学编辑，想到自己能够始终置身于文学的现场，身临其境地参与、见证中国当代原创文学的生成过程，或者还能于其中贡献绵薄之力，我想，很多的挑战都是可以坦然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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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生，1991年研究生毕业就进入了出版行业。那时在北大已经读了7年书，如果毕业后做学术也是一种选择，但我当时有点审美疲劳，而且对自己的学术前景不是那么看好，能预见到自己做学术的高度，这让我有点沮丧。而且我个人不太喜欢兴趣和工作结合得那么紧密，就像读一本书时刻要想着写一篇论文，我不太喜欢这个状态。所以，我就进了出版行业。那时的出版行业，在兴趣关联度、职业美誉度、一定的闲暇时间保证以及得体的收入等等方面结合度比较好，对我来说是相当不错的一个职业。
实事求是地说，今天的出版业对年轻一代人才的吸引能力有所削弱，年轻一代的编辑在职业素质与职业能力上面临滑坡的危险。今天的年轻编辑相对于我们那时候，成长的平台其实更开阔，机会更好，但他们也面临很多的问题。尤其是从生存的角度看，出版似乎不能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他们心无旁骛地投入。对于我们来说，对年轻编辑空洞地讲情怀，讲抱负，讲热爱，讲“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都是不够的，一是要尽可能给他们创造好的工作空间，二是要使他们的心血付出获得合理的回报。当然，尤其是在现在，在北京这样“居大不易”的城市，仅靠出版的回报，要保证一个年轻人体面地活着，真是一件困难的事。这恐怕也是困扰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普遍问题。
庄子说，我生也有涯，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矣。我觉得对编辑来说，书稿的内容是变化无穷，难以预测的，而我们的知识储备却是很有限的，编辑过程便是以我们有限的知识储备应对无穷变化的书稿内容的过程。这就逼迫着你永远不要放弃求取新知，要像宋儒所说那样，“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要有“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精神。编辑这个职业最大的吸引力之一就是它必须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职业，什么时候你放弃了学习，你也便远离了出版的中心。
（本文编辑：吴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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