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陈昕专栏】我们强调培养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遵循产业发展的规律,也不意味着要把文化创造的成果置之于书斋;恰恰相反,当我们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创新能力的培养时,当我们把原创文化的成果纳入产业发展的轨道时,那么涌现出的将是何等壮观的生产力啊。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做法确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2001年12月11日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刻。因为在这一天,中国正式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更大程度地进入了世界体系,更多地参与到全球经济活动中去。此时此刻,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出版工作者,我反复地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入世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做些什么?
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中国加入WTO的形势下,我们与海外媒体集团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往。在接触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地认识到发展民族文化和提高民族文化创新能力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民族生存的重要性。近几年,我曾先后接待过时代—华纳、索尼音乐、阿歇特、环球、维亚克姆、培生教育、万代等十多个全球媒体集团和文化集团的董事长或CEO。交谈中,他们在表示进入中国文化市场开展合作的愿望时,均声称要尊重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传播到全世界,把上海建设成亚洲的出版中心、亚洲音乐的发动机等等。当第一家国际媒体集团领导人向我表达这种愿望时,我真的曾为之感动过。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集团都向我表达同样的愿望时,它引起了我的思考:为什么他们的愿望会如此一致,事情真的如此吗?我的研究结果发现,最近二十多年,是美国文化向全世界辐射的二十多年,美国的影片、音乐、图书以及其派生产品正在向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渗透,由此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的担忧。为了抵制殖民文化入侵的情况,各民族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均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文化保护主义的政策,扶植民族文化的创新,限制外国文化的进入。而国际媒体集团均是跨国公司,他们在向全世界扩张的时候都碰到了与所在国打交道的问题,都遇到了所在国文化保护主义的壁垒。为了占领市场,谋取更多的利润,他们不得不在全世界各国说同样的话:尊重当地的文化,发展当地的文化。
文化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产业,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认同问题,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对这个产业均给予特殊的关注。发达国家在保护本国文化的同时,更关注的是培养和发掘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去年7月,我曾经接待过日本著名的文化集团之一、动画产业界的巨擘——万代集团访华考察团。在交谈中,该集团董事长杉浦幸昌向我详细介绍了万代的形象发展战略,从中我感受到日本动画界人士是如何高度重视本民族文化创新能力的培养,并以此来带动整个动画产业的升级换代及相关产业的发展的。杉浦幸昌董事长告诉我,他们的形象发展战略就是,把漫画书、动画片、音像制品、动画期刊和玩具、文具、食品包装展示展览等看成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以电视节目的广告收入作为动画创作的初始资金,以巨大的玩具利润投资于电视台的动画节目的拍摄,再以新的动画片形象去带动新一轮的玩具、文具、食品包装、服装等延伸产品的销售,由此构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产业结构。这种重视培养和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作用,拉长文化产业链以获得更多效益的做法显然有高明之处。1990年代以来,中国音像业大量引进外国流行音乐节目,虽然在短期内使中国音像业的产值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但由于我们不注意培养自身的音乐原创能力,又缺乏对文化资源开发、产业发展路径的基本了解,以至今天在盗版猖獗、入世后国际五大唱片集团控制音乐资源、漫天要价的情况下处于举步维艰的困境。其中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努力提高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事情。这不仅因为文化创新本身是一个复杂而又艰辛的过程,而且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它赖以成长的外部环境在现阶段还不尽成熟。中国目前正经历着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巨大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对艺术、音乐、学术等非生产性活动缺乏足够的市场需求,市场对文化的需求主要局限在通俗和流行的层次上;另一方面,经济体制的转换导致一些传统价值观念的破灭,而经济的快速增长又为文化模仿、文化尾追等创造了新的机会。这两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便导致中国文化工作者中相当一部分人缺乏文化创新的动力,进而使整个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乏力。
从市场需求的角度看,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引进海外的文化资源,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这无疑也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本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今天的中国已经站在了历史的转折点上,那就是我们已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并向全世界庄严承诺要逐步开放我们的文化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依然顺从于市场“短视”的本性,不从长远发展的高度来看待文化创新对于产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花大力气来培养整个民族文化创新的能力,那么就不仅是文化产业长期发展乏力的问题——中国音像业由于过度引进而导致原创能力衰退濒于困境的现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更严重的是,我们中华民族也可能因此而无法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文化毕竟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这个身份证,我们如何通行于世界各地?
我们强调培养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并不意味着不需要遵循产业发展的规律,也不意味着要把文化创造的成果置之于书斋;恰恰相反,当我们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文化创新能力的培养时,当我们把原创文化的成果纳入产业发展的轨道时,那么涌现出的将是何等壮观的生产力啊。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做法确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今天,随着多哈会议的槌声,我们已经跨过了WTO的门槛。随着文化市场的开放,外国资本的进入,中国的文化产业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与此同时,如何培养和提高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任务,较之1990年代初中期更加紧迫地放在我们的面前,急待我们去努力,去实践。与1990年代初中期不同的是,今天我们对文化的关怀不应该再是冲动的、情感的,而应该是有内容的,负责任的,考虑后果的,而且还应该把文化创造的成果通过不同的方式,直接地、间接地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以此进一步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准。这就是我们这一代文化工作者的光荣使命。
本文为作者于2001年12月11日在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编委会上的演讲,后发表于《文汇报》2002年1月11日,现收入《高擎火把的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3月版),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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