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汪耀华专栏】王统照、李健吾、金性尧三个同时代的文人在上海处于孤岛这个被称为灰色上海时期的遭际，反映出三种不同的生活态势：隐退、反抗、合作或者由此产生的徘徊、纠结、无奈，也许后人可以由此省视他们的人生。可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也真是不容易，不仅仅因为他们同属文化人。
王统照、李健吾、金性尧三个同时代的文人在上海处于孤岛这个被称为灰色上海时期的遭际，反映出三种不同的生活态势：隐退、反抗、合作或者由此产生的徘徊、纠结、无奈，也许后人可以由此省视他们的人生。可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也真是不容易，不仅仅因为他们同属文化人。
《灰色上海 1937-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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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美）傅葆石 著
译者：张霖
出版时间：2012年08月
1955年生于香港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教授傅葆石以其独特的视角撰写了《灰色上海，1937—1945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三联书店2012年8月出版），通过这三个典型人物，为我们描述了当时的文人生活史。
王统照被称为隐退派的代表。
他1897年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1918年受家庭包办成婚，被认为是个温和、谨慎的人，投身于“五四运动”但一直处于外围，1934年曾在欧洲旅行一年，1936年回国后开始在上海生活，参与并为一些文化启蒙和民族救亡的报刊撰稿。生活在孤岛，处在日本人查封报刊、恐怖暗杀以及经济危机等困境中，虽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或身具国、共背景的抵抗者先后逃出上海，但对于如王统照一般的知识分子，采取退隐成为面对危险无常时既可以保全性命、又不必牺牲道德准则的保险选择。在经历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和“失节事小，失业事大”之间做出倾向于前者的选择的同时，王统照加入了开明书店编辑阵营，与诸多同道一起讨论、闲谈、饮酒、聚餐并写作、出书。
1945年7月，他带着他的一家去了青岛。王统照最终决定带全家离开那里，是因为他再也无法承担高昂的物价，也可能因为1945年春天每天都能看到美国轰炸机，他担心盟军会对上海进行地毯式轰炸。因为谣言的关系，大批民众在那个夏天撤退到上海郊区。
虽然只有48岁，但多年在外国占领下遭受的煎熬、悲伤和绝望已经把王统照变成了一个病弱的老人。但他毕竟活了下来，虽然他的启蒙努力因为历史外力而失败，但是这一理想有助于阐明上海沦陷区抵抗者的道德准则和爱国行动，否则他们的声音也许已经消失了。尽管抗战胜利最终没能成为普世重生的机会，但是上海解放了，中国幸存了下来。
王统照回到青岛后曾短期在山东大学任教，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任山东大学文学系主任、山东省文教厅副厅长、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省文化局局长等职，1957年6月26日在北京怀仁堂聆听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时心脏病突发被送入医院，11月29日逝世。后有《王统照文集》等问世。
李健吾被视为反抗的代表人物。
出生于山西，父亲曾参加辛亥革命，后来被暗杀，他读完清华大学赴巴黎读研究生。1933年与清华经济系毕业生尤淑芬结婚，开始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翻译并从事话剧艺术。整个孤岛时期，李健吾一直在上海教书并参与组织话剧团的活动。曾经失业，在个人生计和保持清白之间跋涉，但依然“戏养活着我，是我表面的活动，其实我每天伏在案头正常的工作乃是翻译”：
1945年4月19日凌晨2点，他被宪兵队逮捕了。当三个宪兵队特务从偏门进入他家的时候，他流露出政治上的天真，就好像战争刚刚开始一样，他以为这些入侵者是贼，所以从前门溜到邻居家给警察打电话。但是当他后来回家之后，他发现宪兵队的官员正在等他。当他被带到街上的时候，他以为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家人了……
除了一本文学草稿本之外，因为没有足够的不利证据，加之他坚强的忍耐力让他什么也没说，二十多天的审问之后，李健吾被释放了。他清华大学时代的好友孙瑞璜时任新华银行的副经理，也曾是上海文协和复社的成员，通过关系付了50万的赎金，救了他一命。
李健吾的幸存给了他自豪感和尊严。他觉得自己像个英雄，一个真正的“不带神话的英雄”，已经通过了纯洁的磨炼，证明了道德承诺的救赎力量，像他的朋友牛小山一样，“我是一个小民，没有政治野心，永远只是为这颗小小的良心寻求安宁。”这次折磨给了他“最后考验”的机会，正如他在《十三年》里所写的，“他寂寞伟大的心灵，照亮了我们整个村子”。
当年5月末，李健吾在朋友的帮助下逃离上海经杭州到安徽屯溪。抗战结束时，他随政府复员上海继续从事戏剧、翻译。不过，因为他归来时是与国民政府同行的，这个经历后来似乎有些难堪，使得他在1949年之后一直从事教学、研究、翻译，并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1982年11月24日病故，作品迄今还未见结集成文集、全集之类。
合作的代表被认为是文载道。
以笔名文载道而闻名的金性尧——《古今》杂志的头号作家，1916年出生在浙江定海的一个富商家庭。1930年，他来到上海后与进步作家武桂芳结婚。很可能是因为妻子和阿英的影响，文载道卷入了抗日运动：
1941年12月，文载道和他的妻子都被捕了。为了逃脱刑罚，从犬牙下救出妻子的性命，他向“76号”供出了名单。他被释放后，又哄骗柯灵等友人改变立场。为了活下来，他付出了背叛朋友和国家的代价，这种罪恶感在整个沦陷时期一直萦绕在他心中。为什么他不能像其他人那样忍受刑罚？为什么他这么快、这么现实地就屈服了？1941年后，他为自己的妥协而感到羞耻，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辱斋”。而且，1943年当《春秋》杂志编辑陈蝶衣向他索稿时，他不无自惭地写道：“弟因无状，未能有裨于士林，清宵自问，似对初衷尚未泯灭 ……目下除埋头故纸堆里，写无关大计之外，对于任何集会座谈，苟非攸关切身厉害者，已一一谢绝，而终不能见谅于清流。”
作者傅葆石把文载道等同类“合作”者描述为“这些作家大部分都是三十岁上下，脆弱、胆怯、平庸，从事学术，精通古典文本……”
1945年之后的日子里，文载道虽然长期在出版单位从事编著，但一直处于那种因为曾经的合作而带来的纠结中。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总不免表现积极，但种种表现其实也不为当权者欣赏。2007年7月15日病故后，有《金性尧全集》问世。
可惜的是他曾被捕而屈服。若不曾被捕，他的历史会重写；若不曾屈服，他的历史也会重写。但是，他是很难选择的。
灰色上海的文化人，经历了白色上海、黑色上海，在红色上海生活得又怎样呢？我想，已经不需多写了。
（本文编辑 eli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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