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如果我们注意阅读一下张元济、王云五、陈原、周振甫、范用和沈昌文等出版家的编辑生涯，就会看到，他们经常会在自己编辑的项目上，认真研究，写出笔记，一方面提升书稿水平，一方面为我们留下文化财富。
我觉得，作为编辑，大凡从事一些好的、有规模的出版项目时，应该提倡做札记，记工作日记。最好能在该项目完成之后，将编辑的文字整理出来，装订成册，或正式出版，或与那个出版项目配套印刷。这样做起码有三个好处，一是对出版史料，二是对学术文化，三是对编辑自己，都是大有益处的。由此想到许多年来，出版行业内流行的一些说法，认为编辑是匠人，是商人，是杂家，为人作嫁，工作压力大，没有精力、没有能力写作。其实如果我们注意阅读一下张元济、王云五、陈原、周振甫、范用和沈昌文等出版家的编辑生涯，就会看到，他们经常会在自己编辑的项目上，认真研究，写出笔记，一方面提升书稿水平，一方面为我们留下文化财富。
比如周振甫先生，他生前编辑工作成就巨大，同时在编稿之余，留下大量文字。对于周先生的著作，你只要认真阅读就会发现，他的许多文章风格，很像我们从事编辑工作时，经常做的“审稿意见”一样。但其中仍然饱含着大量的文化信息，有经验的，有学术的，也有史料性的，非常珍贵。我上面说的“编辑做笔记”，就是由此而引发的想法。
言归正传。二〇一〇年，海豚出版社立项，开始策划出版《丰子恺全集》，不久眉睫从湖北家乡进京，参与组织该项目的编辑工作。转眼之间，六年过去了，现在《丰子恺全集》前期编辑工作即将完成，洋洋五十余卷的大书，会在明年初奉献给读者。在此期间，眉睫一边从事编辑工作，一边记笔记、写文章，编写互动，留下许多第一手资料，还有一些好的建议与感想。我觉得几年下来，眉睫个人的进步与收获也不小。所以去年我提示他，将这些文字整理出来，出版一本小书，为这一段工作做一个实录。现在他的《丰子恺札记》写好了，我作序如下：
眉睫著《丰子恺札记》，确实是我的“命题作文”。我这样做，主要出于三点考虑：其一，自二〇一一年初，眉睫离开湖北家乡，北上京城，来到海豚出版社，出任文学馆总监，操持《丰子恺全集》的编辑工作，在此一做就是五六年，年龄也由二十几岁步入三十几岁。在这样的年龄段，能够亲手编辑自己喜爱的书，实在难得。正如我一生从事出版工作，始终憧憬的生活状态，就是编自己喜爱的书，结交志趣相同的作者和读者，记一些笔记，做一些研究，谈一些体会，提一些建议，听文人八卦，写即兴文章，凡此种种乐趣，几乎成为我编辑生涯中，始终追求的快乐时光！因此每当我回忆往事时，经常赞叹这样的生活方式，同时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得到类似的文化享受。我提议眉睫在编辑《丰子恺全集》之余，能写一些“札记”的初衷，正在于此。
其二，当然，编辑要做到钟叔河提倡的“两支笔”，也要看职业定位与编辑本人的天分。首先说职业定位，编辑工作原本就有策划与案头的区别，但这样的区别只是业务分工不同，并无高下之分，做好两项工作都不容易，并且都能出高手。按照这样的区分，眉睫属于策划型编辑。其次说编辑的天分，它又有研究型与非研究型的区别，这一项区分，就要分出编辑能力的高下了。有研究能力的编辑，才会有发现能力、创新能力、综合能力和规划能力，才会在策划上或案头上，为出版社出谋划策，才能为作者提供更为深层的服务，才能更为理性地规划选题、出版好书。
（本文编辑 司书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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