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读到这里，我的泪水几乎奔流下来。我之所激动，并不仅在鲍曼论说的内容本身，还有另一种力量的存在，冲决了我的情感堤坝。那就是鲍曼一干人马，他们对于人类社会做出如此细密、坦率和诚实的思考，这样的态度，既是一种生命活力的表现，又是一种社会形态生生不息的基础。
安徽省滁州市新华书店-滁州购书中心供图
“全球化”是一个时髦的词汇，它充满了褒义，充满了诱惑，充满了想象。通常人们看到这个词语，往往会想到：自由、平等、地球村、经济繁荣、消除差异、资源共享，甚至是一次全人类的环球旅行……
但这只是一些面上的理解。在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头脑中，“全球化”的产生与前景，远没有人们憧憬的那么美好。非但不美好，而且处处都存在着致命的问题。伴随着人们占领地球村的每一个角落，伴随着所谓现代化在人类社会的普及，伴随着“发展中国家”概念的逐渐消失，人类社会的危机，正在一天天向我们逼近。
为什么？因为罗莎·卢森堡曾经指出：“非资本主义组织是资本主义增长的沃土：资本以这种组织的废墟为养料而生存，尽管此类非资本主义环境是资本积累必不可少的，但资本积累却是以这种媒介为代价的，通过将其吞噬得一干二净而前进的。”所以鲍曼说，这就像一只吞噬着自己尾巴的蛇，当尾巴与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的时候，这个过程一定会结束。而“全球化”，正是这种“噬咬”的晚期，或者说，是最后的辉煌！
如上理论，听起来有些虚空，还有些骇人听闻，甚至会让人联想起很早以前，列宁那个著名的论断：“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寄生的资本主义”云云，它很有点翻版的味道。但鲍曼的思考并未停留在这里，他在晚年，运用他的亲身经历与社会学理论，通过一系列著作，不断地剖析人类社会进入现代性轨道之后，产生的种种问题。包括“全球化”给现代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多得不得了。因为鲍曼认为，从本质上说，全球化是一个强大的、无法规制的、政治上失控的过程。因为没有一部全球化的法律，来管理这个复杂的世界，而且全球化造成国家政体的空前弱化，加上国家边界的模糊，因此造成了所谓“政治真空”或曰“政治免疫”地带的出现。它导致的结果是，曾经存在于现代主权国家的权力，大部分被转移到全球的“流动空间”中，进而产生新的“边疆地区”。下面我们看一看，鲍曼列举的几个例子：
首先，全球化进程最为壮观、同时又最具潜在威胁的后果，就是越来越严重的“全球犯罪化与犯罪全球化的产生”。鲍曼说，这个时代，黑手党如此兵强马壮，都是史无前例的。单以“移民“一项为例，它的动力之一正是犯罪组织的推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们每年从中获利达到三十五亿美元。更有甚者，一些国家政府装作没看见，甚至还默默支持。像菲律宾，他们通过过剩人口的出口，获得丰厚的利润，用以平衡国家预算，偿还政府债务；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却通过法律，接受这些廉价劳动力，并不在乎这些人口流动的渠道，究竟是黑道还是白道，或者黑白混淆。
目睹这样的全球化后果，鲍曼十分忧伤，他甚至想起当年鲍威尔《一九八四》中塑造的“老大哥”（Big Brother），他调侃道，老大哥可以运用越来越精确的设备，以及越来越阴险的手段，时刻“正在盯着你”；但是在全球化空间里，却没有这样的“老大哥”存在，而那些强大的黑手党，正是遁形于这个空间之中。
其次是全球化造成更为严重的问题，不只是黑手党，还有那些无犯罪记录的人。因为全球化创造了新的空间形式，正如豪克·布鲁克霍斯特所说，这是一个流动的空间，在那里，全球性法律的执行，“是远远脱离政治的，它没有宪法的形式，它没有民主，从下至上都没有等级，没有牢不可破的立法机构。”尤其是“国际法的实施，取决于有力量执行这样的法律的人的意愿。”
在这个超越管辖的“全球化空间”中，全球化的核心本质变成了如下事实：一个国家中的公民，他的经济状况，已经超出了这个国家的控制；他在这个国家挣的钱，没有法律限制他必须花在这个国家。因此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富人阶层，他们做出的所有经济决策，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法律之外，更不用说选民的意见了。所以说，由于缺少一个全球化的政体存在，那些富人可以自行其是，丝毫不用关心别人的利益。（理查德·罗蒂语）
再有是移民潮的出现，它从现代性和现代化发生之初就开始了，并且伴随其始终，是现代化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鲍曼将现代移民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欧洲约六千万人，迁移到国外的“空地”。那时强大的欧洲，是地球上唯一的现代化地区，也是唯一人口过剩的地区，但他们的迁移却打着“教化原住民”的旗号，或者根本无视原住民的存在，因此称其为“空地”。第二阶段是伴随着殖民帝国的衰落，那些受过教育的“原住民”，跟随者殖民主义者回到了他们的祖国，成为那里的少数族裔，最终被同化。第三阶段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个大移居时代。它的基本特征是“移民社群”的大批出现，他们遍布在许多主权国家的领土之上，他们保持着自己的民族、宗教和语言，他们只接受全球生存资源和生存机会再分配的逻辑，因此他们既不理会原住民的意见或优先权的要求，也不遵循传统帝国为他们预先制定好的移民路线。今天，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完全的迁出国或迁入国。
鲍曼说，人们对于“全球化”最大的担忧，正是在“移民潮”上，它汹涌澎湃，它不可抑制，它方兴未艾。在现实中，它造成了人类社会的许多改变，因此也引起人们的诸多焦虑与恐慌。比如，移居他乡的人，不再以融入当地文化为目的，而是努力保持自身文化的存在，甚至挑战当地文化的权威。在这样的背景下，原住民逐渐被“陌生人”所包围，以往的一切传统都在被逐渐打破，以往的民族与国家的一切辉煌，都在逐渐成为传说与神话。更重要的是，鲍曼在表面危机的背后，又挖掘出人类社会更深层的危机。
其一，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但其本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实际上变成了“多元社群主义”的替代词，表达着“迁居时代”文化混乱现状，以及政界和文化界，一种无奈和消极的态度。
其二，国家的定义与职能，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举几个例子：一是国家已经由从前强调福利模式，转变为强调处罚模式，用以限制移民潮的涌入，力求达到“允许出，不许进”的国家常态，但是依然无法扭转“原住民被陌生人包围”的态势。二是当代许多非常规性的战争，几乎都不是由国家正规发起的；尤其是一些最残酷血腥的战争，都是非国家实体造成的。三是国家的监狱，也由人类的回收再造功能，转变成了废品处理站。四是面对原住民与移民潮的混居状态，政府拿不出积极的解决方案，只好采取“分而治之”的消极态度。五是为了消除眼前的忧虑，全球秩序的管理者们，需要不停止、此起彼伏的局部动荡。六是把人与人之间的种种不平等，一律当做文化差异，冠以文化多样性、文化多元主义的称号，最终堕入消极的全球化全套。总之，它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功能弱化，最终导致权力真空、政治真空、无人监管和区域失控等社会现象的出现。
其三，以欧洲文化为代表的文化自信，已经在逐渐消失，或者说正在发生着深刻的改变。比如，他们宣称，如果有人提供一个优异的文化阶层制度，我们就完成同化其他文化的任务。但是鲍曼说，这个“制度”的存在，就像阿基米德试图撬动地球的那个“支点”一样，理论上存在，现实中却找不到。因此人类文化的未来如何，谁会独领风骚，都成了未知数。这让我们想起爱尔维修宣称“教育万能”的时代，那时的“文化”，被定义为三个特征：一是乐观主义，即相信人性改变的潜力是无限的；二是普遍主义，即这种认识适用于全人类；三是欧洲中心主义，因为它是欧洲的发现，以及有欧洲的成功模式为证。可是现在，谁是那个“支点”的问题，都在发生着动摇和迷失，难道他们真是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么？
其四，知识分子的背叛，鲍曼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人类文化产生如此混乱的局面，究其原因，知识分子的态度起到了不好的作用。首先面对混乱的局面，知识分子需要有直面的勇气，“但他们的这种品质，已经在追逐专家、学术权威和媒体名人等名利地位的过程中弄丢了。这正是现代版的知识分子的背叛。”他们的表现诸如：将社群文化的混乱与冲突，披上“文化多样性”的外衣；将人们生存状况的不平等，称之为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同而造成的；将种族主义对不平等的解读，与“完美社会秩序”的构建混淆起来，等等。正如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中写道，当代知识阶层对人类境况的理想形式，没有什么要说，或根本就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寻求多元文化主义这个“意识形态终结的意识形态”的庇护。鲍曼说，这一切表现，都背叛了知识分子大胆尝试、英勇无畏的传统。他们由承认差异权，异变为漠视差异权，“社会拯救从此不再”。（米兰朵拉语）他让人们想起中世纪晚期的上帝，“对善恶漠不关心”。或者说，“他们只关心自己的面包大小，而不关心整个面包的大小。”
其五，鲍曼悲观地指出，对于如此危害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浪潮，我们还有两个“没办法”。一是我们没办法停止“全球化”的脚步，“只要现代性（永久的、强制性的、强迫性的、成瘾的现代化）还是一种特权，这种情况就会一直延续下去。”再一是由于“全球化”带来的模糊性社会存在，我们只对人类的安全担忧，却没办法知道哪年哪月哪日哪时，会有哪些事件发生。正如尤利·沃特曼所言，这种全球化疆域，好像是一个雷区，在那里，人们肯定地说，这里会发生爆炸，但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却只能够依靠猜测。
读到这里，我的泪水几乎奔流下来。我之所激动，并不仅在鲍曼论说的内容本身，还有另一种力量的存在，冲决了我的情感堤坝。那就是鲍曼一干人马，他们对于人类社会做出如此细密、坦率和诚实的思考，这样的态度，既是一种生命活力的表现，又是一种社会形态生生不息的基础。尤其是其中所蕴涵的一些先进的社会属性，表现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的解放，恰恰是我们所缺乏的东西。当然，如果做进一步的思考，还有绅士风度、批判精神和求胜意志，也是我们需要学习与追求的优良品质！
本文阅读背景：
（本文编辑 陈大猷）
(本文原载于：辽宁日报2015年7月20日)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