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在现代社会中，流动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化制造者的核心追求，是不断推出新产品，淘汰旧商品；不断激活受众的注意力，消除他们的满足感；不断缩短产品的更换周期，以求在创新的旗帜下取胜；不断追求时尚精神，以求在制造过剩产品的同时，能够战胜对手，脱颖而出。
《流动世界中的文化》
作者：[英] 莉迪亚·鲍曼 著；[英] 齐格蒙特·鲍曼 编；
戎林海，季传峰 译；戎林海 校
出版社：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年10月
我的文章要从一位西方社会学家谈起。他的名字叫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波兰籍犹太人。他一生著述六十余种，目前已经年近九十岁，依然笔耕不辍。这些年，鲍曼著作被大量译成中文，赢得许多中国读者的关注与喜爱，我也是其中一份子。
总结人们喜爱鲍曼学说的原因，我觉得，虽然鲍曼后来的身份是一位西方学者，但他早年是一位地道的共产主义者。二战时期，由于受到种族主义迫害，他从波兰逃亡到前苏联，参加了在苏联的波兰军队，上世纪五十年代，他成为军中最年轻的少校。那时他坚信共产主义理想，正如他的妻子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信仰如此坚定，但其推理又是完美和清晰的。他解释道：在最美好的共产主义制度下，没有反犹太主义的任何空间，没有任何社会仇恨。”见到党内出现问题，他认为“那只是暂时的脆弱现象”。他说：“不打破鸡蛋，你就不能得到煎蛋。”但是后来，这里也发生了反犹太人的事情，鲍曼被军队撤职，他只好进入华沙大学任教；六十年代，他成为很著名的社会学学者。不久，反犹太事件再度发生在鲍曼身上，他被学校公开罢免，导致他离开波兰，来到以色列，再到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七十年代到英国利兹大学任社会学教授。由于有这样的生活背景，鲍曼的社会学，无论是论说共产主义的事情，还是资本主义的事情，都与那些纯粹的西方学者很不相同，总会多了一个视角，显得客观、理智许多，便于理解。他叙述问题的风格和语境，也会跳跃于两种思想形态之间，让我们在阅读时，时而产生貌似熟悉的感觉。
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深一步分析，由于有这样丰富的生活背景，鲍曼的学术关照往往会更全面、更真实、更少雾里看花的东西，经常会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比如他在描述现代社会形态时，特别喜好的一个英文词语是liquid（流动的）。他的许多著作都是以此为主题，展开生动的论说。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在他八十岁高龄之后，流动的情结愈发强烈，他的著作如《流动的现代性》、《流动的爱》、《流动的生活》、《流动的恐惧》、《流动的时代》、《来自流动世界的四十四封信》和《流动世界中的文化》，以“流动”为背景的著作一部接着一部，不可抑制。在那里，鲍曼的理论是那样具有个性特征，那样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那样与众不同，那样说理清楚，怎么会不赢得读者的关注呢？更重要的是，鲍曼又是一位生动而敏锐的政治预言家，无论是面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是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他都会本着客观、发展与变化的态度，不墨守成规，不盲目崇拜，不停止思考！将他的理论一步步推演下去，以求推助人类社会走出现实的困境。总之，鲍曼是后现代性阵营中，一位既充满激情又极其冷静的斗士！
现在，我们以鲍曼的著作《流动世界中的文化》为例子，看一看在他的笔下，在后现代性的理论剖析中，我们最关注的概念——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有了怎样的变化。正如本文的题目所言，过去的“文化”是什么？现在的“文化”不是什么？其中许多观点很新鲜，也有些离经叛道，但很有启发性。
其一，鲍曼认为，过去的文化是单食性的，现在的文化是杂食性的。所谓“单食”，是说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拥有不同的文化内容。比如文化精英人物是高雅艺术的拥有者，他们鄙视社会底层的低俗艺术，因此文化精英还有教化民众的职责。但是现在，情况变了。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文化精英的单食性追求正在迅速消失，而在不自觉中走向杂食性生存，他们既热衷于聆听大型歌剧，也不拒绝卡拉OK。究其原因，大约有三点：首先文化不再担任消灭阶级的重任，因此它维护于某一个阶层的责任，也随之失去了动力。其次是以消费为导向的流动社会，它的发展动力依赖于不断创新产品，不断刺激消费者；而“文化”被裹挟其中，也走上服务于营业额为导向的道路。正如有观点说：“只要有认同者，你的作品就是艺术。”在这样的环境中，文化单食性以及经典性的追求，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另外，同样在消费经济的刺激下，流动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让人觉得处处都像家一样自在，尽管没有哪个地方让我们称之为家。在这样的背景下，急于表现且善于表现的文化精英们，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抛弃传统的束缚，向杂食性世界冲锋！
其二，鲍曼认为，过去的文化是用于启蒙的，现在的文化是用于引诱顾客的。所谓文化启蒙，我们可以从英文Culture（文化）一词得到启示。这个词最初来自法语，法语又源于拉丁语Cultura，原意为耕种、种植。欧洲走出中世纪的黑暗之后，这个词又引申为开化与教化，即所谓启蒙。长期以来，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乐观主义态度认为，文化启蒙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甚至认为它是达到世界大同的唯一途径。其实在中国，这样的观念久已存在，像《周易》中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中强调圣人教化天下的责任，也与西方启蒙思想大同小异。但是现在，情况变了。以欧洲中心主义为背景的文化启蒙功能，在迅速地消失。鲍曼认为，发生这种变化，主要基于三个原因：首先是启蒙对象消失了，因为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启蒙，产生于现代移民史的第一个阶段，即欧洲约六千万人迁居到国外的“空地”。它带来的殖民化运动，为文化启蒙带来了特殊的历史责任。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到来，移民的情况倒了过来，大量移民涌入欧洲，文化精英的启蒙追求，被文化多元主义所替代，甚至“人权”的主导追求，也被赋予了“差异权”的内涵，不同文化族群的高低贵贱之分，受到空前的唾弃。其次是市场化使文化产品完全走向商品化，因此也改变了文化受众的地位，使他们由受教育者变成了上帝——顾客！如果说，从前的文化精英与受众的关系，更像是军官与士兵的关系，那么进入商品社会之后，他们的关系更像园丁与蜜蜂的关系。因为顾客的本质特征，显然与士兵大不相同，他们在消费时，个性、自主、善变，自由流动，稍不小心，不是顾客受到处罚，而是文化商品的制造者被踢出局。从前王尔德曾经说，有教养的人或曰文化精英是“上帝的选民”。但是现在，顾客却成了上帝。情况逆转如斯，你还能说什么？另外，在现代社会中，流动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化制造者的核心追求，是不断推出新产品，淘汰旧商品；不断激活受众的注意力，消除他们的满足感；不断缩短产品的更换周期，以求在创新的旗帜下取胜；不断追求时尚精神，以求在制造过剩产品的同时，能够战胜对手，脱颖而出。尤其是当世界进入网络化之后，这样的流动性更加快速，更加透明，更加无处不在，最终转换为一种商家之间的生死较量。在这一层意义上，文化经典的传承性、不变性和稳定性追求，几乎成了它自身存在的死穴。
其三，鲍曼认为，过去的政府是在管制文化，现在的政府是在服务文化。人类进入近现代文明之前，即所谓封建社会，对文化的管制最为严酷。比如欧洲走出中世纪的黑暗，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文化复兴，由此产生了十八世纪文化启蒙运动，那时政府的使命是启蒙人民，教育人民。但是历经三百年之后，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化。鲍曼以法国为例，讲述了这种变化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十八世纪，文化是革命行动的号令，是一种救世的信仰；第二阶段是十九世纪，文化更多地关注民族自决权，捍卫依然脆弱的民主；二十世纪末，它更多地关注多元文化的推进，强调政治民主与文化民主相辅相成。其实法国直到一九五九年才成立文化事务部，第一任文化部长马尔罗为文化部确定的职责是，尽可能地使法国人接触到人类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尤其是法国的伟大作品，宣传法国的文化遗产，使之能有更多的受众。但是马尔罗拒绝制定文化优劣的标准，拒绝承担文化教育的任务，用总统蓬皮杜的话说：“艺术不是一个行政范畴，但却是或应该是生活的框架。”马尔罗还强调文化部要努力创造三个机会：为创造者提供创造的机会，为艺术家提供精益求精的机会，为大众提供接触优秀文化的机会。鲍曼在总结法国文化管理经验时说，法国的文化模式，完全符合毛泽东那句“百花齐放”的名言，但那是友善的、真诚的，而不是虚拟的。
总之，对于文化的现代表现，鲍曼还有许多见解，有些我们可以接受，有些我们难以接受。他更多是在强调一种变化——社会流动带来的变化。至于我们该如何做呢？还需要独立思考。
（本文编辑：刘珊）
(本文原载于：辽宁日报2015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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