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先生的新著《可爱的文化人》是他最近两年的专栏文章结集。文章的篇幅大都不长，包含的内容却极为丰富，其中既有他编辑生涯中的出版见闻，诸如一些重大选题的出版内幕、版权之争、出版意向等，也写及他在组稿过程中与一些文化人之间的交往与互动，诸如许多前辈出版人的生前身后事、一些作家和学者的个人癖好和生活习惯等，甚至还包括对当代出版业的反思、对当下出版物的品评，以及对他个人的知青岁月的回忆……如是等等。
诚如出版界的前辈高人沈昌文所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多面性，有丑陋的一面，也有可爱的一面；有些貌似丑陋的东西，也未尝不是可爱之处。而俞先生写一些文化人的糗事与尴尬事，即显得含蓄、迂回，深得曲笔之妙——比如，他写某出版社总经理去拜见杨绛先生，最初杨先生带着助听器听他说话，后来可能觉得这位总经理说话有点不着边际，就悄悄地关掉了助听器，坐在那里貌似聆听，实则养神。他写专家审读敏感书籍时的官僚主义作风，那种自以为是背后的专横与独断，读后让人啼笑皆非。他写一位学者与沈昌文先生之间的交往，其称谓从沈公、到沈老、到老沈的一再变化，让人莞尔之余，也不禁回味人情世故的微妙。他写在上海与黄裳、葛剑雄诸先生聚会时的情形，以及其后二位先生之间的笔战，可见黄先生晚年虽然沉默寡言，却依然笔触老辣、个性鲜明。所谓“人无癖不可与交”，正因为俞先生笔下的文化人各有自己不同的奇奇怪怪之处，才显得生动真切，且益发可亲可感起来。
身为出版人，俞先生认为，做出版首先需要厘清“经济硬指标”与“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关系。因为文化与经济的双向牵扯，出版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摇摆人”，在文化理想与市场追求之间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俞先生本人以为出版首先是文化传承，其次才是商品营销，所以他既是一位出版商人，同时，也在致力于一种文化建设与积累——从辽教时期的《新世纪万有文库》、《吕叔湘全集》、《书趣文丛》，到海豚时期的《海豚书馆》、《海豚童书》、《民国老课本》，俞先生其实一直以文化传承为己任，他更为注重的是出版物的文化品质和价值。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样，俞先生才常常会犯书商的忌讳，为出版自己喜欢的书籍，把“商”字丢开，不计得失、不计成本、不怕得罪人，一定要把版权拿到手，做成心爱的书，与引为同道的读者分享。而俞先生之与书的情感，也远非一般商品可比，他谈毛边本，谈精装书，谈藏书票，既颇富趣味，亦拳拳情深，从中流露出一股浓浓的文化情怀。
回顾自己的出版经历，俞先生这样说道：“编了大半辈子书，我一直很尊重前辈。经常写一些文章，提及一些老先生对我工作的影响和帮助，像陈原、刘杲、沈昌文等名字，总是挂在我的嘴上。”其中，他与沈昌文先生一直保持着长期默契的合作关系——像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时，为了掩人耳目，将《民国文化书系》称为《近世文化书系》，这种“打擦边球”的做法，即带有鲜明的“沈氏风格”，而沈先生对他的帮助之大、影响之深，也尤其让俞先生念兹在兹、念念不忘。另外，还有一些未曾合作、却仰慕已久的出版人，像刘硕良先生，他将刘先生平素的为人处世，总结为“思想历久常新，心胸阔如海洋，运筹锋芒毕现”，并以之作为自己追慕楷模、砥砺自我的座右铭。
除了这些直接带给俞先生帮助和影响的出版人之外，经常出现在他笔下的还有张元济和王云五的名字。俞先生以为，在中国百年出版史上，他们两位都是称得上“伟人”的人物，他向前者学习做人，向后者学习做书，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养料，从而得到一种人格的影响和思想的启迪。
(本文原载于：深圳商报2015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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