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1日《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新一版出版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今年正值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出版20周年，也恰逢当代中国经济学标志性出版工程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大规模改版。为此，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特别邀请了林毅夫、蔡昉、李周三位作者，以及周其仁、姚洋、华生、史正富、张军、周八骏、张曙光、韦森、袁志刚、陈宪、黄益平、孙涤、潘英丽、胡汝银、张幼文、左学金、黄凯南、胡必亮、陆铭、陈钊等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对《中国的奇迹》进行学术讨论和评价。
20年前当人们还热衷于讨论东亚奇迹的时候，林毅夫、蔡昉、李周在认真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9.7%的增长时机和改革成果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中国奇迹”的概念，并以此为题撰文著书，分析、探索了中国转型期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道理，预测了这个增长速度是否有可能持续，探讨了如何深化改革才可以将之继续保持下去。《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作为“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当代经济学文库”中的一种，初版于1994年，之后针对学界对此书的评论以及改革实践的推进，三位作者于1997年又出版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一书，又于1999年出版了《中国的奇迹》的增订本，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作了更加深入的阐述，进一步完善了他们的理论，把他们对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的研究继续推向前进。《中国的奇迹》一书中的分析和预测尽管曾经遭到过学界和舆论界的一些质疑，认为过于乐观，但中国经济在此书出版后20年基本沿着三位作者在书中所预测的增长轨迹前进，增长的绩效也如这本书的预期。该书还被译成多国语言出版了英、日、俄、法、韩、越等版本，并成为许多海外大学中国经济课程的教科书。
会上，作为《中国的奇迹》及其增订本的出版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首先回顾总结了该书的出版意义：“当时这个概念提出来的时候，更多的是不同的意见。而且在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从发展战略选择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出发，分析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模式形成的逻辑，并将这种分歧方法及其结论扩展到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指出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一致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原因，他们用这一基于并拓展了比较优势说的理论分析框架，既解释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和绩效较差的原因，又论证了中国改革中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腐败现象的机理，还勾画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林毅夫接着做了主要发言，特别指出《中国的奇迹》一书是本土化、规范化这种理论研究导向的一个具体体现。80年代末林毅夫、蔡昉、李周就开合作研究通胀等中国转型中面临的一系列矛盾问题，虽然当时的研究路径以及所形成对中国发展态势的判断，与主流理论有很多不一样，但是20年的今天回过头看，还是比较接近事实的。例如在《中国的奇迹》第一版里预测的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会超过美国，现在基本实现了。20年来中国总体的改革路径基本上和这本书里面的讨论也是基本一致的。林毅夫说：“理论工作总体来讲也都是我们常用的瞎子摸象，每个人都是在瞎子摸象。我们比较幸运地似乎摸到象的一部分，把我们的理解形成了书，发表了不少论文，呈现在各位面前。但是这肯定不是全象，所以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有这么多学界的朋友，都是专家，都是理论研究者。我们最希望的是听到各位的批评，最希望的是听到这个理论这个框架怎么样继续来改进，甚至是希望各位能够提出更好的理论框架，把我们提出的理论框架替代掉。因为我前面谈到，我们的发展，我们的现代化目前又面临一个关键的机遇期，关键的挑战期，一方面需要理性的思维，第二方面是要一些理论形成共识，才能够聚集社会力量来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所以如果说有更好的理论框架把我们的理论框架替代掉，这也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蔡昉在其后的发言中则提出，虽然今天大家不再怀疑“中国奇迹”了，但是对“中国奇迹”能不能延续，今后能不能保持这个奇迹，直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即按照经济学的说法“稳定地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中”，意见纷争大概跟当年对于“中国奇迹”一说差不多，争论的各方逻辑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从这一点来说，今天讨论《中国的奇迹》，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展望未来还是有意义的。
围绕由《中国的奇迹》一书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奇迹”理论，以及林毅夫近年深化发展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张曙光、张军、华生、韦森、胡汝银等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做了评述，林毅夫一一予以了回应。
围绕出版的著作开展学术讨论，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一个传统。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曾经连续7年，以“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为平台，每年都召集全国一线的经济学家，汇聚在上海，就某一本书或者某一个问题进行学术讨论，影响深远。“多少年后，经常有经济学家向我提及当时热烈讨论和激烈交锋的美妙时光和许多难忘的会议。”陈昕说道，“以后随着出版领域的扩大，讨论的形式和范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这些讨论也扩展到经济学以外，举办的地点也发生了变化，扩展到全国甚至海外。初步的算了一下，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研讨会，也有数百次之多了。不变的是举办学术研讨会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国学术的进步和中国的改革发展，遵循居于学术背景和学术规范的认真讨论。希望这次研讨会能继续贯彻这一传统和做法，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嘉宾发言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副院长、研究员）：
这本书是20年前出的，这20年中国经济的变化不用说了，中国经济学家经历的变化也很大。整体上如此，眼前更有个很好的例子。林毅夫是留洋回来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学者，这20年来，他走向世界发展经济学的舞台，成为这个舞台聚光灯下的人物。我觉得这和他个人有关，也和我们国家有关。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再看20年前写的这本书。这次再版本书一字未改。它的针对性是什么？是不是跟得上与时俱进的步伐？虽然今天大家不再怀疑“中国奇迹”这个说法了，但是大家对“中国奇迹”能不能延续，今后能不能保持这个奇迹，直到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即按照经济学的说法“稳定地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中”。如今不同意见大概跟当年对于“中国奇迹”这个说法的不同意见差不多，争论的各方逻辑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从这一点来说，我觉得今天讨论它、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展望未来还是有意义的。
当年我们讲中国奇迹，我们说2015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超过美国。现在正好快到年底了，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情形正好如当年的预测。但是我仍然觉得，当初不是在做预测。虽然我们也做了一些数据，真正的说法应该是“预见”。预见的含义是什么？从经济逻辑本身来看这个事物，如果说我们按照什么样的逻辑进行改革，虽然这个逻辑并不会完美地得到坚持，但是总体上如果你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进行了改革，你就会取得类似的成绩。所以是2015年，还是2024年，都不是那么重要。所谓世界性的“大分流”和“李约瑟之谜”所讲的中国的落后，是以数百年时间计算的。我觉得这几百年当中，差上几年也不是太重要，关键是这个逻辑非常重要。林毅夫讲了“理论的适用性”和“自身条件的相似性”之间的关系。今天的讨论格外重要，我们要弄明白这个关系是怎样的逻辑。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顶层设计”，以后在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继续讲顶层设计。如果说原来不太强调顶层设计，更多的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个逻辑是说我们在改革中可以一点一点地试错，错也是相对局部的错，可以像林毅夫所说从局部“摸象”，努力揣摩出大象的全貌。进行顶层设计时没有搞明白“象”的整体结构，摸的只是局部就不行了。至少，我们必须对大象的整体结构有充分的理解，在每一个局部都能与整体建立联系。改革到了今天，的确需要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的时候要对改革逻辑有充分的理解，才能是犯错的概率达到最小，犯错的成本也尽可能低。
陈昕（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
林毅夫、蔡昉、李周所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于1994年出版，到今年正好20年。围绕出版的图书开展学术讨论，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一个传统。从上世纪的80年代末开始，曾经连续7年，以“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为平台，每年都召集全国一线的经济学家，汇聚在上海，就某一本书或者某一个问题进行学术讨论，深受大家的欢迎。多少年后，经常有经济学家向我提及当时热烈讨论和激烈交锋的美妙时光和许多难忘的回忆。初步算了一下，这些年来大大小小的研讨会，也有数百次之多了。随着出版领域的扩大，讨论的形式和范围发生了一些变化，讨论的学科扩展到了经济学以外，举办的地点也扩展到了全国甚至海外。但不变的是，举办学术研讨会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国学术的进步和中国的改革发展，遵循的是基于学术背景和学术规范的认真讨论。希望这次研讨会能继续贯彻这一传统和做法，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我先就会议讨论的原则讲一点意见。经过三十多年的成长，中国经济学家已经日趋成熟，与二三十年前我们研讨时对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达成的共识多于分歧有所不同，今天经济学家之间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呈现出多元复杂甚至完全不同的意见。对于学术研究而言，这本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也是中国经济学进步的一种表现。学者的学术背景不同，观测的角度有异，掌握的材料有别，对现实问题作出的解释和提出的建议不同在所难免，需要通过认真的讨论和平和的切磋来消除误解，明确分歧，形成共识。这里我讲的不是“消除分歧”，而是“明确分歧”，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各自的理论和观点，这是学术进步的必由之路。所以我们的讨论可能是论和辩的结合，当然我们更加希望这种讨论富有建设性，而不是基于个人左右倾向的立场争论。这就要求我们在论辩时对对方的观点和逻辑要有准确的把握，要从内部逻辑的自洽、逻辑的推论和所要解释的现象是否一致，实证经验的证据是否站得住脚，以及基于理论的政策建议在实践中是否取得预期的效果这些方面来评论对方的观点，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大家都知道，20年前当人们还热衷于讨论“东亚奇迹”的时候，林毅夫、蔡昉、李周在认真地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9.7%的增长和改革成果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中国奇迹”的概念，并从发展战略选择与资源禀赋之间的矛盾出发，分析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模式形成的逻辑，并将这种分析方法及其结论扩展到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指出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一致，是决定经济体制模式进而决定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原因。他们用这一基于并拓展了的“比较优势说”的理论分析框架，既解释了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和绩效较差的原因，又论证了中国改革中出现的“活乱”循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腐败现象的恶化的机理，还勾画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之后，针对学界对此书的评论，以及改革实践的推进，三位作者于1997年出版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一书，于1999年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的增订本，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作了更深入的阐述，进一步地完善了他们的理论。把他们对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的研究继续向前推进。我作为这两本著作的出版人，见证了他们对发展经济学所作出的理论贡献。
进入新世纪后，林毅夫又不断地在理论和政策的层面完善和深化了他在发展经济学层面的研究。他于2008年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后通过对数十个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走访、考察，提出不仅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理论思潮——结构主义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新自由主义也束缚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导致经济绩效下滑。中国三十多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实践，为新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由此林毅夫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发展经济学的重大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梳理和探索，出版了《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身能力》、《中国经济专题》、《解读中国经济》等著作，并于2010年正式亮出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旗号，并把它视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四年来林毅夫与他的团队在理论、方法、工具的层面对新结构经济学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我们也有幸在2012年出版了由林毅夫主编的《新结构经济学论文集》，又一次见证了他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作出的新的贡献。新结构经济学产生以来引起了国内外经济学的广泛重视，有不少的好评，但也不乏质疑和批评，特别是在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这是一个新的理论建立之初必然会发生的正常现象，也是一个新的理论得以完善和改进的必要条件。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中国的奇迹》出版20年之际，我们建议林毅夫为这本书的新一版撰写一个长序，向学界和读者介绍一下当时写这本书的背景、主要的理论观点和他的最新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架构、基本内容和政策含义。林毅夫为此撰写了2.5万字的序言，置于新一版《中国的奇迹》卷首。
我主张对林毅夫、蔡昉、李周合著的《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及其后林毅夫发展起来的新结构经济学给予较高的评价。因为其理论就内部逻辑来说是自洽的；其20年前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是相当准确的，当时就预测到，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到2015年左右会赶上美国。其在理论上的贡献在于把早期经济学家关于比较优势贸易战略这一学说推广到发展中国家整个经济结构变化升级的现代化过程，从而初步构造了以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为核心的发展经济学；其提出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解释，也有助于我们在政策层面很好地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他认为政府的作用不仅在于“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也不仅在于在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担当重要角色，还在于在发现、诱导和促进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在他提供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分折框架中有很好的分析。
当然，林毅夫的发展理论——新结构经济学还有待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从理论上说，一个基于新古典经济学静态比较优势分析逻辑来演绎和处理经济结构演变升级和经济收敛的动态过程，还需要做更多的基础性工作，希望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能有新的突破和成果，这毕竟是中国经济学家最有可能对世界经济学在理论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林毅夫（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全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
今天来参加《中国的奇迹》一书出版20周年研讨会，我内心有不少感受，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近代史上最幸运的一代。首先，我和在座诸位不是经济学家就是跟经济相关领域的工作者。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的显学，经济工作则是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领域，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工作得到社会最高的关注，最有可能影响社会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是中国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六七十年里，现在是最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时刻。尤其，改革开放以后这35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高达9.8%，在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根据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最新研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今年中国将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幸作为参与者见证了这一时刻，我们是鸦片战争以来最幸运的一代。
当然，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我们的人均收入还只不过是美国的四分之一，按照市场汇率来计算我们的人均收入也就是美国的八分之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追求的并不只是总量超过美国，还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过上幸福的、美好的、文明的、和谐的生活，人均收入水平也应该跟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目前和这个目标的距离相差还相当远，还需要克服国内国外的许多挑战才能实现。
从国内来讲，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现在确实遭遇到了大家常讲的“三期叠加”的问题，增长速度很难再像过去那样以平均每年9.8％的高速增长，一定会往下调，从高速增长变成中高速增长的换挡期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其次是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从一个农业社会进入到工业化社会，开始的时候收入水平低，可以利用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慢慢地资本积累了，必须走向知识、资本密集的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这就需要很多新学习、新思维。在开放的经济中遭遇到外部冲击，必须采取一些反周期的稳定措施，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这些措施让中国经济克服了外部冲击，但是也会有一些预计不到后果。这种三期叠加的挑战是过去不曾有过的，但是，我们作为中等发达国家，还有很多发展的机会。如何去克服各种矛盾挑战，抓住新的机会，这是未来发展的新问题。
从国外情况来讲，我们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跟外国经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程度比过去高了很多。中国经济的发展会影响世界的经济发展，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会反过来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发达国家从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后到现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复苏。美国的失业率固然降到6.3%，跟危机前同一水平，但劳动参与率少了3个百分点。如果把那个3个百分点作为失业加回去，分母变成分子，美国的失业率实际上是10%，甚至更高。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也还没有恢复到长期的3%，更何况一般危机之后它应该会有6%、7%的增长反弹，但到现在一直还没出现。欧洲经济很可能会第三次探底，日本的安倍经济学已经是强弩之末。欧美日的经济总量加起来占世界经济将近50%，我们未来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是不利的。其次，中国经济变成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国际经济、政治板块需要重组。在这个重组的过程当中，守成大国跟新兴大国之间的游戏规则要重新制定，会存在很多新的挑战。
所以说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里程碑是值得庆幸的，但是，继续前进会有许多新的矛盾、冲突、机遇，需要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和过去的知识分子一样把国家社会的发展作为自己的责任来思考这些问题。今天的会议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不仅讨论《中国的奇迹》这本书的成就，更重要的是讨论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遇到新挑战、新机遇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群策群力，贡献我们的力量。
就作为知识分子贡献力量而言，回顾过去的35年，在这本书的长序里我提到了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并不是按照主流理论所主张的方案来进行的。主流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这是有目共睹的，所以要转型。转型的方式应该是按照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休克疗法，一次性地消除各种扭曲，建立起市场制度。我们走的则是渐进的双轨制方式，当时理论界的普遍看法是渐进双轨所导致的经济，从体制到绩效会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糟。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用这种被主流理论认为是最糟的转型方式取得的却是稳定和持续的快速发展。少数几个在转型过程中达到相对稳定和高速增长的国家，也都是采取主流理论所认为最糟的渐进双轨的体制，包括越南、柬埔寨、毛里求斯。相反地，按照主流理论所认为最好的方法来转型的国家，普遍面临的是经济的崩溃、停滞、危机不断，从增长的绩效或从经济的稳定性来看都比转型前还差。
回顾二战以后200个左右发展中经济体，真正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是极端少数。序言里面我提到了，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变成高收入的只有两个经济体，一个是中国台湾，一个是韩国。能够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就有13个经济体，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其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收入陷阱或者是中等收入陷阱，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缩小，甚至还在扩大。
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有一个特性，跟转型一样，他们在追赶时期推行的政策从主流的理论来看是不正确的。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要赶上发达国家，必须劳动生产率水平赶上，劳动生产率水平要赶上，产业、技术的水平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充满着赶超的思想，主张由政府主导，推行进口替代战略去发展现代化的大产业。少数几个成功的东亚经济体，推行的则是出口导向战略，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业开始逐步发展经济。这种政策在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是永远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但它们赶上了。采取主流政策的国家则长期陷于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
反思起来，为什么按照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不能成功？我们都是在学界工作的，下述判断应该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就是一个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理论的前提条件。因为理论是讲因果关系的，是前提条件的因导致理论所探讨的果。
首先来讲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本身是不断在变的。为什么？因为发达国家的条件本身也是不断在变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现在所接受的主流理论在发达国家都不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拿到发展中国家来条件差异是不是更大？因此理论的适用性必然就越成问题。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根据主流理论来制定政策的经济体，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成功的例子。
这种情况下我们若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的现代化做贡献，固然不能够关起门来不了解世界，包括不能不了解国际上盛行的理论，但是我们倡导的政策建议若要真正有用，必须深入了解我们自己国家的现实。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本质跟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根据这种了解来形成我们的判断，了解它背后的因果，寻求自己的对策。关于这一点，我在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强调本土化、规范化。《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就是这种本土化、规范化的研究导向的一个具体体现。
上世纪80年代末，蔡昉、李周我们三个人开始研究中国在转型当中面临的一系列矛盾问题，包括通货膨胀等。本着对本土问题的分析，了解它背后的机制，提出自己的判断。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们假设所有的参与者都是理性的，包括政府最高领导、政府官员、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领导者、工人、农民等。研究他们在特定的限制条件下，要达到他所追求的目标，会作出怎样的选择。这样形成的判断，跟主流理论的判断经常相左，但是现在20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对中国发展态势的判断，我们的判断是比较接近事实的。比如说我们在《中国的奇迹》第一版里面做了一个预测，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会超过美国，现在实现了。我们对中国在转型中会有哪些问题、那些问题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以及这些问题如果要消除在什么条件下消除？回顾20年来中国总体的改革路径跟这本书里面的讨论也是基本一致的。
当然，《中国的奇迹》一书也仅是一家之言，包括后来在这本书的理论框架基础之上形成的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看法、对金融体制改革的看法，还有对发展经济学总体的看法也都只能说是一家之言。理论工作总体来讲都是“瞎子摸象”，我们比较幸运似乎是摸到了“象”的主要部分，把我们的理解写成了书，发表了不少论文，呈现在各位面前。但是我们的理解肯定不是现象的全部，所以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有这么多学界的朋友在这里，都是专家，都是理论研究者，我们希望听到各位的批评，听到这个理论、这个框架怎么样继续改进，甚至是希望各位能够提出更好的理论框架，把我们提出的理论框架替代掉。因为前面谈到，我们国家的发展、现代化目前又面临了一个关键的机遇和挑战期。一方面需要对问题、挑战有理性的思维；另一方面是要有理论来形成共识，凝聚社会的力量来贡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所以，如果说有更好的理论框架把我们的理论框架替代掉，这也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最后非常感谢蔡昉、李周二人，我们三个人从1988年开始合作研究，后来各自都很忙，但是基本上还都是沿着一个共同思路和抱负在做研究；也非常感谢各位学界的朋友在过去二十年的勉励切磋；更感谢陈昕20年前帮我们出了这本书，20年里不断地给我们鼓励、关怀；也感谢理论界、出版界的朋友对我们的帮助，谢谢！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