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秦颖专栏】虽然高先生健谈、风趣，但只要对着镜头，就紧张严肃，自我调侃不上照，几张下来，就不再配合了。较好的一张还是第一次，在听他神侃的过程中抓拍。我以为，这张照片在刻画高先生的性情上，虽不中，亦不远矣。
高健先生
知道高健这个名字并进而约他为我们译兰姆的《伊利亚随笔》，不全是慕名，因为高健先生并不是那种名震四方的翻译家，而是个刻苦、严谨、成绩斐然的“阵地翻译家”，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山西大学教书译书。一九九六年因策划一套“经典散文译丛”，四处寻觅译者，在翻看各家散文选本，细读译文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位叫高健者，译文典雅，风格多样。于是搜寻他的译作和论文。从《翻译新论》中读到高先生的《浅谈散文风格的可译性》及编者述评，对高健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知道他曾译有《英美散文六十家》等散文选本，而且，在英诗翻译上也颇有成就，译著有《圣安妮斯之夜》，《英诗探胜》等。赶紧写了一封约稿信，并将丛书计划一同寄上。
不久接到回信。虽然当时高先生手头稿约不少，仍对参译表示了兴趣，并对丛书“以专集为主体，适当收录选集”的提法表示出疑问。他认为，好的、全部优秀的散文专集太少，无论古今中外都不多。“现在出版界动不动提翻译全集的事，这一做法未必可取。”对开给他选译的书单，也十分的谨慎。“它们的难度都是很不小的……因而在找不到注释本的情况下，我是不敢贸然应承的。这些作家都素以渊博著称，做起文来，出经入史，希腊拉丁，旁及各种文物学科，因而翻译起来，绝不单单是语法词汇问题。向来读古书离不开注释。‘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可见读书人离开注释不行。翻译者又何能例外？”末了表示对所列书目以外的兰姆有兴趣尝试一下。
他提出选译。由于我后来的反复要求全译，还使得高先生颇有些生气，当然这是后话，是不是他觉得即使是像兰姆这样的大家，伊利亚全本也非偏偏都好？虽然与丛书的原则有些相违（已有中译本的推后，原则上不出选本），还是马上约请高先生做，并寄去合同。高先生不想签，因为“说话办事总喜欢给自己留点余地”。不知道为什么，从读高先生的译文，到向他约稿，我对高先生便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此事就这么定了下来，之后不再有信或电话，只是新年寄一张贺年卡。
一年多之后（一九九八年元月），忽然收到高先生来信，告诉我《伊利亚随笔》已基本翻译完了；还讲了翻译中的一些小插曲：好几个人几次上门以种种条件诱惑，想中途截走译稿；还告诉我译此书他投入了全部的心血，自认为是平生最好的一部译作，希望编辑时译文部分一切依其原样，一方面“那里处处有个与原文的贴合关系……另外那里面也确实充满着风格文体等多方面的问题”。认真严谨、重诺守信的高先生让我有了登门拜访的冲动，于是有了太原之行，一为聆教，二为取稿。
高先生年近古稀，头发花白，胖敦敦的，虽是慈眉善目，却也是有性格的人。聊起天来眉飞色舞，无所不谈，说起曾去英国做访问学者，却只待了短短的一段时间就打道回府了，因为“不习惯”；谈翻译，纵横捭阖，谈历史，中外古今，谈艺术，小提琴能让他感动得流泪，绘画可让他着迷，戏曲偏爱京剧，对西洋歌剧颇有微词……最妙的还是他的幽默，谈话中不时冒出警句般的妙语。聊天说到某公众名媛才华出众，美丽不凡，高先生听了不以为然，他随口冒出一句：“but beauty never escapes one，我怎么没发现！”其幽默可知。高先生的旧体诗词作得好，而且，特擅长写旧体爱情诗。高先生的这些修养，与其家世不无渊源。他家祖居天津，祖父外祖父均为前清翰林，小时颇受濡染，大学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后在情报总署工作了一段，后调太原大学，反右时落难，成家偏晚。由此我想到，大概正是这深厚的学养，幽默的天性，和较长时期的单身生活，使得高先生多少具备了常人不具备的译兰姆的那种优势，对兰姆的理解也会深一些。
据高先生称，他翻译散文是七八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误入歧途”的，在应邀译过几篇东西之后，便被追逼，不得脱身，越译越多，以至以译散文出名了。教翻译，搞翻译，也时常将自己的翻译心得写成论文。他却不称自己有什么理论，而只不过是自己的翻译观。他说，好的翻译具备了写作在一般情况下可能有的各种优点和长处；但是，翻译不具备写作的那种多方面的自由；翻译是语言的转化，其特点是保留内容，放弃（语言的）形式；在转化过程中，要遵守信、达、雅的标准；这三者之间的互相谦让与互相照顾是做好翻译的关键；所使用的方法是直译与意译相结合，以直译为主，两者时时处处不停地交错互换使用；认识把握语性是提高翻译质量，做好翻译的重要因素；应充分重视翻译语言的丰富、雅洁、厚重、自然、轻快等品质，扩大语言的吸收来源（如早期白话、隔代语言、不同时代的文言、方言土语等等），从而提高翻译语言的文化历史厚度；风格的有效传达是好的翻译的充分必要条件；最后，要有使自己的译文同样成为classic的气派与胆量。
天马行空谈了不少，最终落到了我们的正题兰姆。“我译兰姆用字偏古雅一些，句法用词都尽量保持其特有的风味。兰姆写作好用僻字，走十七世纪的路。有如贾岛、韩愈等爱用僻字一样，这是一种风格，如果将兰姆的译文译得稳妥平实，就不是他的风格了。翻译时，我使用文言的成分稍高，换了别的作家就不合适，但兰姆应该如此。译文的古怪是故意的，当然以整体的通顺为前提。希望不要把它熨平了。他毕竟是不同性格的怪癖作家，这也是他文章的妙处所在，比一般的顺畅文字要高出许多。如果译得文从字顺，就是另一种风格，不是兰姆了。我是把兰姆当成这一个。”“我被兰姆彻底的迷住了，从来译书没有像译兰姆这么投入，以致有时感觉不是译兰姆，而是自己在写作……我以为这么译兰姆虽败犹荣，是你给了我这么个机会，把我的生命中的感情调动了极致，带给了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年——一九九七年。”
太原短短的两天是在与高健先生忘情的交谈中谈去的。回穗后，我们又有不少的通信，每一次都在不断地加深对高先生的了解，丰满着高先生的形象。后来我发现，自五四以来，以个人的单独力量而完成的散文翻译的总量看，高先生可能是最多的了，收录编选他所译英美散文的各类选本不下五六十种，至于好评赞誉就多了。在编辑《伊利亚随笔》的过程中，我有意对照原文和十多年前的一个选译本，发现高的译本在对兰姆风格的表现上，特别在幽默的把握上，在古雅文情的表达上，在对于字词纤毫分明的感觉上，在亦步亦趋紧跟原文句法以保持原文风格上，等等，都有较好的表现。如果要用一句话描述高先生给我的印象，也许可以这么说：风趣，博洽，通达，小有怪癖的性情中人。
许多年后的2006年10月，去太原大学参加一个传记文学的研讨会，再次拜访了高健先生。这时候，我已经不在编辑一线了，见面只是泛泛叙旧。高先生没多大变化，临走那天早晨，高先生早早来到宾馆，送来了他的翻译文集《翻译与鉴赏》，说是刚刚收到的出版社寄来的样书。这一册约30万言的论著，收录了他近20年的翻译文论，分理论建设、专题研究、名作欣赏、序跋拾零四集。近半的文字我之前都拜读过。这本书，让我更全面地了认识了高先生。
虽然高先生健谈、风趣，但只要对着镜头，就紧张严肃，自我调侃不上照，几张下来，就不再配合了。较好的一张还是第一次，在听他神侃的过程中抓拍。我以为，这张照片在刻画高先生的性情上，虽不中，亦不远矣。
高先生的译文，有人称为国内英文散文翻译第一家。从翻译的量和质综合地看，他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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