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世界的变化和向多党制的过渡，引领了土耳其出版业的转型。英语作为一种能在全世界行之有效的沟通方式代替了法语，“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进入了土耳其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难以预料的影响。
来源：中国编辑 作者：法里·阿拉尔
2014年8月底在北京举行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备受业界瞩目。本次博览会的主宾国是土耳其。作为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国家，土耳其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土耳其还产生了如帕穆克这样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但我们对这样一个国家的出版业，其实了解得并不多。为此，本刊（《中国编辑》）特别约请到土耳其出版协会副主席、伊斯坦布尔比尔基大学出版社总编法里·阿拉尔（Fahri Aral）的这篇文章，以飨读者。阿拉尔先生是土耳其著名出版家，经历过三次政变，两度入狱，致力于中土文化出版交流与合作多年，曾主持出版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土耳其语版，撰文研究康有为的《突厥游记》，并在此次博览会上组织相关展览。
由于最近一些发展，土耳其学术出版现今面临诸多问题。但在提及这些问题之前，我想先谈谈有关土耳其出版业历史的概况。
一、土耳其出版业历史
土耳其的出版业起源于奥斯曼时代，远远早于土耳其共和国的建立，但相较于很多东西方国家而言，似乎仍是晚了许多。土耳其的出版业深受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成果的影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729年，土耳其的第一家出版社才得以设立，这推迟了书籍和相似的材料在人群之中的传播。随着“坦齐马特”的进行（一次意为“改组”或“重整”的改革运动）和西方国家之间越来越多的联系为土耳其语和其他语言的互动铺平了道路，有助于将土耳其人民介绍给其他的文明。
与此同时，在19世纪早期，土耳其设立了“译院”来培训官员和那些希望参与奥斯曼帝国对外关系事务的人。“译院”相当于一种媒介，将法语和其他语言引入奥斯曼帝国公共生活。一些接受过院里教育的作家之后为出版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是，直到19世纪的下半叶，土耳其出版业都毫无任何制度化的迹象。在西方化的进程中，从宗教机构训练到当代的印刷学知识分子的变化催生了大量阅读书籍、报纸和其他材料的需求。
在这期间，法语成为最有影响力及最被广泛使用的外语，它同时起到了传播文化的作用。许多城市，最先是伊斯坦布尔，出版了许多法语的报纸和杂志。这段时期另一项重要的发展就是国王苏丹在1831年下令发行第一份官方报纸Takvim-i Vekayi。但是，即使是这份官方报纸也是由一家法国出版商发行的。
当时，国家颁布了新的律法来规范出版业，这些律法都受到了法国律法的启发。其中的一些律法规范了印刷厂，另一些则囊括了禁止出版政治性读物的规定。1908年7月23日，随着第二次君主立宪制的建立，奥斯曼帝国的出版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有200多份报纸杂志出版，书籍的数量也在增多。
与此同时，由法语翻译而来的著作也有大幅增长，以诗歌、戏剧和小说为主，也有为数不多的关于医学、工程和社科的书籍。尽管如此，在奥斯曼帝国辽阔的土地之上，书籍的数量也没有超过3 000本。直到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时，书籍的数量才超过了22 000本。
土耳其共和国面临这样一项挑战，即在奥斯曼帝国覆灭之后调动所有机构来重建国家和社会。值得注意的是，教育界遭到严重的破坏。在1 200万到1 300万人中，只有100万人识字。在这些识字的人之中，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不超过10万人。共和国建立之后，手稿从阿拉伯语到拉丁语的转变导致了出版业发展停滞不前。根据1928年有关采用土耳其字母的法律，所有的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必须用新的拉丁语出版。在过渡时期，国家在出版业的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对于未来土耳其学术出版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使得出版业无法独立、自由地发展。
尽管如此，除了国有出版公司，随着私人出版商进入行业，出版业有了一丝复苏的迹象。但是，为了呼应帝国时期的做法，共和国同样诉诸新的出版法来压制自由、独立的出版活动。在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上，建立共和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时期是一党执政时代，在这段时期中，压制的行为一直被贯彻执行。
1933年起，土耳其出版业变得更为统一。在此期间，土耳其出版业有非常重大的发展，特别是学术出版方面。逃离了纳粹恐怖的德国教授凭借他们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法律方面的著作及学术期刊填补了学术出版中一个非常重大的空白。同时，国家发起了一个项目，旨在将东西方经典译成土耳其语加以出版。
战后世界的变化和向多党制的过渡，引领了土耳其出版业的转型。英语作为一种能在全世界行之有效的沟通方式代替了法语，“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进入了土耳其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难以预料的影响。 尽管针对普通大众的读物在增加，但是相对于共和国初期，社科类读物却遭受冷遇，20世纪50年代大学的出版物还少于一党制时代的数量。
随着1960年5月27日军事政变而生效的1961年宪法，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土耳其的社会变革加速推进。这些年为争取权利而进行的奋斗继续进行，各种专题论文、社会结构分析及原创性研究成果得以出版，数量越来越多。
1934年至1960年，社科类的著作有16 496本，而1960年至1970年，仅仅这个数字就上升到17 999本。如果再算上小说和非小说读物，我们就能很容易地明白土耳其自由出版的意义了。有一些出版商独立于大学和国有机构之外，专营社科和人文学科类读物，获得了和西方相同机构相似的地位。
但是，尽管有了早些年的发展，1971年3月12日的军事政变仍然重创了出版行业。迫于军事戒严令，书籍被收缴，杂志被当局勒令取缔。作家、译者和出版商都被逮捕。随着1973年戒严令的终止和大选的举行，土耳其出版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虽然只有有限的禁书令，但对一些书籍取缔和对人员的拘捕仍在持续。
1980年9月12日发生了另一场军事政变。这些年间，出版行业受到非常不利的影响，“书”变成了危险的对象。军政府起草的宪法仍旧有效，阻碍了社会在一个民主的环境中发展，也阻碍了人们享有人权和自由，包括思想自由。
尽管如此，接下来的几年间仍有许多意义重大的发展。最值得一提的是，出版行业具备了专业的组织架构，协助创造了一种可以帮助其繁荣发展的环境。许多出版社开始出版一些专业领域的书籍，范围从小说到社科类图书。社科书籍的出版社数量不断增多，引起社科领域的书籍数量大幅增加。军政府造成的恐怖气氛逐渐散去，越来越多的人出于对权利的捍卫和民主的诉求，以及申请加入欧盟程序的展开，这些因素都对社科书籍需求的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土耳其的学术出版
土耳其的学术出版史开始于Darülfünun（在旧土耳其语中意为“大学”）的创办。尽管大学在奥斯曼帝国时代随着坦齐马特运动而设立，正规的学术出版却是直到20世纪早期才刚刚起步。在这段时期，没有非常正经的出版物，只有一些教科书。Darülfünun最重要的出版物是一些学术期刊和化学、物理、数学、地理方面的课本。
共和国时代见证了大学的一些重要变化。Darülfünun关闭后，伊斯坦布尔大学取而代之。为了确保科学和管理的自治，一些措施被予以推行，但还远远不够。为了替代从大学中被清理出去的讲师，学校请了一些有声望的教授和那些逃离德国纳粹统治的专家。作为这些教授合同中义务的一部分，他们需要“出版教科书”，这点使得学术出版物的数量增加。同时，伊斯坦布尔大学新的院系和机构也有助于学术出版方面的发展。
尽管如此，由于缺乏真正的科学自治，独立、自由的学术出版氛围的出现受到阻碍。共和国时代早期，学术出版大都仅限于教科书。但是，特别是历史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却有着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撰写的论文，这点与共和国想要塑造的新形象相吻合。另外，那些想要进行独立研究的教授都遭到解雇，他们的出版物也被禁发。
20世纪60年代，许多大学通过发表博士论文、专题论文、学术研究及翻译国际知名学者专家作品来填补学术读物的空白。然而，直到最近，这些作品也没能在市场中销售，因为他们由国有大学出版，受限于一种极端的官僚政治环境。这些书籍陈列在大学的走廊里，无法接触学术世界外的一般读者和知识分子。而且由于广泛的压制，很多著作无法反映自由、独立的科学思想。
同样的意识依旧在国家出版活动中占有支配地位，学术出版在很多大学都沦于次席，但我们的学校、一些私人大学和有限的国有大学除外。
三、土耳其学术出版的前景
14年前，当我们创办伊斯坦布尔比尔基大学出版社时，我们遵循西方大学（诸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先例，依照某些原则来发展我们的出版活动。我们作为先驱，在土耳其学术出版业中将这些原则制度化。
我想再重申一下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的确，学术出版是一种非盈利的出版形式。但是承认这个事实不应阻碍我们给自己设立目标。例如，每家大学出版社都必须寻求在偿付自己的支出的同时不至于在残酷的市场环境中迷失自我、丢失民主独立的姿态。但是，对于商业化的事实，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让我们来听听哈佛大学出版社人文科学部的编辑Lindsay Waters是怎么说的。当Waters提到“门口的野蛮人”时，她批评了我们“在随着大学的企业化之时，倾向于变得顺从，我们把庙宇留给了高利贷者，使得报刊书籍变得空洞世俗。”Waters说道，高等教育的商业化阻碍了人文学科的创新趋势。结果是，基本的科学变成了有经济利益可图的应用科学。尽管出版物数量众多，但是这些领域书籍的质量却令人堪忧。
在我们分析大学和市场的关系在何等程度上交织在一起时，并不难发现市场企图利用学术研究牟利的期望的背后是什么。坦率地说，如果这些关系是由市场突发奇想（the whims of the market）所决定的，那么人类花费几个世纪保护和防卫的“知识”将会变质。“知识”就会像别的所有东西一样，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 我们也的确看到了一些这样的例子。当毫无保护的大学被推向市场机器之时，其独立的地位就会被剥夺。这个过程将会危害到学术出版。
那么，作为学术出版商，我们必须对抗这种趋势，探讨如何捍卫我们的自由和重要的地位。
四、与中国出版商一起开创新时代
在2014年8月27日举行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土耳其作为贵宾出席一系列的活动。这将开启两国出版业之间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合作。
作为伊斯坦布尔比尔基大学出版社，我们也将举办一次展览，是有关在1908年宪法颁布后，中国改革家、思想家康有为访问伊斯坦布尔时的印象展。我了解康有为在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尽管我对他的某些观点并不是很赞同，但是他对当时的奥斯曼社会的观察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在那个时代，在生活于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不远千里找寻完全不同政体之间的共同点，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人尊敬的事。我们通过当时的图片和明信片，将他的思想、观察和拜访场所展出。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现今的土耳其出版业更具规模，这从出版业的一些数据中就能清晰地看出。比如，根据ISBN的记录，出版商从2000年的844个增加到2013年的1 732个。与此同时，出版物的数量从2000年的12 850个提升到2013年的47 352个。这些数字涵盖了所有的出版物，包括磁带和电子书。按题材分类，社会科学书籍从2007年的5 439本上升到2012年的42 626本。当然，这其中包括教科书和类似的材料。与此同时，小说数量从3 461本上升到14 726本；技术与工程类书籍从1 246本上升到2 104本（2011年曾经达到过2 654本）；历史、地理类书籍从1 148本上升到2 867本；宗教类书籍从988本上升到2 826本；哲学、心理学类书籍从519本上升到1 933本。这些经过ISBN的证实的、可从土耳其文化部获得的数据，说明土耳其出版业总体上呈上升趋势。
另外，出版界的一些专业组织协会将更多地介入行业问题中，包括表达自由、知识产权、行业制度化以及出版业的开放性伤口（an open wound in the sector ）——盗版书，等等。
在一个名为TEDA（土耳其翻译出版补贴项目）的政府项目框架内，有800本书被翻译成54种语言，在57个国家出版。我相信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我们会和中国的出版社建立联系并为合作项目采取行动。
此外，特别是在学术出版领域，我们期望拓展和深化与中国出版社的关系。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代表李广良先生出席伊斯坦布尔国际书展，我们就参与合作出版活动达成共识，并将在未来的对话中探讨更多细节。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第二届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或许我们可以在此发起一次合作倡议。此外，我们两所大学之间的合作可以拓展到其他领域。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坚信我们在学术出版方面的合作是首要的，因为这点有助于我们两国相互了解更多有关两国社会历史、知识生活、社会结构和传统方面的信息。
事实上，中国人民和土耳其人民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但那时中国社会的信仰体系、社会结构、传统等和土耳其社会有着天壤之别。一方面，那时的中国社会稳固、具有系统的信仰体系、发达的哲学和艺术文化，由王朝统治。另一方面，那时的土耳其是游牧民族，有着不同的信仰体系和社会结构。
但是，几个世纪之后，情况发生变化。当中国社会在其领土上建立了当时最为重要的文明时，土耳其人正迁往西方，在安纳托利亚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抛弃了中亚地区不同的社会。这片土地上居住着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生活方式、习俗和传统。那时，土耳其和中国的关系自然是通过丝绸之路持续着，两国并没有很多的文化互动，两个具有不同社会结构和信仰体系的社会之间没能建起一座文化桥梁。直到最近两国的文化关系也非常有限。
我不是很了解中国社会的新一代，我的例子源于我自己的同代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土耳其的几代人在谈及中国哲学和些许道家学说时只知道孔子和老子。我们没能有机会在浩瀚的中国哲学之海里遨游，更不必说领略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学。很可惜，我们只能从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小说里了解中国社会。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时代，可以让两个国家在学术出版领域靠得更近。土耳其被选作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贵宾，这点就是达成这一目标的重要一步。
（作者单位：土耳其出版协会、伊斯坦布尔比尔基大学出版社）
（译者：王忆雪，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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