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更有号称说每个生产队都要有自己的“李白”。如此荒唐可笑的“文学盛况”，或许生长在如今自由、残酷、而充满物质理性年代中的我们无法想象，但谁也不可否认，这确就是那个年代。
乔叶（左二）在中俄文学论坛上
乔叶，河南省修武县人，中国作家协会员。河南作协副主席。199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散文集《孤独的纸灯笼》《坐在我的左边》《自己的观音》等，小说《我是真的热爱你》、《我承认我最怕天黑》等。曾获首届河南省文学奖及第三届河南省文学艺术成果奖青年鼓励奖，庄重文学奖、北京文学奖等奖项。2010年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以及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在中俄文学论坛上，乔叶的演讲延续邱华栋的主题，讨论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和社会地位。从上世纪的“新民歌运动”中的荒诞场景到如今对众多新媒体共存形式下文学新形势、新势头的期待，从文学的边缘化到文学是否面临死亡的问题……环环相扣，又缓缓深入地讲出了她对中国及俄罗斯文学在社会中地位的看法、理解及期待。以下是她的演讲内容：
先说文学边缘化，文学本来就应该边缘化，我觉得这真是再正常不过了。边缘就是文学的位置。
新中国自从成立以来，有过几次规模盛大的文学时代，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作家成为了社会的代言人，站在了文化舞台的最中央。而在此之前，甚至有过全民文学的时代，比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全国上下大兴一时的“新民歌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人、以及原有的知识分子，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文学创作中。厂矿工人在写诗、军营战士在写诗，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在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有诗赛，以至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诗写在街头上、刻在石碑上、贴在车间、工地和高炉上。诗传单在全国飞舞……据统计，河南省当时有创作组三万多个，创作量达到几百上千万首。仅许昌一个区，光有组织的业余作者就有五万七千多人。河北省委曾发起1000万首民歌收集计划，结果被保定一个地区全包了。山西省提出一年要产生30玩个“李有才”，30万个“郭兰英”。“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更有号称没个生产队都要有自己的“李白”。整个中国，到处是万诗乡和百万首诗的地区，中国成了诗的国家，到处都是诗的海洋。那种疯狂简直不可想象，但细想起来，这种场景不荒诞不可怕吗？
我们河南作协主席李佩甫老师说过，文字作为人类精神语言的外壳，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先导、是标尺、是人类社会透视力和想象力的极限。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的文学，应该体现的是人类想象力及精神生活的高度和极限。所以我想，这就注定了有质量的文学创作必然是孤独的，他要么走在众人的前面，是先锋、是先知、是先行。要么走在众人的后面，观察、思考、探究。就艺术特性而言，文学就应该边缘。我觉得写作者如果想自己能像影视明星或者达官显贵一样，被人们置身于社会生活的焦虑之中，这种想法本来就是有问题的。作为一项慢工出细活的精神事业，边缘，本来就是文学最合适的位置。
那就谈到第二个问题，作为边缘者，写作者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质量到底如何？是否就该穷困潦倒？就该穷酸苦寒？我是个小说家，以我所见，其实很多优秀的小说家都生活得很不错，都有着相当的尊严和体面。而之所以如此，恰恰得益于我们多媒体共存的这是时代。媒体平台的更新在大时间的概念里，其实是一件平常事，比如报纸来了、电视来了、电影来了、网络来了……他们是刀子吗？是。但说到底刀子不过是个工具而已，如果你用了好刀子，它可以为你杀鸡宰羊，让你丰衣足食。所以，网络发表、电子出版、有声读物等等，所有的新媒体来临都是挑战，也都是机遇。当年电视刚刚兴盛，很多小说家说：电视剧画面感这么好，直管、刺激、诱惑，戏剧感那么强，以后谁还看小说？但后来事实证明，这恰恰是小说的另一条通道。几乎所有优秀的影视作品都是以优秀的原创小说为母体的，而因为影视，小说作品可以再度传播，发行量会增大，影视作品改编的费用更是远远高于一般的版税和稿酬。
再说到文学的生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样认为文学是不会死的。他最多不过是换个形式在活。我坚信，在并不遥远的未来，纸质书可能会消失，文学杂志可能会消失，报纸副刊可能会消失，但文学不会消失，它会活在网络上、活在电子书里、活在手机阅读里……因为文学是人学。所以只要有人在，文学就在。文学就活在我们的血液里。优秀的文学作品否认和抵抗着生命的单调和浅薄，增强了我们生命的高度、宽度和厚度，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丰富、柔软、多样，从而体验到更有意味的人生。在遥远的秦汉唐宋元明清，写作没有任何收入的时候，李白、杜甫、曹雪芹等用生命写出了自己的作品。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现在和将来，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更高质高量，文学所获得的呈现和回报也会更加精彩和丰厚，文学怎么会消失呢？怎么会死呢？作为写作者，坚持这种信念是基本的。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尽力地写出更好的作品，这就够了。
至于对当下文学创作的看法，狄更斯先生曾说过：“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在我看来，我很像一个选择题，而一个写作者的信念如何，力量如何，就看你站在哪一边——当然也不是一个单项选择题，而是一个多项选择。我同意“中国作家遇到了文学生长的时代”的说法，中国的现状波澜壮阔、丰富驳杂，潜藏着文书的文学财富，可供作家去尽情挖掘。如果写作者总在幻想写作的完美时代，那是一种无能的逃避。就俄罗斯的历史而言，我觉得很多伟大的作家都做出了杰出的范本，值得我们永久学习和致敬。
俄罗斯和中国在文学历史上，有相似之处。去年我去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作家朋友们在一起座谈过几次，听他们谈儿童文学问题、散文问题、诗歌问题、小说问题，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市场问题、收入问题。当然我也非常理解俄罗斯作家朋友们的困惑，困惑来自于困境。前面谈到了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以我粗浅的了解，我觉得俄罗斯的知识产权尤其是网络创作方面的知识产权，似乎更为严峻，很多作家的作品在网络上没有任何收益，影视改编权的附加值也很有限。不过，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困境一定会得到缓解乃至解决。我很期待，并抱以诚挚的祝福，谢谢。
（本文整理及编辑：李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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