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是陈寅恪研究的大年，这一年陈怀宇、张求会、刘经富等学者出版了有关陈寅恪的专著，而陆键东、胡文辉则将其旧作增订再版，《陈寅恪研究》第一辑《反思与展望》也正式出版。今年，《陈寅恪研究》第二辑将与读者见面，现将其中两篇作品剧透给关心陈寅恪研究的朋友。
一
2013年是陈寅恪研究的大年，这一年陈怀宇、张求会、刘经富等学者出版了有关陈寅恪的专著，而陆键东、胡文辉则将其旧作增订再版，而这一年《陈寅恪研究》第一辑《反思与展望》也正式出版，主要以总结为主，收录了余英时、汪荣祖等十余位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此次出版的第二辑，披露了许多关于陈寅恪的新资料，由此也衍生出了许多新问题。预示了陈寅恪研究无限宽广的未来。
从新资料而言，首推郭长城先生的《陈寅恪抗日时期文物编年事辑》，郭长城1980年代曾有机缘一睹陈寅恪在1949年寄到台湾的若干物件，当时便拍下了许多照片，比如陈寅恪1937年使用的名片、1938年和1939年清华大学给陈寅恪的聘书、1940年史语所给陈寅恪的聘书等等，这些资料弥足珍贵，足以证明时代变幻之际陈寅恪有意来台。
而另外陈寅恪的佚信，郭长城的文章也披露了几封，比如1940年陈寅恪致夫人唐篔的信、陈寅恪致萧公权的信等。而专研陈寅恪家族史的刘经富则从公开出版的书籍中钩沉出两封陈寅恪的佚信，一封为陈寅恪致郑天挺，一封为陈寅恪致马世良，而刘经富在《文史》杂志上也披露了陈寅恪致史语所傅斯年、杨樾亭的六十封信，这些书信蕴含的历史信息极其丰富，不仅可以管窥陈寅恪的治学路径，也可以观察这位学者平时的生活细节。
而另外关于陈寅恪1950年代《论再生缘》所引发的的风波，近些年也有若干新史料披露，相关情况余英时先生的《陈寅恪研究的反思与展望》和徐庆全《论〈再生缘〉出版风波》（均刊登于《陈寅恪研究》第一辑）两文最为详尽，宗亮在此基础之上发表了《<论再生缘>何时流出海外》一文，指出之前的众多学者均认为章士钊将《论再生缘》带到香港，才有后来的海外出版风波，但是从胡适和杨联陞的通信可以看出，在章士钊赴港之前，远在美国的杨联陞便已经读到了《论再生缘》，更何况杨联陞读到的时间，还晚于台湾获得《论再生缘》油印本的时间，至少证实了章士钊并非将《论再生缘》带到香港的“第一人”。而胡文辉先生随后发表文章，支持宗亮的观点，认为无论章士钊1956年春季有没有去过香港，他也只在6月29日之后拜访过陈寅恪一次，他将《论再生缘》带去香港，当然也只能在此之后。
二
有关陈寅恪晚年诗的解读问题，自余英时先生发起肇始，研究者众，胡文辉后来居上，得总其成，撰成《陈寅恪诗笺释》，随后在2013年推出增订本，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订正举要》一文中列举了多处增订部分，如1946年北朝“金瓯再缺河南地”句，诗中“河南地”，当系暗用典实，指黄河以南河套地区，为汉朝与匈奴反复相争之地，屡见于《史记》的《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胡文辉进而指出隋代明余庆诗《从军行》中“会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亦用此典，陈诗此处借指中共势力由西北向中原渗透。
而在胡文辉推出《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前后，谢泳重读陈寅恪晚年诗，在《东方早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接连发表文章，对陈寅恪晚年诗重新解读，谢泳解陈诗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将陈诗与当时的政局联系得更加紧密，同时钩沉索引，指出陈诗中“周三”暗指“周恩来”，“梅兰芳”暗指“冯友兰”，而“讵公漫诩飞腾笔”中的“讵公”前人多认为指的是毛泽东，但谢泳从“飞腾”着眼，指出“飞腾”不是偶用习语，而是有意暗指冯友兰诗“乘风无限飞腾意”，而“讵公”前人曾指出典出处李贺杂言古诗《高轩过》，原句是“云是东京才子，文章讵公”，而“东京才子”中“东京”是开封旧称，开封原为河南省会，此处代指河南，李贺是河南人，冯友兰也是河南人，因此“讵公”应该指的是冯友兰。
除胡文辉、谢泳解陈诗颇有成就之外，李海默也多有创获，尤其对于陈诗中“梅花亭畔吊朝云”句有独到见解，除此之外李海默曾就胡、谢的文章做出补说，胡文辉指出，陈寅恪在1945年新历七夕“恩怨琼箫镜未亏”诗之“琼箫”为“琼超”，典出《搜神记》，而李海默则注意到，陈寅恪的夫人唐篔的祖上唐景崧的别号“南注生”，也典出《搜神记》中所谓“南斗注生，北斗注死”，为陈寅恪与唐篔的因缘，又添一番佳话。
笔者亦曾发表文章解读陈寅恪晚年诗，比如陈寅恪在1945年所写的《答龙榆生》一诗，多年来被看做应酬文字而被笺释者忽略，诗云：“难同夷惠论通介，绝异韩苏感谪迁。珍重盖头茅一把，西天不住住南天。”胡文辉认为此诗的最后一句乃是陈寅恪自谓没有出走欧美而居留南国，姜伯勤对于“西天不住住南天”句的观点和胡文辉一致，更指出陈寅恪此句在于宣誓不去异邦的决心。但胡文辉和姜伯勤都忽视了陈寅恪1954年的三项重要的行动，其一便是拒绝去中国社科院任职，其二为完成《论再生缘》，第三为动笔写《柳如是别传》，而且这三件事都是在1954年年初，此诗创作也在同一时期。有了上述的铺陈，“西天不住住南天”一句就很容易解释，此诗句句着眼当下，西天很明显代指陈寅恪不愿意去的北京，而西天更有阴间和极乐世界双重含义，陈以“极乐世界”之意掩盖了“阴间”之原意，乃是余英时先生所谓“暗码”是也。
三
而在陈寅恪研究中长期缺席的，是对陈寅恪周遭人物的考察，尤其是一些至今依然声名不显的“小人物”，比如陈寅恪与契丹文学者厉鼎煃之间的关系，虽然有刘凤翥先生专文探讨，但是厉鼎煃其人，依然不为人所知。再如史语所图书馆管理员杨樾亭，虽然和陈寅恪来往密切，但是其人资料也不多，这些围绕在陈寅恪周围却隐没在历史之中的“失踪者”，值得仔细考察。
而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即便是与陈寅恪曾产生过交集的声名显赫的学者，他们与陈寅恪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甚至一些细节没有得到注意，就拿陈垣举例，陈垣的后人陈智超在各类著作中强调陈垣和陈寅恪关系甚笃，但是从目前来看1949年之后陈
垣与陈寅恪没有直接来往。陈智超在著作中也透露，1949年之后陈垣得知陈寅恪的情况，大部分都来自于洗玉清。另外已故学者张晖生前曾经披露了陈寅恪致龙榆生的一些信札，时在1950年代，陈寅恪宁愿和“汉奸”龙榆生往来唱和，却没有写过一封信给陈垣。
就此来看，宋希於的一些文章颇为不同，宋专门就陈寅恪与曾昭燏之间的关系加以考察，指出陈寅恪与曾昭燏并非仅仅是“论交三世”的关系，而且陈寅恪是曾昭燏的表哥。同时宋又运用新资料探讨了康生与陈寅恪之间的关系，认为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认为康生用《论再生缘》涉及“征东”这种理由来否决《论再生缘》的出版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观点是靠不住的，宋进而指出，陆键东关于康生否定《论再生缘》两条理由的叙述，基本是来源于黄秋耘的回忆文章《陈寅恪先生的几首旧体诗》，值得仔细考察，而康生在五十年代初期便曾经仔细读过陈寅恪的著作，还曾经和赵万里通信讨论。
四
当然即便没有新资料的披露，陈寅恪“虚经腐史”般迂曲的表达方式，给后人留下了无数遐想的空间，比如陈寅恪在为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所写的两篇著名的审查报告中，提出了许多至今为后世学者所引用讨论的一些概念，其中最著名的两条便是“了解之同情”与“不古不今之学”，近年来围绕着这两个概念，桑兵、罗志田、王震邦等学者皆有论述，当然这两个概念还有陈寅恪这两篇著名的审查报告，都还有讨论的余地。从这两篇审查报告中既可以看出陈寅恪对当时冯友兰及其学问的看法，也可以看出陈寅恪自己的治学理路，同时对于认识陈寅恪之于时代学术潮流的看法不无裨益。
陈寅恪之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看似句句表扬，实则暗含讥讽，陈寅恪在审查报告中提出：“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陈寅恪此语，实为皮里阳秋，因为冯友兰在绪论中提出写哲学史时在“分析史料之后”，“必继之以综合工作，取此片段的史料，运以想像之力，使连为一串”，但是冯友兰随后提出：“然既运用想像，即搀入主观分子，其所叙述，即难尽合于客观的历史”，显然陈寅恪所提出的方法论，是讽刺冯友兰“难尽合于客观的历史”，乃是“以冯解冯”。
在此之外，赵刚的长文《抵抗道德机会主义：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激进背景下的陈寅恪“光宣全盛论”》也颇值得注意，此文初稿名为《捍卫道德底线》，定稿改为《抵抗道德机会主义》，文中主要探讨了陈寅恪的遗民观点，为此赵刚专门辟了一节讨论陈寅恪与王国维之间的歧异，同时梳理了陈寅恪提出“光宣全盛论”的时代背景以及他和当时同道的一些议论，赵刚尤其强调，陈寅恪在二三十年代曾以“上狡下愚”概括当时的道德现状，对此颇为忧心，同时在激进的浪潮之下对于道德机会主义浊流，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当然陈寅恪无论是著作还是生平，未来值得挖掘的内容还有很多，汪荣祖在为王震邦的《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所写的序言中曾经感慨：“然陈寅恪著作是否皆是‘夫子自道’的借题发挥，或者是自我压抑的宣泄和表白，或陈先生的史论皆有政论，尚有推敲之余地。”这番感慨也为陈寅恪研究的未来，揭示了无限可能的前景。
（本文为《陈寅恪研究》第二辑导言，原标题为《新史料与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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