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 四川资中人，生于1974年12月10日，1996年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2012年在四川大学获得世界史硕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候选人。
“复原历史依靠情景模拟能力和诚实”
晶报：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治中国现代史，很多材料都还看不到，怎么办？
刘：这话是一种广告，反映了学术无产阶级渴望讨好潜在客户（外行）的心理。同时也证明：大众时代的读者对自己的判断能力一点信心都没有，只能寄希望于商标保证质量了。至少在涉及历史的问题上，我敢保证：他们只会失望。
余英时先生认为，复原历史其实是一种小说家的想象力。我自己认为：这是一种军师的能力。你必须明白：你没有充分的情报，许多情报是假的；但你必须马上做出决断，这些决断可能害死自己。自古以来，所有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运用这种决断。他们主要依靠对当事人性格和历史行为模式的粗略了解，就能预测他们隐秘的行动和未来的举措，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应对措施。人类仍然存在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些判断准确率颇高，虽然不可能完全正确。一般而言，学术研究的平均准确率不如普通人的判断。据我所知，二十世纪最好的历史学家是一个籍籍无名的人。他因为碰巧是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祖父，才留下了一点痕迹。除了王国维，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表现出同样的判断力。我一直把他当做偶像来崇拜。
材料与准确率并不成正比，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情景模拟能力和诚实。有些人能够依靠较少材料，做出相当准确的判断。另一些人恰好相反。如果对人对事的失误率极高，就是情景模拟能力低劣的铁证。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没有人能拯救他。例如：段祺瑞就是这种人。张作霖反而不是。
“我正在写《英格兰宪法溯源》”
晶报：你最推崇的学者是哪位？
刘：斯宾格勒，理由如前。他有良好的情景模拟能力，尽管他的错误甚多。这里必须说明，错误少不是要点。一位从不犯错的经济学家基本可以视为废人，一位成功企业家肯定比失败的同行错误更多。诸葛亮的隆中对就是大错特错，但没有这项模拟，刘备连失败的机会都没有。
晶报：你的研究有没有一个主线，有没有一个研究领域让你特别着迷？未来五年的计划是什么？
刘：宪法作为文明的体质，有其生长衰亡的轨迹。轨迹也会反映文明本身的独特性。我正在写《英格兰宪法溯源》。此书的第一卷应该和《安·兰德传》、《亨利八世》差不多时间出版。明年预定出版《从华夏到中国》和冈仓天心的《东洋的理想》，发行集刊《新民评论》。
人更有失风度，你就是输家。我们浸淫于野蛮的二十世纪斗争文化，习惯于明确、夸张、恶毒地攻击敌人。如果我们从字面意义理解前人，就会犯下最荒谬的错误。加里波第说某人“慷慨恢弘”，意思差不多等于托洛茨基说某人“罪不可赦”。两者描述的现象是一样的：“某人是我原先的战友，由于政治而非私人的原因而反目成仇。我对他本人并不反感，但一定毁灭他的事业。” 真正的贵族托克维尔其实对群众时代的原子化极为恐惧，但他相信大势已定、逃避无益；因此他对理性认同、感情陌生的新时代用尽了廷臣的恭维，这种客套绝不会用在“像自己一样可靠”的老朋友身上。恭维背后，他是想尽可能礼貌地发出警告：“末人”的自私将会普遍降低文明的素质。群众平等的洪水过后，只剩下官僚平庸专制的淤泥。
我接触雷海宗的《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在2002年前后。简单地说，雷海宗是斯宾格勒在中国的真正继承人。他们和主流的差别不在技术上，而在格局上。这种分歧不是更加精确的实证研究所能解决的。从根本上讲，以文明兴亡为对象的思辨和以历史事实为对象的实证是两种东西。后者的主要用途在于为前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材料；但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就没有什么意义。博雅教育的消亡和学术无产阶级的兴起势必导致前者的没落，本身就是文明由盛转衰的征兆之一。中国的博雅教育早已灭亡，目前正在笨拙而混乱地试图建立学术无产者的流水作业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的博雅教育传统也在缓慢但确定地衰退。实证研究和技术创新的繁荣经常掩盖了这一点，正如果实在树叶发黄的时代最为甘甜。托克维尔是群众时代的最后一位贵族。斯宾格勒是战国时代的最后一位春秋思想家。雷海宗是抛在石田上的一颗种子，只有祖先、没有后裔。在我心目中，我也是意外出现的异乡异客。我将漂流瓶投入大海，自己知道瓶中的文字确有意义；却不能肯定漂流瓶会归向何处，更不知道（假如存在的）读者能否理解这种语言。
“路径决定命运，而不是能力”
晶报：翻译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还有更大的翻译计划吗？
刘：我觉得自己象清末民初的译者，例如严复；或是魏晋南北朝的译者，例如谢灵运；分享了创造历史的过程。因为为汉语文化圈引进了一种完全陌生的文化解释体系。同时我也感到：这种新成分最容易遭到扭曲、边缘化、望文生义的中国化解释。中国人的哲学传统和法律体系跟欧洲大陆的亲和力较大；因而历来引进的西学都是这个传统，并非偶然。经验主义产生的盎格鲁保守主义、习俗和前例产生的判例法系统，都是中国人难以把握的东西；他们总是用绝对理性和普遍价值去误解这些概念。
严复当年的命运就是这样，他引进的英国自由主义概念迅速被法国激进主义替代，然后遗忘。谢灵运到玄奘的佛经译文在中唐以后落到了同样的下场。如果中国未来的发展一如既往，休谟所属的传统多半是误解或遗忘的对象。如果这个传统一变为显学，那么中国思想传统和历史路径一定已经发生了明治维新级的剧变。
严复曾经说过：只要废除科举，中国社会就会发生废井田、开阡陌以来从未有过的剧变，超出了他的预测能力。假如英国经验主义和宪法传统居然能在中国站住脚，剧变的程度一定不亚于前者。
麦考莱的《詹姆斯二世以降的英格兰史》五卷本和克拉林敦的《叛乱史》四卷本目前也在我手中进行，应该就在今年内出版第一卷。我签署了《柏克十二卷集》、《迪士雷利文集》、《理查德·伯顿文集》的合同，但需要更久的时间。我视梅特兰的《早期法》和斯塔布斯的《宪法史》、《宪法文件》为禁脔，列在下一阶段的计划内。此外就是戴维斯的《邦联》、斯蒂芬逊《从宪法看内战》、《李将军文集》，伯顿议员的《国会日志》，科文的《最高法院编年史》，普雷斯科特的《天主教君主》，特纳的《边疆论》，泰纳的《当代法国的起源》，弗里曼、钱伯斯、亚当姆斯、杨的《英国宪法史》，黑尔的《普通法》。这个顺序大致反映我心目中的重要性顺序。
我敢于肯定：这些书的重要性超过《天演论》和严复的多数选择，只是不一定超过《法意》。
“我本来就是局外人”
晶报：许纪霖先生对你和《民国纪事本末》评价很高，你觉得自己和前辈学者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刘：显然，我本来就是局外人。问题并不在于我跟前辈学者不同，而在于我跟大多数人不同。如前所述，我真正的教育发生在隐秘生活层面。履历表体现不了这些，正如传记体现不了私人爱情生活。
从进化生物学角度讲：人类（和极少数灵长类）的特殊点在于“情境模拟能力”。也就是说：你首先能够产生自我意识，然后能够把自己“设身处地”代入其他角色的位置，从而形成一种全局博弈的整体图景。这种能力类似棋手的布局能力，是文明和社会群体得以产生的根源。不用说，布局和认识布局的能力相差甚远。在著名的《隆中对》当中，刘备和诸葛亮对同样的局势得出了不同的对策。刘备希望继续南逃交州。诸葛亮希望夺取荆州益州，绝地反扑。这就暴露了两人“情境模拟能力”的巨大差异，解释了刘备需要诸葛亮的理由。古典华夏的文史教育主要为此服务，其方式与诗歌教育相同。林黛玉很好地解释了这种教育法：首先用足够充分材料（史书或名诗）把你淹没，内化为思维环境的一部分，然后指望你有天赋的“情境模拟能力”，自动产生“玻璃球游戏高手”（诗歌高手）。如果你天资不足，就会变成寻章摘句的陈最良式学究。但这是必要的报废成本。所谓“史识”，就是生物学所谓“情境模拟能力”。斯宾格勒称之为“相术的直觉”。直觉强大，你就能像福尔摩斯一样迅速发现：“缺环在哪里？”“证据与环境不协调，应该是伪造的。”尤其是，在缺环无法补全的情况下，你要根据情景，复原出最可能的原貌，制定出最可能的计划。
西方史学包括“反事实历史”，但根据华夏传统教育的取向：不是“情境模拟能力”为历史研究服务，而是历史研究为“情境模拟能力”提供材料。“情境模拟能力”不足，绝对不能委以“士大夫性质”的任务。我相信：正规教育对此没有帮助；因为阅读量达不到传统教育要求的“淹没标准”，实现不了“内化效果”。意识形态教育对此有莫大的破坏作用。由于考试以外的任何事情都需要“情境模拟能力”，所以高学历的意识形态教育会培养出大批“人类的祸根”。这话听起来像笑话，其实鄙国“学术研究”大部分都由这样的内容组成。
学者许纪霖说：“最近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民国纪事本末》，读过的人无不称奇，可谓奇人奇书。”还说，“这个刘仲敬精通古今中西，有难得的大见识。”这是前辈学者对《民国纪事本末》作者、武汉大学博士候选人刘仲敬的评价，而豆瓣上的读友则对刘仲敬惯用的“民初体”大为惊叹，并且好奇他日常是否会用白话文写作。而刘仲敬则在与记者的笔谈中，对自己有这样的定义： 在高度同质化的中国社会，我跟任何人都不同类。我像爱沙尼亚的日耳曼人（他们是中世纪骑士团的余孽）和哈萨克斯坦的波兰人（他们是斯大林骗去“建设处女地”的欧洲人），天生没有确定的归属感。
“这是严复和王国维的文体”
晶报：《民国纪事本末》里的行文有读者称为半文半白，为何选择用这种文体来创作这本书？
刘仲敬（下称刘）：这是严复和王国维的文体，我称之为“民初体”。如果你用《法意》的文体翻译西学经典，就会产生这样的文体。文体代表路径，民初体代表“西方正典”与“华夏正典”合流的“假设历史”，正如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和理查德·勒博《没有一战的世界》，这条路线会产生一个多少类似明治日本的中国。
随着“民初体”（以及对应的“第一民国”）颠覆，“革命体”（以及对应的“革命政权”）在1920年代末期取而代之。以犹太基督教传统和保守自由主义传统为核心的“西方正典”在中国衰落，人文主义—无神论传统和功利主义—社会主义传统为核心的“西方负典”在中国变成了主流。然而，主流和非主流并不是简单的对称关系。你不能简单地将两者互换而不同时颠覆社会本身，正如你不可能简单地让和尚念《四书》而让官吏根据《法华经》统治。“西方负典”存在的隐含前提是：政治和社会责任已经有其他人承担，他只负责救偏补弊。如果有人根据谴责建筑师腐败的杂文修房子，下场很可能比最腐败的建筑师更糟。
依据“西方负典”为“正典”的共同体，在一个仍然以“西方正典”为“正典”的世界上没有舒适和安全感。她的处境非常类似一颗肾脏移植到另一个身体内，必须随时服用烈药才能缓和（而不能消灭）可怕而自然的结构性冲突（免疫排斥反应）。她习惯的母体如果不是已经化为尘土，就是至今未能诞生。她对自己被迫寄生的世界也有微弱而自然的免疫排斥反应，例如：她总是对新一代的“西方负典”（沃勒斯坦、齐泽克之类）更有本能的亲和力，甚至对根深蒂固的老资格“西方正典”（梅特兰、布莱克斯通之类）都怀有抵触的态度。
“在高度同质化的中国社会，我跟任何人都不同类”
晶报：你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偏好似乎跟一般意义上的80后不太一样，有啥奇遇吗？
刘：在高度同质化的中国社会，我跟任何人都不同类。我像爱沙尼亚的日耳曼人（他们是中世纪骑士团的余孽）和哈萨克斯坦的波兰人（他们是斯大林骗去“建设处女地”的欧洲人），天生没有确定的归属感。这种人认为统治者和人民都不是自己的同胞骨肉、智力和道德都低于自己，对两者都有忌惮与轻视的感觉。这种人一面怀着智力优越感扮演“游士”，一面深知自身处境的极端脆弱：永远不会是统治者或多数派，任何变动都是威胁。我像犹太人一样，对外和对自己是两种人。履历表的项目和经历对我基本是混事的，我很少投入精力和关注。我自己殚精竭力的知识谱系，出版界只了解极小一部分，恐怕豆瓣网的网友还知道得多一点。
《史记》是我第一部“根底”书，冥冥中若有神意。我在十二岁和十三岁之间，非常渴望杀时间的大部头书。当时（1980年代中叶）不存在网络，我似乎懵懵懂懂地以为中学生的生活状态是永恒的。我没有足够的钱买足够的书，填满用不完的无聊时间。因此书越难读，耗费时间越多；对我来说就越好。《史记》比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和斯瓦辛格的电影好，因为一册《史记》所消耗的时间二十倍于《尼罗河上的惨案》。我大概天生就是文学青年本义上的文学青年，遇见精彩的段落就会默记默诵，就像对待《燕歌行》或《长恨歌》一样，除了节律的快感以外，别无其他目的。我不看《表》、《志》之类讨厌的流水账部分，只看《本纪》、《列传》之类有故事、有文采的部分。故事总会有续集，文采则是会上瘾的。这条线路引导我读完了二十四史的大部分，当然也只读有故事的部分。我自己不知道也不在乎有什么用处，后来莫名其妙地发现自己会写古文和古诗，而且比写英语文章轻松得多（我根本不会写英文诗）。现在看来，我大概是古典中国那种熏陶式教育的最后一批意外产品。这种际遇都是时间太多的结果，我估计自己和任何人都不会再有这样的环境了。
梁遇春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时间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学时期）。当时我在癖好（而不是需要）指引下，大肆收集民国和英国散文家的随笔集。在流行的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查尔斯·兰姆、蒙田、赫兹里特、爱默生当中，一册薄薄的《春醪集·泪与笑》突然跳出。当时的感觉犹如朱彝尊的《高阳台》：“重來已是朝雲散，悵明珠佩冷，紫玉煙沉。前度桃花，依然開滿江潯。”世间若有烂俗台词所谓“灵魂伴侣”，一定就是这么回事。我没有费多大的劲，就收集到这位作家的各种版本。其中最全的版本应该是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梁遇春散文全编》，收罗了作者的文章和译文，比以前和以后的其他版本都更完整。后来，我收集此类图书，数量数十倍于当时，但只有一部能唤起同样的魅力，就是托马斯·布朗的《瓮葬》。倘若文字可以用“质地”分高下（余光中是这么认为的），此书堪称“精金美玉”。（在诗歌方面，我只能给格雷的《墓畔哀歌》和阮籍的《咏怀》同样的评价。）顺便说一句，我发现自己的真正专业可能是搜书。无论我表面上的正业是什么，都更像是这种真正专业的副产品。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出现在同一时期。这些书能够从同时期的布罗代尔、亨廷顿等大家著作中脱颖而出，给我留下格外深的思想印刻，以后永远没有磨平；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文笔的质量。我是苛刻的辞章鉴赏者，经常歧视那些口齿笨拙而材料丰富的作者和学者。文笔是视野、境界和洞察力的镜子，这些比材料重要得多。在我内心最深一层的价值天平上，博雅比专业分量更重。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纯粹技术性的研究能打动我。我查看这样的作品，动机和效果都跟查字典差不多。我不会因为查字典而绘制或修改认知地图，只会运用补充的材料将原有的地图变得更细密。对我来说，作品不是孤立的存在。相反，是某种伟大传统通过作者自我表达。如果作者不是神明的称职工具（照柏拉图的说法），其作品就仅仅是用过即扔的梯子和锤子。今天的年鉴学派虽然声势浩大，我却以为他们丰富的资料和狭隘的识见不成比例。人类只有两个时代产生了伟大的博雅传统。第一个是古典时代，第二个就是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时期。在此之后，有格局、有丘壑的作品实属凤毛麟角。我在这里举出的两位就属于这样的极少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十九世纪以后，传统已经基本穷尽其可能性。作者的个人才干并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托克维尔最大的特点，其实是他深入骨髓的宿命感和沧桑感。我深信：如果读者对古典和基督教传统没有概略的了解，就不能真正领悟“字缝里的涵义”。这种涵义犹如余英时解释的陈寅恪“心史”，只能领悟、不能证明。领悟的基础只能是共同精神结构下的设身处地。你在托克维尔的文本中，只能看到一位敏锐而冷静的观察家。他不偏袒任何人、任何力量，透过流俗之见和文宣辞令，揭示了旧制度并不美好的真实面貌，使人无法怀疑民主的正当性和必然性。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托克维尔也是一位优雅和周到的廷臣。他在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二世的宫廷中都能如鱼得水，能让卖花姑娘在绅士淑女当中怡然自得。这种人从来不会忘记在作品中赞美死敌“心胸高尚”，却可能忘记表扬真正的朋友。其中道理，无异于玛丽·安东尼特在断头台上向刽子手道歉。
刘仲敬著作与部分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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