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月十五日晚,中国基督教圣公会的一位华人牧师,也是将心理学最早引进中国的颜水京,在周游世界各国之后,于中国最早的理科学校、也是科学书籍的出版机构——上海格致书院举办了一场幻灯片放映会。后来,《点石斋画报》的画师吴友如对这次放映会的现场情景进行了描绘:拖着长辫的中国男人在大厅里或坐或站,还有女人和小孩,以及欧洲人,吊在天花板上的灯笼写着“影戏”和“赈灾”字样。颜水京站在讲台上,拿着长棒指向银幕,那里投映出地球图像,上面煞有介事地写着捏造出来的西洋文字。颜水京向观众解释地球是圆形的概念。在画面的左边,站着操作幻灯机的中国人,而画的中央,我们还能看到收藏有各式科学实验器材和标本的玻璃展柜。
再没有一个画面能比这张图更清晰地表现日本人武田雅哉所著的《飞翔吧!大清帝国》一书的主题:晚清中国人渴望了解世界,模仿西方先进,表现出今天看来多少显得怪诞的认真、执著而又可笑的一面。全书巧妙地采取了类似的幻灯片形式,全书的五章内容,就像是主题统一而细节各异、侧重点不同的五张幻灯片一样,将大清帝国子民们面对西方世界时的想像和幻想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甚至能清晰地看到他们脸上呈现出来的惶惑、惊讶、兴奋乃至不安混杂的生动表情。
在对西方事物习以为常的今日,我们实在很难想像我们的先人初次面对西洋先进的声光电化时,会做出何样的反应。《飞翔吧!大清帝国》检点清末报章、杂志上的绘画和图像,为我们重现了这一切:他们有欣喜,在面对外国传来的电话和电线的时候。为此,专门有一种小说叫“电话小说”,封面上炫耀的是打电话的绅士淑女那兴奋难抑的神态,和今天许多人第一次买到iPhone和iPad的神情如出一辙。让他们又惊又喜的还有火车的传入。1876年,中国的第一条铁道——吴淞铁路开通,当时刊于杂志上的图画,细腻地描画了火车这个庞然大物对人们的震慑力:长长的火车喷吐着浓浓的烟尘,在铁轨上呼啸而过,车上的乘客满是喜色,铁道两旁挤满了伸长脖颈的人们,他们放下了手里的活计,像看怪物一般地望着这个不知道将会对他们的生活带来怎样影响的铁家伙。人们担心铁轨的开通会截断“龙脉”,很快吴淞铁道发生了火车碾毙人命的惨剧,似乎印证了它带来了危险,于是这条铁路就被拆掉了。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铁道,这条地上的西洋式巨龙,和潜伏于地下的中国风水之“龙”之间激烈的争斗,一直在中国各地不断地上演着。
在对西洋的事物经过了最初的震骇、晕眩、惊喜交加的适应后,大清帝国的子民们渐渐地开始习惯,于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模仿。杂志开始连载外国小说,也学会了刊登插图,然而奇怪的是,《格列佛游记》的插图中的城墙和人物,竟然是中国式的,小人国的士兵们竟然还拖着长长的辫子。不过,人们很快就聪明地学会了对中外事物分别对待:本国的小说,插图仍用旧的绣像小说的画法,外国小说的插图,就用透视画法或阴影等西式画法来描绘。于是,在中外人物一齐出现的场合,就出现了中国旧式画法(表现中国事物)和西方阴影法(表现西洋事物)的怪异组合!
如果说大清帝国的子民们在面对西方的现实科技时囫囵吞枣式的反应和模仿可以用“冏”这个字来形容的话,那么,他们在面对从外国传过来的科幻小说,却模仿得活灵活现,甚至更上一层楼,几乎可以用“后来居上”这个词来形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想像力,而大清子民的想像力和西方人不遑多让,尽管他们的想像力不像西方人有科学知识打底,而是得自于山海经、传奇怪谈小说。科幻小说一传入中国,即在晚清风靡一时。学者王德威这样形容当时的杂志上的科幻小说写作盛况:“藉着翻译作品所得的灵感,(大清的)作家搬演飞车潜艇,上天入地,更云游太空……晚清作家承袭凡尔纳、威尔斯、贝拉米的影响,展开虚构的科学论述,行有余力,更撷取神魔小说菁华,下笔成篇,令人眼界大开。吴趼人的贾宝玉漫游时光燧道(《新石头记》)、徐念兹的法螺先生航向太阳系诸星球(《新法螺先生谈》),正是最明白的例子。”如果说此前中国人对西方声光电化的模仿和学习荒腔走板的话,那么,在科幻领域,中国子民们对传统或西方构成“知识”及“真理”的论述展开的科幻对话,则可谓不相上下,各有千秋。
事实上,中国人对西方事物呈现出来的上述种种怪异反应,反映的是人们对外国侵略民族存亡而产生的心理焦虑。而他们如此热衷于科幻小说,热衷于对上天入地的科幻未来的描绘,正反映了人们在解脱这种焦虑的愿望,诚如王德威所言,将历史的困境不能已于言者,尽行投诸另一世界。因此,在《新中国未来记》、《月球殖民地》、《乌托邦游记》、《新石头记》等科幻小说中,人们设计理想国度、假托世外桃源,以此来化解面对被西方强国瓜分的身份危机感。举例言之,《月球殖民小说》中的主人公藤田玉太郎(日本人名,这部小说显然受日本的科幻小说影响)从自己的飞船上看见月球人巨大、精巧且闪闪发光的宇宙飞船,不禁对其科学能力感到诧异,并赞叹不已,他心想:
“单照这小小月球看起,已文明到这般田地,倘若过了几年,到我们地球上开起殖民的地方,只怕这红、黄、黑、白、棕的五大种人,另要遭一番大劫了。月球尚且这样,若是金、木、水、火、土的五星,和那些天王星、海王星,到处都有人物,到处都有强似我们千倍万倍,甚至无穷倍的文明种类,渐渐地又和我们交通,这便怎处?”
熟读刘慈欣《三体》系列科幻小说的当代中国读者,读到这样的文字必定会会心一笑:这不就是《三体》中地球人对强大的三体人的恐惧与忧虑的先行预演吗?这部小说,不妨看作是当时中国人恐惧被开除“球籍”的心理的投射。此外,晚清的科幻小说中大量出现了气球这样的装置,甚至出现了一类名为“气球小说”的专门的科幻小说,在《飞翔吧!大清帝国》中,就有一幅《气球破敌》的图画,描绘的是装着大炮的热气球,正从空中炮击敌方的要塞,这又比《三体》中的相若描述早了上百年。在这里,气球成为我们“一窥世纪之交,历史及政治思潮嬗变的好材料”(王德威语),气球这个“位置”,使晚清的中国人看到了,清朝的疆域其实只是世界地理的一部分。气球这样的“飘浮器”,还传达出了其时中国人那种悬而不定的身心感受。就这样,大清帝国的作家们,借着创作与阅读科幻小说,虚拟家国过去及未来的种种,释放了自己对于身份危机的焦虑感,又得以放肆个人欲望以多重出口尽情发泄出来。晚清的刘慈欣们带着悲壮使命感的所写的科幻小说,他们勃发的想象力,开启了近代一直到当代的中国科幻和想象力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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