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底，在给一位名叫本尼迪克特的年轻学生的回信中，汉娜·阿伦特写道：“现在，国家也濒临严重危机，但这并非我关注的重点。我属意的是共和，而非国家，更具体地说是人民。”五年之后《共和危机》出版，这是阿伦特生前公开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这部论文集收录了《政治中的谎言》（1971）、《公民不服从》（1970）、《论暴力》（1969）三篇论文，以及一篇访谈《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1971）。该书的写作背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政治现实，尤其是美国所面临的严峻的社会政治现实：民权运动、越南战争、学生运动，等等。甚至可以说，六十年代的经验构成了二战后的美国自我重塑的最重要的基础。
对于人类历史上极权主义经验的持续反思，以及复活共和政治传统的不懈努力，构成了这位二十世纪最具创造力的政治哲学家思考和写作中的两个重要方面，这两个方面不但密切相连，而且都与阿伦特对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解有关，尤其是对于“行动”的理解有关。
纵观其一生，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考从未疏离于现实问题，而她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刻剖析也从未稍离于哲学反思。《共和危机》中的那些主题直指美国的现实社会政治问题，但要真正理解阿伦特讨论这些问题的主旨，仍要回到她对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解和对于理想政治形式的理解。阿伦特认为，人类积极的实践活动有着三种不同的类型：劳动、制作和行动。劳动满足人的生理生命存在需要，是一种必须的与自然界的物质能量交换，但本质上是依赖于自然的、不自由的，是单一、同质的现象；制作则不是简单满足于自然生命要求的消费过程，而是按照明确目的、使用原材料、使用合适的工具进行的活动。如果说劳动是内在封闭经验的循环与复制，那么制造则涉及所有人在场的世界，或者说与公共领域具有了亲缘性关联。但另一方面，尽管制作活动开创出了一个人造物的文明世界，但仍受制于手段-目的的工具性思维，因而具有自我毁灭的危险倾向。在阿伦特看来，不同于劳动或制作，只有行动这种人类所特有的积极活动形式，既不受制于自然必然性，也不受制于工具性，而是人类主动的、自由活动的形式，是不断地改变事物固有样态和不断地进行开创的活动。行动得以实现的前提是他人的在场以及与他人的互动，因而与公共领域密不可分，这种行动指向的是人类的政治活动，同时也构成了阿伦特共和政治理想的基础。但是，行动本身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逆转性也使得行动的持续开创性具有危险性，甚至威胁人类世界的稳定。
《共和危机》中的三篇论文所要讨论的正是这种积极活动意义上的行动，这种行动，既可能为真正政治自由的建构奠定基础，也可能偏离真实性基础而给人类带来威胁。
《政治中的谎言》 针对的是《纽约时报》 所刊登的涉及越南战争决策的五角大楼文件。阿伦特指出，这一事件揭示出的核心问题是谎言。现代世界的谎言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起源于消费社会的、属于广告宣传的公共关系的手艺，比如制造形象；另一种则出自“问题解决专家”，这种谎言不常见于日常生活之中，但在五角大楼文件中却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不同于普通的形象制造者，他们从抽象理论、假设和意识形态出发，试图通过发现“法则”来解释和预测所有政治历史事件。在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下，他们会为了维护谎言的“真实性”和所谓理论的逻辑一贯性，不惜制造“事实”和摧毁事实本身。而受众们出于对偶然性的厌恶和对确定性的渴求，往往更容易相信这些谎言而非事实真理。《公民不服从》则讨论了美国年轻人反对越战和拒服兵役的事件。在阿伦特看来，所谓不服从的行动，可以区分为“出于良知的个人的不服从行为”和“参与进不服从这一抵制运动中的不服从行动”。前者是个人行为，后者才是政治性行动，属于公民不服从。这种公民不服从是非暴力地表达意见的行动，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的公民自由结社传统。阿伦特指出，公民不服从行动的开创性、不可预测性和不可逆转性与固有法律秩序相抵触，并且有可能对稳定的公共秩序造成威胁；但是，一旦合理变革的路径和意见表达的渠道被堵塞，这种不服从行动就具有了自身合法性，就成为了对“权力在人民”的新诠释，因为异议权是美国法律精神和美国政府的精髓。据此，阿伦特建议在美国政治制度中确立公民不服从的合法位置。
《论暴力》直接针对的是美国学生运动中出现的暴力现象和宣扬的暴力革命理论。为此，阿伦特区分了暴力、权力、武力和强力，尤其是区分了暴力和权力。所谓暴力，本质上是一种工具性力量，受到手段-目的这一范畴的支配；运用在人类事务上的暴力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在于，往往不受控制而具有任意性，并且目的也面临被手段压倒的危险。尽管暴力在人类事务的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却不能构成政治行动的本质，因为暴力本身需要别的东西来对它加以指引或正当化。权力则指向人们联合行动或一致性行动的能力，指向目的性本身，因此构成了政治行动的本质，或者说一切政府的本质。这种作为目的本身的权力是政治共同体存在的本质，它是促成公共领域的要素，无需被正当化，而只需合法化。在阿伦特看来，权力非但区别于暴力，而且是暴力的对立物，一方占有绝对统治，另一方便会缺席。
阿伦特一方面指出美国现实社会政治中出现的这类“政治谎言”、“法律对公民不服从的排斥”及“暴力理论”背后所隐含的极权主义要素，以及对于美国权力在民的立国理念的违背，但另一方面，她还是寄希望于美国共和传统的复活，希望这种传统能够成为积极的抵制性力量和建设性力量。在《关于政治和革命的思考》这篇访谈的最后，阿伦特谈到了她所设想的某种新的政府形式———议事会体系。这是一种自下而上并能保障广泛参与公共性事务的组织体系，但对它的现实性阿伦特给出的结论是：非常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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