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平雅俗鸿沟》 范伯群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定价：99元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叙事中，通俗文学与新文学的关系纠结，已经成为一个横亘在历史当事者及其后来的历史书写者心中的一道坎。从当年新旧文学话语权的争夺，到后来“新文学”霸权的松动，其间集中了太多“问题”和“主义”的明争暗斗，每一个重要的时段都布满了漩涡和潜流，每一个重要作家和标志性文学事件都会被过度解读。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复杂性所在，也是魅力和独特性所在。现代文学史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场域，历史的和现实的负载过重，造成一个并不长的历史时段中拥堵了太多的过往车辆。这种独特的学术景观，也许只有中国现代文学史最为突出。
正因中国现代文学史被赋予了过多的“他者”意义，出现“意义”的超载，造成历史的人为断裂：本来“新文学”是生长在现代文学史的河流中的，但后来我们的“新文学”叙述“抽刀断水”，人为地将“新文学”从历史的整体链条中剥离出来，这种要纯化“新文学”血统的行为，固然可以将“新文学”的意义强化得足够高深，突出了“新文学”的现代合法性，但这种新文学单边主义的文学史叙事，割裂了历史的逻辑，将文学史建立在一元化的意识形态逻辑之上，忽视了历史的真实存在。文学史不管如何理解，不论是文学的历史也好，还是历史的文学也罢，须以历史的真实存在作为认知和研究的基本前提。诚如李欧梵先生所言，从晚清小说到现代通俗小说是一脉相承的，但到了“五四”以后似乎出现断层。其实不然。“新文学”并非自天而降或完全从西方取经而来，而是从传统转化到现代。阿城甚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面目和传统本来就是通俗的。“五四”反而是“另类”，直到张爱玲才重振这个主流传统。阿城的这种观点，李欧梵和王德威先生亦是赞同的。如今，我们把“新文学”放回到传统中去，似乎不会有太多人反对。但这若是在30年前，正值“新文学”血统论占据文学史研究主流的时候，此时说“新文学”是“另类”，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那个时代正是我们的文学史研究的“纯情时代”，对“新文学”情有独钟，自在情理之中，无论从文学角度关照，还是从意识形态角度理解，“新文学”都是“这边风景独好”。
范伯群教授对“通俗文学”的研究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起步的。在这之前，范先生的“新文学”研究已卓然有成，如日中天。此时，他突然间进入通俗文学这个文学史“无人区”，的确有很大风险的。范先生选择了“实学”的治学风格。他的研究多以“干货”见长，即是靠材料说话。他的这一本色甚至不无“土气”的治学策略，恰恰体现了他治学的智慧。这种以真材实料说话的策略，巧妙回避了跟主流文学史理念正面“交火”的窘境。更何况，如果要正面“交火”，在没有赢得主流话语认可的情况下，贸然在理论上发难，其后果是不难料想的。范先生以掷地有声的研究“实绩”证明：他的这一学术“风投”是有先见之明的，且回报丰厚。
从雅文学转战通俗文学的范先生，其研究目标并没有局限于通俗文学。他从雅文学中来，还要到雅文学中去。不过，他并不是把通俗文学作为“战利品”带回到雅文学的：通俗文学为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文学史视野、方法论。范先生带着通俗文学再次进入雅文学时，带来的是一场文学史叙述的革命。过去经典化的现代文学史，因通俗文学的介入，整个版图结构为之一变。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说：“建立多元共生的文学史新体系，势必打破过去一元独断的文学史话语霸权。”把通俗文学纳入现代文学史框架，颠覆了原先精英文学史的单线逻辑，赋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种复合的叙述模式。范先生用“两个翅膀”来比喻中国现代文学史结构。他的通俗文学研究不仅要为现代文学史找回“另一只翅膀”，而且要用“两个翅膀”来重新架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原先的精英文学叙事中，存在着一种相对自足的话语结构。但是，这种话语体系是建构主义的，不是历史主义的。这套文学史话语体系虽以历史事实为建筑材料，但是以牺牲通俗文学这块巨大的历史真实来确保其血统的纯洁性以及逻辑的自洽性的。通俗文学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原先精英主义文学话语的单线结构。范先生重新进入雅文学，是想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结构，意在勾勒出一个兼容雅俗的大文学史框架。
范先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书写了一个当代学术传奇。他在二十多年时间里，完成了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那就是：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经典叙述框架。这位学术老人以一己之力，从通俗文学始，至雅俗共生终，起承转合，穿行于雅俗之间，进行着一场静悄悄的文学史革命。他的文学史革命，没有采取“起义”的方式，没有对原先的文学史格局实行釜底抽薪的颠覆，而是以温和、渐进、协商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推进他的学术研究。一日拱一卒，经过多年的努力，逐步实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结构改造与学术话语的“语法”革新。
如今，中国现代文学史格局因通俗文学的回归，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多元共生的文学史格局已经破土而出，这为当下的文学史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这一空间绝对不是一个封闭式的结构，而是开放性的。这种开放性体现在：一系列新的问题出现了，很多文学作品、作家以及文学现象，因新的文学史框架的产生，其意义会发生改变，比如，中国现代文学史开端就会历史性地前移。再如，关于文学生产问题，要比我们想象复杂得多。通俗文学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李欧梵先生认为，研究通俗文学比研究新文学更困难，除了资料难寻外，还涉及到其他各种因素———包括“文本”内外的文化因素———因而问题也就更为复杂。因为它流传较广，所以除了文本本身的形式因素外，还要考虑到娱乐、消闲等“接受学”层次。通俗文学的文学生产完全不同于新文学，它是一个更为社会化的文本生产，与社会大众的文化消费密切互动，因此，它是一个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日常文化生产。在这方面的研究，显然是此前的“新文学”研究不能囊括的。还有，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多元共生关系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究竟如何呈现？其内在的脉络如何描述？这些问题都是“大文学史”待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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