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制的批评者通常正是最在意它的人。事实上，共和制的存在本身有赖于这些牛虻，因为这是一种需要不断的批评和看护的动态运作才能存在的制度。当然，《共和的危机》书名中的“共和”是有特指的——— 汉娜·阿伦特针对的乃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对身处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那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天崩地裂时期：第三世界的殖民解放斗争、中国的全国山河一片红、欧洲的学生运动和1968年一代、美国则是民权运动和身陷越战引发的反战运动。对美国而言，那几乎是整个历史的分水岭，自此之后一切都不同了，因而有一本书就叫做《六十年代与现代美国的终结》。从某种程度上说，那是一个“重估一切美国价值”的时代，身处美国的任何人，只要不是无动于衷的隐士，几乎都在这危机中反思、冲撞，以谋求新的出路。
和她的其它著作一样，这里的几篇论文看似是抽象的政治哲学，但其实无不奠基于对特定时代特定政治的思考。第一篇《政治中的谎言》是对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表现的拷问，《公民不服从》讨论的是一个快速变革时代公民与既定法律秩序之间的冲突，而《论暴力》则是对暴力革命的哲学否定，这些论述，都可一一找到那个时代背景中激发她思考的事件：越战、民权运动、暴力革命。简言之，阿伦特的论述可让我们深入了解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地理解阿伦特的论述。
不过，事情也并不仅仅如此。之所以我们今天还有必要读这些论述，并不只是为了理解历史，而是因为其已经超越了那段历史。它不是那种与时事一同湮灭的时论，而同样适用于当下这个年代———《政治中的谎言》里的许多段落，让人读起来不免想到它对伊拉克战争中的著名谎言也是如此贴切。阿伦特所关注的并不是一两个政治事件中偶发的谎言，她真正在意的毋宁说是一种“制度化的谎言”：通过不断地遮蔽现实或改写历史，使之系统地适应自身的意识形态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和事实几乎是不被需要的，它们对主政者来说反倒是一种威胁和障碍。她指出，美国政府在越战中并不追求达成任何实际目的，而完全是事关心灵的，“耗资巨大的整个目的就是产生出某种心灵状态”——— 美国至今仍是如此，然而又岂止是美国如此？
政治和政治哲学毕竟不是一回事。当阿伦特说“真实从来就没有被当成是一种政治德性，而谎言则总是被看成是政治事务中的正当手段”时，这表明她到底是一个政治哲学家，而非梅涅特或基辛格那样的现实主义政治家。政治家尽管也有原则，但并不总是会被它束缚住手脚。现实政治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像阿伦特所希望的那样是一个理想国的状态，这既是它的烦人之处，也是激发思考的源泉。
这么说或许不算过分：阿伦特所理解的“共和”，乃是合乎公民社会价值观的政治秩序，而不是一部利维坦式的国家机器。不管是政府在战争中的谎言，还是公民的不服从与异议，说到底都是从一个“公民”的角度出发的思考，即相应的政治逻辑和表现，应符合公民的普遍认可与同意。《论暴力》一文虽然更多专注作为一个行为体的国家，但其底线并无改变：其中隐藏的理想国仍然是公民社会，她宣称议会制是“革命传统中最优秀的部分”，“是自18世纪以来所有革命惟一真正的成果”，这与一般左派对法国大革命以来的革命系谱中所得出的结论是显然有别的。
不可否认，阿伦特的论述也会受限于自己身处的时代。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论暴力》一文：在此文诞生的时代，世界格局仍是超级大国主宰的游戏，国际政治大体上就是“国家间政治”，因为那时国家几乎垄断了暴力。然而在此前或此后的历史上，都未必如此。她无法预见两强格局的崩溃，以及“9·11”事件后非国家行为体甚至能强大到改变国际政治游戏的程度。至于她所说的“在常规战争中，穷国将比大国更加不易受到打击”，未来权力和暴力关系将令人不安地颠倒，“预示了小国和大国未来关系的倒转”，这也仍未成为现实，相反，常规战争中无论是伊拉克还是阿富汗，面对美军都是不堪一击的。
不论如何，阿伦特所说的“共和的危机”实际上隐含了一种信心：“它可以变得更好”，而且更关键的是，如她所言，在美国，人们抱有“人们能够改变不喜欢的事情”这一信念。对公民而言，这不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政治义务：“任何对公共事务不感兴趣的人都不得不满足于并非由他作出的决定。”因此，虽然她并未明言，但“危机”本身将会召唤行动，将构成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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