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地图与纯粹的地名的惊讶之情，或许就是搅动我们的知识想象的第一根神奇魔术棒。但是这种惊讶之情长期以来被隐匿在我们与地图相遇的狭窄经历中，那时地图曾经扮演着种种功利性的角色。在小学黑板报上用粉笔画一幅中国地图的示意图，就是最早的手绘地图经验。在知青时代的陋居里贴一幅世界地图，是我们那些可怜的地理知识与世界想象的启蒙老师。后来在偷渡潮中，有不少“用脚投票”的路线图曾在广州知青中流传，有些还是很具体的边境铁网分布地图，详细标注出探照灯、岗哨的位置，不少曾被抓回来的偷渡者还把自己的实践心得写在地图上。到我们终于可以走向世界的时候，地图引领着我和朋友们驾车驱驰于青藏高原和异域沙漠，掠过无数陌生的地名。除了这些带来知识和引领行动的地图以外，我们还受过另一种地图的思想启蒙。在我们过去的阅读经验中，外国学者著述中所附的中国地图往往要被置换，直到今天，在一本当代艺术图录中出现的地图仍然可能会招致封毁之厄。罕有的例外是1975年三联书店翻译出版的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被认为对我国边界的画法有严重错误的地图也一律按原图译制。地图是在我们记忆中折射时代光暗的碎片。“但我不是在描绘这块石头/ 我是在俯瞰这地图的完整……/ 如双翼的鹏鸟斜斜/ 掠过每一寸悲喜”，后来读到台湾诗人零雨的这些诗句，地图、岛屿、暧昧的历史悲喜成为新的体验。
但是，读朱迪丝·莎兰斯基的《岛屿书》（晏文玲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4月），几乎彻底颠覆——更准确来说是解构——了我们先前的地图经验，它的独特性犹如锋利的尖刃挑开了蒙在地图上的所有以功利性为核心的文化编码。朱迪丝·莎兰斯基在本书“前言”中极其机智而精准地描述了地图给予我们的另类感觉与意义，恐怕在地图学的课堂上会难以听到类似的描述：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世界行政区划图并不值得信任；在凹凸不平的地球仪面前，才发现在平面地图上游走的指尖充满色情的意味；地图的一目了然其实只是一个假设的客观世界整体；在地图上命名、定位比实际的占据更重要……
朱迪丝·莎兰斯基从地图急速地切入岛屿，是因为在一本1887年至1889年间一位法国制图学徒绘制的地图本上发现了一页孤单的岛屿地图，于是猛然醒悟岛屿其实就是微型大陆，大陆就是巨大的岛屿，岛屿是失落的、孤寂的。因此她描述和绘制了五十个孤悬在世界边缘的岛屿，她从未到过那些岛屿，但是没有人比她更精准、更感性地描述过那些岛屿。她首先在“前言”里多方面地表述了她的岛屿观：孤独而又自足，荒寒而又富饶，枯燥而又有趣，充实而又虚无，合理而又荒谬，真实而又虚幻……“在大面积的陆地上，现实的荒谬迷失在那将一切都相对化的广袤无垠之中，而在岛屿上，现实的荒谬却明晰地显现出来。岛屿是一个剧场式的空间，这里发生的一切几乎都在不可抗拒地浓缩为短篇小说、乌有之地的小型戏剧以及文学素材。这些故事的特色乃是诗与真的不可分割，现实被架空，幻想照进现实。”（第9页）“绘制地图应该成为某种文学体裁，地图册也该成为纯文学作品的一种，这样才合乎它最初的名字——‘世界剧场’（ Theatrum orbis terrarum）。这样的名称真是再贴切不过了。”（第11页）这是极为精辟、深刻的地图-文学转换观，并且为通向文化人类学或政治社会学等舞台提供了剧本指引。
莎兰斯基对这些岛屿的描述全部建立在精确的，由地理学研究、地图数据、探险档案、历史学研究、田野人类学观察、亲历者叙述文本等组成的知识框架之上，但是她的切入角度和文字表述却彻底地抛开了知识框架的约束，充满了强烈的个人感受和独特气质，把孤寂、虚无、自由、死亡等精神观念的内核直观地呈现出来。许多人或许都有过置身各种岛屿的体验，但无论在知识上或主观感受上恐怕难有像她那样同时达到两者的极致状况。她笔下的五十个岛屿几乎包含了人类与自然的天堂与地狱，既是地图的描绘同时也是寓言的铺演，是被遗忘的乌托邦同时也是被关注的现实，是生长的颂曲同时也是死亡的哀歌。在所有的“剧情”中，自由与囚禁、生存与死亡或许是两条最重要的主线。特罗姆兰岛上的奴隶对自由的渴望与在沙滩上燃烧了十五年的求救火堆令人感慨不已；复活节岛上的部落互相攀比建造更大的雕像政绩，导致生态毁灭的末日危机。岛屿是天堂也是地狱，其实何处不是这样？对皮特凯恩岛上的人来说，回到英格兰会被关押，在这岛上只是被开除，但是克里斯蒂安大副却说，“留在这里，只不过是死亡的另外一种方式。”（第90页）在死亡面前，塔库乌岛的居民拒绝任何外人进入，他们宁愿抱团守着祖宗的亡灵，任凭海风吹，不管明天或明年，塔库乌岛注定要沉没。这些岛屿及其发生的故事，也是大陆的缩影。
回到地图本身。朱迪丝·莎兰斯基在“前言”中说，“地球的一切写照都是走样的，要么距离不对，要么角度不对，要么面积比例不对……要同时以精确的比例、距离和角度在平面地图上绘制地球不平坦的表面，根本就不可能办到。二维的世界地图本来就是一种妥协，它让地图绘制成为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介于不合理的简单化抽象和出于审美目的挪用面积这两者之间。”（3页）其实，在不可能与妥协之外，还有更多的原因使地图说谎。
马克·蒙莫尼尔的《会说谎的地图》（黄义军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10月）告诉读者，地图可以如何被操纵、被利用，成为说谎的工具；而那些通过说谎的地图谋取私利的特殊利益集团，又是何等的面目可憎。该书从地图的要素到制图过程中的失误，谈到各种可能出现的说谎现象，除了如莎兰斯基说的因为不可能和妥协所导致的失真和各种并无恶意的撒一点小谎之外，还研究了“用作政治宣传的地图”（第六章）。“政治说服通常涉及领土要求、民族、国家自豪感、边境、战略地点、征服、进攻、军队调集、防卫、势力范围、地区性不平等和其他便于用地图描述的内容。宣传家通过强调有利要素，隐瞒相互抵触的材料，采用煽情夸张的符号来操控地图信息。”（第106页）这就是比较常见的政治宣传地图。作者还进一步以纳粹德国如何“明目张胆、偏执狂热、花样百出地将地图用作知识武器”为个案，说明在战争中“会说谎的地图”如何起到争取同情、分化对方等战略性作用。而在前苏联，官方有计划有步骤地制作和传播地图假情报，正是冷战战略的产物。作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后期，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即秘密警察接管了地图绘制工作，前苏联地图局开始蓄意篡改公用地图或地图集上村落、海岸线、河流、公路、铁路、建筑、边界等要素。这一政策反映了警察国家的思维方式……”（第131页）但是，美国尽管在地图的公开性和准确度方面有好得多的表现，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没有造假现象。无论是在总统度假地戴维营的地图上，或是在污染的河流地图上，政府都会有意隐瞒某些信息。地图史学家布赖恩·哈利（Brian Harley）认为，许多世纪以来的官方地图，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表达，远非对地理现实所做的全面客观、“无涉价值观”的科学呈现。他注意到，政府实行着两套地图审查制度，一套是为服务于军事防御的保密制度，另一套是推行或强化社会政治价值的默许式审查制度（第135页）。全书的最后一句话表达了对这种地图制度的警惕：“如果不服务于知识和诚信的目的，地图的力量可能就会失去控制。”（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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