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登和衣修伍德1938年前往中国。
1938年战乱中的苦难中国借由这些文字而被完整保存。半年多的观察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能算是惊鸿一瞥，但是文字自有一种切入意义深层的奇特惯性。
《战地行纪》的散文部分从奥登和衣修伍德1938年1月28日进入广州开始，一直写到1938年6月12日他们乘坐“亚洲皇后”号邮轮离开上海为止，当时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激战正酣，两位年轻的英国作家几乎穿梭了大半个中国，因为中国当时正在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他们在中国所受到的礼遇也就可以想象了。在国民政府方面，他们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熊式辉、蒋鼎文的接见，而在汉口史沫特莱的居所，他们也偶遇了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博古。所有这些人物，对于中国当代读者而言都堪称传奇人物，当然对于热爱西方诗歌的我来说，奥登也是一个传奇人物。这样的交集本身就令人神往，那个英文版《奥登诗选》封面上满脸皱纹的脸庞（奥登晚年照片），竟然也年轻过，更让人惊讶的是，奥登竟然和一众中国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为他们拍照（奥登为周恩来拍的那张照片，是我见过的周恩来最漂亮的照片），向他们提问，倾听他们的回答。
从另一方面，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也因为奥登和衣修伍德细致的描述而变得生动起来，这是宋美龄：“她是个小个子的圆脸女士，着装高雅，与其说是漂亮不如说是很活泼，拥有一种几近可怕的魅力和自信。”这是蒋介石：“我们几乎不可能从眼前这个谢顶的、面目和善、眼睛黑亮的男子，认出新闻短片里那个披着斗篷、腰板挺得笔直的人物。在公开和正式的场合，蒋近乎是个阴险的怪物；他犹如某种幽灵虚弱而面无表情。在这里的私人场合，他显得和蔼而腼腆。”这是博古：“博古对每件事情都会笑——日本人，战争，胜利，失败。我们问他八路军都有什么最新消息，眼下的状况如何？‘很可怕！’博古哈哈笑着。”
这样的细节足以引起中国当代读者猎奇式的兴趣，当然作为文学家出身的“业余记者”，——奥登就曾说过：“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们的视野比一般的新闻记者要广阔得多。仅举一例：当奥登和衣修伍德“从严酷的旅行中解脱出来”，在温州登上海轮准备前往上海，他们倚着栏杆，把硬币和十美分纸币丢到码头边沿，然后等着，看它们多久才会被人注意到捡起来。“一枚硬币就落在一个小男孩旁边，也就四或五岁，身上很脏。”然后小男孩不动声色地用脚趾头去够那个硬币，非常缓慢地把它拨到伸手能捡的位置，眼睛甚至都不曾往下看。把它放进口袋后，他站起身，带有一种极其漫不经心的神气，一摇一摆走开了。跟着则是英国小说家的慨叹：“这是我平生所见最令人震撼的事情之一，它道出了苦力挣扎求生的真实一幕。”如果这样的细节都被充分注意，可以想象这会是怎样一部巨细靡遗的珍贵历史记录。1938年战乱中的苦难中国借由这些文字而被完整保存。半年多的观察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能算是惊鸿一瞥，但是文字自有一种切入意义深层的奇特惯性，换句话说，这本书仍旧可以使我们对于历史产生一种崭新的认识，甚至像刚打开的蒸笼，飘着触手可及的香味。
1938年，组诗《在战争时期》和长篇的《诗体解说词》告竣。这些诗作很快被誉为“三十年代奥登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许是三十年代最伟大的英语诗歌”。
如果《战地行纪》只有散文部分，它仍然会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但是在一众关于中国现代史的目击式见证式的书籍中，它顶多也就是较有特色的一本罢了。使这本书格外显得与众不同的是，奥登根据此次中国之行创作的组诗《在战争时期》以及长篇的《诗体解说词》，这些诗作提升了本书的价值，使它超越了新闻报道火热又急躁的面目，获得了某种恒久的文学价值。这些诗作带领我们上升，历史画卷——哪怕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终于在视野中变得渺小和缥缈起来，从而获得了某种寓意，成为某种象征，而人在历史面前忐忑不安的道德动机则成为首先需要探讨的紧迫问题。
《战地行纪》散文部分最终是由衣修伍德操刀的，因而时常可以见到对于奥登的描述，比如“奥登递过了雪茄”，“奥登在看《荒凉山庄》”等等，但是衣修伍德的创作全部取材于他和奥登分别撰写的旅行日记，也就是说，奥登将中国战地行的事实报道部分都让给了衣修伍德来做。中国之行两个月后，组诗《在战争时期》和长篇的《诗体解说词》告竣。这些诗作很快被誉为“三十年代奥登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许是三十年代最伟大的英语诗歌”。（语出奥登研究者门德尔松），而约翰·富勒则将这些诗称作“奥登的《人论》”。
对我来说，《战地行纪》散文部分和诗歌部分恰好昭示出两种不同的看待“现实”的态度，散文部分尽管有一些类似于小说的极为细致的细节描述，但总体而言是新闻报道式的，它关心的是历史事实和细节的准确性，当然其中也一定包含着作者自身的带有灵感的发现。而《战地行纪》的诗歌部分则形象地演示了一个卓越的诗人如何从“现实”取材为自己的文学观念和哲学观念服务的整个过程，我甚至觉得它为眼下中国诗坛关于诗与现实、政治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例证。组诗《在战争时期》总共有27首，前十二首几乎完全没有直接涉及奥登刚刚亲历过的中日战争，它们都和人类历史有关（取材于希腊罗马神话及圣经故事），每一首各自借用了历史记忆中的神话或人格原型：创世纪、伊甸园、为万物命名的亚当、农夫、骑士、国王或圣徒、古代学者、诗人、城市建造者、宙斯与盖尼米德的神话故事。这些貌似游离于“现实”的诗歌，其实赋予奥登审视历史的独特方法：他的人间情怀使他得以建立起历史与现世的道德联系，并顺便为整组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人类在面临危机时的道德取向。
在这些诗中，奥登并不急于展示战争的创伤，提出简单的控诉，而是以这些残酷的战争场景为契机，探讨更深层的人的道德、心灵、信仰等诸多问题。
奥登娴熟的讽喻技巧使他在诗行独有的音乐性中自如驰骋，而道德的各个面向也就被他敏捷地触及。第一首诗是整个组诗的创世篇，奥登借用《圣经·启示录》中神谕般的口吻，揭示了人类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情况：“最轻柔的风也会吓得他去改头换面。”其后有关农夫、诗人、骑士、古代占星家的诗篇都有一种隐晦的衰败的语调，诸如：“而暴君将他奉为一个典范。”“但突然间大地如此拥挤：他已不被待见。”“他看见了自己，凡夫俗子中的一个。”“他抱紧他的悲伤如守着一小块地。”这衰败的语调终于从第十三首开始将人们拽入战争的地狱般的场景。在这组诗中，奥登的义愤几乎是溢于言表的，但并不是以声嘶力竭的方式道出的，他始终谨守诗的法则，而这法则也赋予他圆润的感人的嗓音（就像我们在许多杰作里发现的那样，安静的语调、低声的倾诉往往更能打动我们），哪怕他在抨击或者愤怒。当然，我们需要立刻加注的是，由于之前十二首更抽象的诗作的铺垫，这抨击和愤怒已经处在更高的意义的维度上，它们一同践行着那句名言：“诗是语言的最高方式。”
当奥登在布鲁塞尔联邦街83号撰写这些诗歌时，中国之行刚刚过去不过俩月，《战地行纪》散文部分中记录的残酷的战争场景，人的苦难的场景一定还在奥登眼前闪动，但是奥登知道自己作为诗人的职责之所在，尽管他也说过“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但是担负的程度他说得很明确——一点。而且他也知道在衣修伍德的散文部分中，中国战地之行的事实细节将会得到淋漓精致地阐发，那么在自己的诗中，奥登就没有过多铺陈，而是将原本宝贵的诗行用来从更高的层面集中探讨他所关心的道德主题。第十七首是对商丘一家战地医院里伤病员的描写，我们先看看衣修伍德在散文里是怎样描写这间医院的：“我们发现有个房间里躺了十一个人，那里长不过十英尺，宽才八英尺。在一间屋子里，一条患了气性坏疽的腿散发出如此强烈的恶臭，我只得跑到外边，以免当场呕吐。这里没有X光设备，能够取出的子弹自然少之又少。那些伤重者只能听任其死去。”奥登当然也看见了这些强烈刺激感官的场面，但是在诗中没有滥用这种刺激感官的场景，在诗的第一行，奥登就用高度概括的方式描写了这些悲惨的伤病员：“他们活着，受着苦；已尽了全力。”接下来第二行出现了绷带的意象，但依然是有所节制的：“一条绷带遮蔽了生气勃勃的人世。”在这首十四行诗中，奥登又提到过“手术器械”、“一条腿的健康”、“一道伤”等医院意象，但是所有这些实在的现实意象都被诸如“人世”、“世界”、“真理”、“信仰”、“爱的思想”等抽象概念所削弱，最终这些实在的现实意象成为上述抽象概念的助产士——自然是在奥登高超诗艺的驱使下。也就是说，在这些诗中，奥登并不急于展示战争的创伤，提出简单的控诉，而是以这些残酷的战争场景为契机，探讨更深层的人的道德、心灵、信仰等诸多问题，的确对于每一个人没有比这些问题更迫切的了，如果文学不以这些问题为母题，文学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
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说，这本《战地行纪》是以诗歌为辔头的战地报道。衣修伍德撰写的散文部分，固然细致生动，有时不乏灵感闪现的描写，但是奥登的诗歌则将整本书提升到诗的高度，所有的苦难、怜悯都是在迹近漠然的更高的层面展开的，人们在地狱的景象中受苦，但是“山峦审判不了我们，若我们说了谎”，而“审判”和“说谎”自然都和道德裁决有关，这时候上帝在做什么？他保持静默——“大地听从着智慧的邪恶者直到他们死亡。”
《战地行纪》的散文部分从奥登和衣修伍德1938年1月28日进入广州开始，一直写到1938年6月12日他们乘坐“亚洲皇后”号邮轮离开上海为止，当时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激战正酣，两位年轻的英国作家几乎穿梭了大半个中国，因为中国当时正在积极争取国际援助，他们在中国所受到的礼遇也就可以想象了。在国民政府方面，他们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熊式辉、蒋鼎文的接见，而在汉口史沫特莱的居所，他们也偶遇了共产党的领导人周恩来、博古。所有这些人物，对于中国当代读者而言都堪称传奇人物，当然对于热爱西方诗歌的我来说，奥登也是一个传奇人物。这样的交集本身就令人神往，那个英文版《奥登诗选》封面上满脸皱纹的脸庞（奥登晚年照片），竟然也年轻过，更让人惊讶的是，奥登竟然和一众中国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有过面对面的接触，为他们拍照（奥登为周恩来拍的那张照片，是我见过的周恩来最漂亮的照片），向他们提问，倾听他们的回答。
从另一方面，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也因为奥登和衣修伍德细致的描述而变得生动起来，这是宋美龄：“她是个小个子的圆脸女士，着装高雅，与其说是漂亮不如说是很活泼，拥有一种几近可怕的魅力和自信。”这是蒋介石：“我们几乎不可能从眼前这个谢顶的、面目和善、眼睛黑亮的男子，认出新闻短片里那个披着斗篷、腰板挺得笔直的人物。在公开和正式的场合，蒋近乎是个阴险的怪物；他犹如某种幽灵虚弱而面无表情。在这里的私人场合，他显得和蔼而腼腆。”这是博古：“博古对每件事情都会笑——日本人，战争，胜利，失败。我们问他八路军都有什么最新消息，眼下的状况如何？‘很可怕！’博古哈哈笑着。”
这样的细节足以引起中国当代读者猎奇式的兴趣，当然作为文学家出身的“业余记者”，——奥登就曾说过：“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他们的视野比一般的新闻记者要广阔得多。仅举一例：当奥登和衣修伍德“从严酷的旅行中解脱出来”，在温州登上海轮准备前往上海，他们倚着栏杆，把硬币和十美分纸币丢到码头边沿，然后等着，看它们多久才会被人注意到捡起来。“一枚硬币就落在一个小男孩旁边，也就四或五岁，身上很脏。”然后小男孩不动声色地用脚趾头去够那个硬币，非常缓慢地把它拨到伸手能捡的位置，眼睛甚至都不曾往下看。把它放进口袋后，他站起身，带有一种极其漫不经心的神气，一摇一摆走开了。跟着则是英国小说家的慨叹：“这是我平生所见最令人震撼的事情之一，它道出了苦力挣扎求生的真实一幕。”如果这样的细节都被充分注意，可以想象这会是怎样一部巨细靡遗的珍贵历史记录。1938年战乱中的苦难中国借由这些文字而被完整保存。半年多的观察在历史的长河中只能算是惊鸿一瞥，但是文字自有一种切入意义深层的奇特惯性，换句话说，这本书仍旧可以使我们对于历史产生一种崭新的认识，甚至像刚打开的蒸笼，飘着触手可及的香味。
1938年，组诗《在战争时期》和长篇的《诗体解说词》告竣。这些诗作很快被誉为“三十年代奥登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许是三十年代最伟大的英语诗歌”。
如果《战地行纪》只有散文部分，它仍然会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但是在一众关于中国现代史的目击式见证式的书籍中，它顶多也就是较有特色的一本罢了。使这本书格外显得与众不同的是，奥登根据此次中国之行创作的组诗《在战争时期》以及长篇的《诗体解说词》，这些诗作提升了本书的价值，使它超越了新闻报道火热又急躁的面目，获得了某种恒久的文学价值。这些诗作带领我们上升，历史画卷——哪怕是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终于在视野中变得渺小和缥缈起来，从而获得了某种寓意，成为某种象征，而人在历史面前忐忑不安的道德动机则成为首先需要探讨的紧迫问题。
《战地行纪》散文部分最终是由衣修伍德操刀的，因而时常可以见到对于奥登的描述，比如“奥登递过了雪茄”，“奥登在看《荒凉山庄》”等等，但是衣修伍德的创作全部取材于他和奥登分别撰写的旅行日记，也就是说，奥登将中国战地行的事实报道部分都让给了衣修伍德来做。中国之行两个月后，组诗《在战争时期》和长篇的《诗体解说词》告竣。这些诗作很快被誉为“三十年代奥登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许是三十年代最伟大的英语诗歌”。（语出奥登研究者门德尔松），而约翰·富勒则将这些诗称作“奥登的《人论》”。
对我来说，《战地行纪》散文部分和诗歌部分恰好昭示出两种不同的看待“现实”的态度，散文部分尽管有一些类似于小说的极为细致的细节描述，但总体而言是新闻报道式的，它关心的是历史事实和细节的准确性，当然其中也一定包含着作者自身的带有灵感的发现。而《战地行纪》的诗歌部分则形象地演示了一个卓越的诗人如何从“现实”取材为自己的文学观念和哲学观念服务的整个过程，我甚至觉得它为眼下中国诗坛关于诗与现实、政治的争论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例证。组诗《在战争时期》总共有27首，前十二首几乎完全没有直接涉及奥登刚刚亲历过的中日战争，它们都和人类历史有关（取材于希腊罗马神话及圣经故事），每一首各自借用了历史记忆中的神话或人格原型：创世纪、伊甸园、为万物命名的亚当、农夫、骑士、国王或圣徒、古代学者、诗人、城市建造者、宙斯与盖尼米德的神话故事。这些貌似游离于“现实”的诗歌，其实赋予奥登审视历史的独特方法：他的人间情怀使他得以建立起历史与现世的道德联系，并顺便为整组诗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人类在面临危机时的道德取向。
在这些诗中，奥登并不急于展示战争的创伤，提出简单的控诉，而是以这些残酷的战争场景为契机，探讨更深层的人的道德、心灵、信仰等诸多问题。
奥登娴熟的讽喻技巧使他在诗行独有的音乐性中自如驰骋，而道德的各个面向也就被他敏捷地触及。第一首诗是整个组诗的创世篇，奥登借用《圣经·启示录》中神谕般的口吻，揭示了人类与其他生物不同的情况：“最轻柔的风也会吓得他去改头换面。”其后有关农夫、诗人、骑士、古代占星家的诗篇都有一种隐晦的衰败的语调，诸如：“而暴君将他奉为一个典范。”“但突然间大地如此拥挤：他已不被待见。”“他看见了自己，凡夫俗子中的一个。”“他抱紧他的悲伤如守着一小块地。”这衰败的语调终于从第十三首开始将人们拽入战争的地狱般的场景。在这组诗中，奥登的义愤几乎是溢于言表的，但并不是以声嘶力竭的方式道出的，他始终谨守诗的法则，而这法则也赋予他圆润的感人的嗓音（就像我们在许多杰作里发现的那样，安静的语调、低声的倾诉往往更能打动我们），哪怕他在抨击或者愤怒。当然，我们需要立刻加注的是，由于之前十二首更抽象的诗作的铺垫，这抨击和愤怒已经处在更高的意义的维度上，它们一同践行着那句名言：“诗是语言的最高方式。”
当奥登在布鲁塞尔联邦街83号撰写这些诗歌时，中国之行刚刚过去不过俩月，《战地行纪》散文部分中记录的残酷的战争场景，人的苦难的场景一定还在奥登眼前闪动，但是奥登知道自己作为诗人的职责之所在，尽管他也说过“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但是担负的程度他说得很明确——一点。而且他也知道在衣修伍德的散文部分中，中国战地之行的事实细节将会得到淋漓精致地阐发，那么在自己的诗中，奥登就没有过多铺陈，而是将原本宝贵的诗行用来从更高的层面集中探讨他所关心的道德主题。第十七首是对商丘一家战地医院里伤病员的描写，我们先看看衣修伍德在散文里是怎样描写这间医院的：“我们发现有个房间里躺了十一个人，那里长不过十英尺，宽才八英尺。在一间屋子里，一条患了气性坏疽的腿散发出如此强烈的恶臭，我只得跑到外边，以免当场呕吐。这里没有X光设备，能够取出的子弹自然少之又少。那些伤重者只能听任其死去。”奥登当然也看见了这些强烈刺激感官的场面，但是在诗中没有滥用这种刺激感官的场景，在诗的第一行，奥登就用高度概括的方式描写了这些悲惨的伤病员：“他们活着，受着苦；已尽了全力。”接下来第二行出现了绷带的意象，但依然是有所节制的：“一条绷带遮蔽了生气勃勃的人世。”在这首十四行诗中，奥登又提到过“手术器械”、“一条腿的健康”、“一道伤”等医院意象，但是所有这些实在的现实意象都被诸如“人世”、“世界”、“真理”、“信仰”、“爱的思想”等抽象概念所削弱，最终这些实在的现实意象成为上述抽象概念的助产士——自然是在奥登高超诗艺的驱使下。也就是说，在这些诗中，奥登并不急于展示战争的创伤，提出简单的控诉，而是以这些残酷的战争场景为契机，探讨更深层的人的道德、心灵、信仰等诸多问题，的确对于每一个人没有比这些问题更迫切的了，如果文学不以这些问题为母题，文学的价值将会大打折扣。
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概括说，这本《战地行纪》是以诗歌为辔头的战地报道。衣修伍德撰写的散文部分，固然细致生动，有时不乏灵感闪现的描写，但是奥登的诗歌则将整本书提升到诗的高度，所有的苦难、怜悯都是在迹近漠然的更高的层面展开的，人们在地狱的景象中受苦，但是“山峦审判不了我们，若我们说了谎”，而“审判”和“说谎”自然都和道德裁决有关，这时候上帝在做什么？他保持静默——“大地听从着智慧的邪恶者直到他们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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